“五千年一遇”洪水？王维洛揭水灾背后四大因素(图)
2021年7月21日，河南省郑州市遭遇暴雨袭击之后情景。（图片来源：STR/AFP/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1年7月24日讯】（williamhill官网 记者董林杉综合报导）河南遭受洪灾重创，而且尚未走出洪水的威胁，当全世界目光聚焦河南之际，中共当局一再强调“天灾”，企图以“千年一遇”、“五千年一遇”的借口来掩盖泄洪等人祸因素。官方既不回应多方质疑，也未启动调查，显然是要逃避责任。水利专家王维洛分析了造成郑州水灾的四个主要因素。
官方：河南水灾“五千年一遇”
据中共官媒报导，目前河南境内三十多座水坝的蓄水超过警戒线，其中十多座水坝面临溃坝。河南水灾死亡人数不断向上修正，郑州气象局称这次河南暴雨是“千年一遇”，河南水利厅随后将说法升级，形容这次大水乃“五千年一遇”。
不过，中国官方称这次洪灾是“五千年一遇”，引发中国网友痛批政府“甩锅给老天爷”。
网友表示，“看到这条第一反应就是挺不要脸的，这是把锅往老天爷头上甩”、“这种描述，稍微过过脑子就知道不可论证，除了想把所有责任归于不可抗力，还有什么作用呢？”、“5000年前的人类已经开始记录降雨了，太牛了”、“5000年你欺负人民群众都是文盲”。
针对官方声称河南水灾经历的是“千年一遇”、“五千年一遇”的说法，连中共自己的专家也出来驳斥，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1951年之后，中国才开始拥有完整的气象记录，到现在为止数据记录历史也就只有70年的历史，所以，所谓的千年不遇，百年不遇的说法，都不是严谨的科学的说法。
《美国之音》7月24日报导指，中国国内和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此次郑州洪灾问题上当地政府至少存在几个方面的责任。一是在气象部门发布强降雨警报后没有立即宣布地铁停运，致使大批乘客陷入险境。二是在特大洪水发生之前，没有对地铁入口的防水设施进行加固和防范。三是所谓“海绵城市”工程可能存在严重问题，形同豆腐渣工程。
王维洛：导致郑州特大水灾背后四大因素
中国近年修建的无数座大大小小的水坝究竟起到了防洪抗旱的作用？这次洪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在接受法广采访时分析了造成郑州水灾的四个主要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郑州的城市建设规画只注重水景的美，而忽略的河流的排水功能。
王维洛说，常庄水库位于郑州市的西南，往北部绕郑州市大半个园圈。郑州的母亲河贾鲁河在市又接纳了其他五六条河，再加上人工的地上河，也就是南水北调的中线水渠，所以南水北调干渠与贾鲁河水道将郑州市象包水饺一样的包起来。郑州市花费了534亿修建海绵城市，将贾鲁河修建得很漂亮，将郑州建成如苏杭一样的水城，但是，贾鲁河的排水能力却并没有受到重视。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建设考虑的重心并不是方便供水或者排水能力，而是为了发展房地产，提高GDP。
第二个因素，就是常庄水坝的无预警的泄洪。王维洛说这完全是违背规章的；而且泄洪的规模远远超出了周边河流的承载能力。
王维洛说：“今天我们知道常庄水库在2021年的7月20日上午十点半开始泄洪，泄洪后不久发现水库大坝出现管涌现象，现在知道大坝出现了13个管涌，可以肯定常庄水坝应该报废了。”
第三个因素，郑州的水资源的管理人员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犯下了同样的错误，也是1975年的错误，重视的是蓄水而不是排水。王维洛说，河南省传统是一个缺水的省份，管理人员重视的是蓄水而不是排水，没有做好应对非正常气候的情况下如何应对。
最后一个因素，就是信息缺乏透明。
王维洛说，习近平7月22日说河南各地出现内涝，河流超载，个别水库出现溃坝，这些消息外界根本无从得知，我对水坝溃坝问题十分关注，因为这是我的专业，但是，在习近平发表上述言论之前，我从未看到新闻部门报道相关的消息。同样，有关水灾死亡人数的信息估计也要再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才能够真相大白。
稍早前，王维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也直言，其实郑州7月20日发生的暴雨“绝对不是中国暴雨的极值”。他指出，中国最大暴雨出现在1963年，发生在邯郸、邢台和保定；第二次则发生在1975年的河南驻马店地区，那才是中国暴雨的历史极值。
当被问到郑州日前的灾情原因是较偏向天灾还是人祸时，王维洛直言，“这次水灾是郑州市在自己发展的过程中制造的”。
据王维洛的解释，当局在设计建造郑州市时，将这座本身地势就比较低的城市打造成了一个水乡，包括河流、湿地，一环一环的相互围绕。他说：“郑州的三环就是一条河，再加上南水北调的中线干渠，当上游的洪水下来的时候，当然全部都往郑州市中心灌。”
死亡人数关系到灾害级别与官员的乌纱帽
据官方7月23日公布威廉亚洲官网 伤亡数字，郑州暴雨导致超过50多人遇难。一天前的通报是全省33死亡，8人失踪。但外界普遍认为，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官方公布。
同时，外界质疑常庄水坝无预警的泄洪，不提前通知民众转移，无异于谋杀，这也是中共为何强压死亡数字，而且布置军警封锁隧道现场的原因。
不过，大陆媒体发布的报导在不经意间透露了一些实情。比如新京报网等陆媒24日报导，郑州的京广北路隧道是灾情最严重的地方之一，隧道内积水一度高达13公尺深，大批车辆、人员被困；据指目前已拖出逾200辆车，死伤情况则仍在确认中。
报导引述郑州市城管局副书记李平表示，经过3天的抽水搜救，已拖出逾200辆汽车，隧道内的积水下降至1.2至1.5公尺时，目测已经没有其他被困车辆。
当局21日在排水搜救过程中发现两具遗体，至于隧道内是否还有其他遇难者，李平表示无法确定，“现在还不敢说一定没有”。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指，真实的死亡数据不会向外公布，控制灾害死亡人数，这是中共宣传部门的传统做法，历经毛泽东、邓小平及后来数任总书记，经济大政随时修改，独这一点是中共的一贯传统。
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清涟撰文表示，据多年经验，真实的死亡数据不会向外公布，控制灾害死亡人数，这是中共宣传部门的传统做法，历经毛泽东、邓小平及后来数任总书记，经济大政随时修改，独这一点是党的传统。我当年在国内经历过深圳清水河大爆炸，记者从现场带回的死者照片共有近八十人（并非全部），但宣传部规定的死者就三人：两位公安局副局长与一位派出所所长。原因是当时规定：地方政府出现死亡十人以上的事故，算特大事故，行政首长须负领导责任——那时，连官员受贿数目定的标准也低，50万以上算特大贪腐案件，如今与时俱进，可能已经重新制定事故级别的死亡人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