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第一次发疯(图)

毛泽东（图片来源：Keystone/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1年6月18日讯】八十年代，笔者在河南偶遇一位五十年代的县委干部。他曾经对笔者说，毛泽东三次发疯，第一次是反右，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这个毛灾星害苦了中国人。

中共发动土改运动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和人身自由，发动镇反运动镇压了一切可能通过武力反抗共产党的人，发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剥夺了工商业者的财产。而后，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了知识分子，尤其是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组织起来的力量。

作为一个阶层，现代知识分子阶层与专制制度是对立的，是建立中国共产党文化专制的障碍。毛泽东掌握政权后，最为担心的是知识分子。因为，毛泽东知道知识分子大都有独立的人格，具有专业知识，不会轻易相信共产党的谎言。为保住自己的独裁统治，毛泽东开展了一系列压服和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1957年，毛泽东搞“阳谋”，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

反右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1957年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召开了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到会的有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名的无党派人士及刘少奇、朱德等人。会上毛泽东向党外人士说明了共产党“开门整风”的目的和意义，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从5月2日至5月12日，仅仅十天之内，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多次各类会议，向中共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多条意见、建议。他们提出了体制性问题，反对中共垄断权力，反对特权，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外行领导内行，主张扩大社会民主，加强法制等等。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共产党和中共政府批评的言辞十分激烈、尖锐。

章伯钧应邀参加由中共统战部组织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座谈会。他在一次发言中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章伯钧的这番言论，被中共认为是主张“轮流坐庄”的政治企图。于是，毛泽东本人将章伯钧打成第一大右派。

罗隆基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会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的失误，鼓励大家把冤枉委屈都申述出来。

储安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共产党所有。当前中国是“党天下”，党在国上，人在党上。

笔者曾经借阅过《北大民主运动纪事》。

青年学生，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是最为主动最为活跃的投身于右派民主运动的年轻力量。

1957年5月19日,第一张红色大字报出现在北大大饭厅的墙壁上，质问团委会出席”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学生们首先关注的是民主选举问题。第二张大字报是倡议开辟”民主墙”。由于一切报纸刊物都被共党把持,人民没有发表言论的地方，所以这张大字报关注的是言论自由的问题。5月20日下午5点钟后，已经有大字报160多张。

笔者难以忘怀的是沈泽宜、张元勋写的诗歌《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年轻人放开嗓子唱！---我的诗是一支火炬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篱，它的光芒无法遮拦，因为它的火种来自——五四！！！是时候了。向着我们的今天我发言！昨天，我还不敢弹响沉重的琴弦---。今天，我要鸣起心里的歌，作为一支巨鞭，鞭笞死阳光中一切的黑暗！

谭天荣写的《一株毒草》，建议北大学生自己创办一个综合性学术刊物。学生们很快办起了一份自己的刊物《广场》。

广场发刊词写道：”这个运动远远超出了党内整风运动的范畴，而且有了伟大的社会思想意识大变革的巨大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与观点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总之，这里—整风运动为主流的大变革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或思想意识的大革命，对一切要勇敢地再认识。----北大民主广场曾经是五四举火的地方，五四的先辈们曾在民主广场上集会点火与誓师高歌！----先辈的广场已经荒芜，我们很艰难地把它打扫干净，----来吧，朋友们！到广场上来！这里有自由而新鲜的空气，它可以震动你的声带，唱出你愿意唱的个性的歌”。

21日号，刘奇弟贴出了《胡风决不是反革命》大字报，要求释放胡风。他批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资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材料。

22日大字报大量增加，到处是辩论会、演讲台。23日，召开了一场大型辩论会，著名的民主人士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林希翎在北大作了第一次发言。她说，“胡风向中央递交意见书，怎能说这个意见书就是反革命的纲领呢？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的呢？”

林希翎说，她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他们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产党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政策，这是最笨的办法。现在他们封锁新闻，例如，北大如此轰轰烈烈，为什么报纸不报道！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有靠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她大义凛然地说，我既然到了这里，就是冒着风险，坐牢也没有关系。

5月27日，林希翎在北大作了第二次发言。她首先坚持认为个人崇拜与社会制度有关。她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在我国表现为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发展下去可能会转化为对抗性的。她说，现在有人在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时，总说是最好的社会，这个“最“字，本身就是形而上学。她认为一个政党也好、一个人也好，进步的标准是能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动社会进步。不能的话就是反动。斯大林在后期阻碍社会发展，因此是反动的。

6月20日林希翎被《人民日报》点名，成为五七反右运动中第一个大学生中的大右派。

严仲强在《“疯子”的话》里说：我并不想认为这次整风对我是一次恩赐，相反，我认为这是一个稍有见识的政党都应当采取的一种手段，要统治就得给人民以民主、自由。老爷们、公子们尽管你们道貌岸然，但是掩盖不了你们的罪行，历史是不容抹杀的，让你们发抖吧！让你们从宝座上滚下来吧！我建议学校中开放唯心主义课程，应当和唯物主义课程处于某种均势，这样才可能批判唯心主义。

1957年7月已经开始反右了，严仲强又写下《压制不了的呼声》：事实上即使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是可以批评的，例如南斯拉夫公有制形式和苏联公有制形式并不相同，人们自然有理由怀疑现在的公有制形式是否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最好的形式，对于这种要求不应该诬蔑为修正主义，事实即使有人要回到资本主义，只要他们不以行动来推翻社会主义，并且讲出自己的论点，那么也还是属于百家争鸣范围的。为了真理、人道、民主、自由，我可以牺牲一切。

蒋兴仁在《论现行选举方式的不民主和民主方式的实行》一文中，要求民主选举学生会。指出由领导个人决定，没有竞选的选举，实质上不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不民主，选举成为人民出卖主权的手续，把主权让给独裁者。

王国乡说：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整掉某个共产党员的三个主义，就会万事如意，不会的。如果缺点只是个别人造成的，为什么全国普遍各地都是如此。关键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陷问题。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没有这些社会主义就会枯萎，要保卫社会主义就必须给人民以权力，让我们在精神上，正如在经济上一样自由。如果人民的义务只是服从领导，体会领导意图，那么‘三个主义’在运动中被整掉，还会再起。要民主，不能只是文字的空头支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国尚没有颁布民法、刑法等必要的法律。人民民主只是领导者的意图、恩赐，这怎么会没有三大主义。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我们要做国家和自己的主人。

钱如平表明他的态度是：头可断，血可流，真理决不能丢。他评论说，中国的生产资料主要掌握在军政要人手中，并不掌握在群众手中。

马云风认为共党的组织手段存在以党代政和公民选举权不平等问题。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各种手段都具有一种共同的特性，就是，不管对错，只要是党的决定就能够加载在人民的身上。所以党和人民之间就有发生一种强制性的可能。他提倡让青年独立去思考，大胆怀疑，勇于幻想，甚至对党的政策、方针也可以怀疑。他嘲讽地说，反党就是反革命吗？这是很可笑的。

王书遥在《高度集权是危险的》一文中说：斯大林错误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这一教训时，没有归于制度本身有毛病，而却归之于“人的思想情况“，我认为是很不妥当的。----为了使人民群众认识水平提高，必须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来决定一切。任何在理论上或在实际上，不论以何种隐蔽的形式对人民作用的降低，都会妨碍这点。如果使群众觉得有了一个可靠的领导者，有了一个可靠的党，它100%的正确只要跟着他走就完事大吉了，这就使群众必然日益产生依赖思想，日益麻痹。也必然得出了贬低自己作用的论调，诸如什么”共产党是自己的解放者“，什么”毛主席是自己的大救星“，什”‘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于是一切功绩都是共产党赐给的，解放是、民主自由是、大鸣大放也是，但是不，决不是这样，人民群众才是自己的解放者。---六亿人民的生活决不应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危险”。

岑超南说，没有人民的绝对权力，没有人民的民主监督，不论如何整风，整来整去，都不过是一阵风。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扫空。我坚决要求以下民主措施:严格保证宪法的公民权利。人民对领导有绝对的实际的监督批评罢免权力。反对人事制度的神秘化，专横化，人事制度要受人民监督。除政府、军事及特殊部门外，一般不滥行保密，以免借保密干坏事。反对新闻封锁，压制言论，扩大参考消息发行，民主墙经常化。干部政策要德才兼备，反对党团特权化，反对“盲从便是德“。

岑超南说，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的原因：一、法制问题，宪法的人民权力尚没有得到绝对的保证。二、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由于尖锐的阶级斗争而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使领导与群众决不是真正的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而是绝对服从的关系。---三、言论自由问题。在人民内部事实上并不存在言论自由，在反动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在政治压力之下，更可怕的是“对领导不满，便是反党“的舆论下，任何反面意见都遭到毁灭性的围攻，任何片言只语都可以列入肃反材料，将来有无穷后患，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民主是不存在的。岑超南在文章中最后说，特殊阶层，安息吧！

刘绩生在《我要问、问、问？？？》中写道：除去右派分子以外，一般人很少给党中央提意见。党中央似乎也没有交待过自己的缺点。我想知道的是“三害“的蔓延全国是否与党中央的领导有关？是否一切错误只在下面存在？而党中央能自我独清”一尘不染“？如果有那么多错误。为什么不能让人民了解？---最后，不管人们是否乐意，我仍要振臂高呼：思想大解放万岁！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万岁！

燕遁符说，在英国、法国----工人认为民主自由式人的基本权利，是本份，而在我们这里，很多人却认为民主自由是领导者给我们的恩赐，---故在我们国家如果不特别强调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特别容易产生“三害“。我们这里民主太少了，----这使广大人民的智慧发挥不出来，大大妨碍了社会的发展。

5月19日后，北大的大字报越来越多，举办了多次辩论会，有人恶意攻击学生们的言论是反革命煽动。5月22日，林昭在辩论中，公开反对那些上纲上线的批评。1957年秋，林昭、沈泽宜、张元勋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林昭被抢救过来后，当局认定她态度恶劣，加重判处她劳动教养三年。林昭自然不服，她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

中共极权集团残酷处死那些敢于站起来说真话、维护生命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的真正的中国人，林昭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1968年4月29日下午，两个武装人员押着林昭，，她的口中被塞着东西。他们从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枪开枪，她先中一弹，倒地爬起，又中两弹，扑于荒原！然后四凶手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驶疾驰而去！4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中国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楼上的林昭家中，出现了一桩“史无前例”的“天下奇闻”！一个家伙在楼下呼叫“许宪民”这个名字，林昭的妹妹彭令范闻之急忙开门，面对着她的惊惧神态，他表现出一副不屑详言的恶棍骁勇与杀人娱乐后的快感快意之神色，使彭令范终身难忘！他一共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开始似未听懂，继而意识到噩耗成真之后，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晕厥于室内地上，彭令范拿了五分钱的硬币打发了那个刽子手，他对“尸体现在何处”的询问一言不答，犹如未闻，扬长而去。林昭母亲几番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级法院询问林昭的遗体究竟被如何处理？如果掩埋，埋于何处？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绝皆不奉告，而且声厉色狞，拒于门外！林昭母亲终于迷失了记忆，她挎着一只竹篮、提着昔日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梦游与呓语。终于有一天，她倒在繁华的马路旁的人行道上，遍体鳞伤，面颊青肿，口鼻流血，一只鞋失落远处，竹篮与竹杖已被踩扁和踩断。她是被红卫兵小将打死的！他们说她是大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亲，林昭已被枪毙了，也不能叫这个反革命老太婆活着！一声吆喝，簇拥围打，拳脚交加，顷刻命绝。

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中共执政八年所产生的严重问题，而是感到了恐惧。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倒打一耙：“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毛泽东指示中共要继续钓鱼。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诬蔑“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是社论在最后还是说“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有意引蛇出洞。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另一篇社论（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祗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7月17日至21日，毛泽东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部署反右斗争。8月3日，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将提意见的人定性为右派，与中共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镇压开始了！

反右派运动总共打出多少右派？

官方认定的五十五万二千多人，某些学者认为三百多万。罗冰在《1957年发生的那件事解密了》一文中坚持说：“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还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划为‘中右’”。按照官方认定的五十五万二千多人，依照周恩来于一九五六年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提到当年全国小教以上知识分子共计五百五十万人，右派占知识分子总数已达十分之一以上。按照罗冰提供的数字，右派占知识分子总数高达百分之五十七之一以上。

毛泽东对此得意洋洋，说什么“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7-18]）

毛泽东真乃丧心病狂之暴徒！

右派们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大多数右派分子遭受长达20多年的歧视和迫害，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再次遭到猛烈冲击。述说右派们悲惨命运的文章很多，建议读者可以阅读《惨死在甘肃省夹皮沟的右派烈士们》一文。

知识分子的仇敌

自秦朝始,中国成为一个专制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家族专制统治，历代专制君主首先要维护思想统治。自汉武帝始，儒家学说被历代专制君主奉为正统思想。知识分子要想在社会中安身立命，必须信奉儒家学说。儒家学说成为历代专制王朝的思想统治工具。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行马列主义极权意识形态的政党。借助苏俄的支持夺取大陆后，中共就开始建立马列主义极权意识形态。马列主义被中共奉为正统思想，成为中共的思想统治工具。知识分子要想在社会中生存，必须信奉马列主义。1949年前的知识分子大都有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教育背景，中共要建立思想统治，就必然用权力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迫使知识分子皈依马列主义，对中共俯首听命。

中国共产党党内，毛泽东的“皮毛”谬论表现出他对知识分子的蔑视态度。他从马列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工农阶级是社会的主体，无视知识分子社会主体的作用；又从阶级斗争立场出发，认为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是中共进行思想统治的障碍。为此，毛泽东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红学家"俞平伯，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政治围攻。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公开批判最后演变成政治上的肃反运动，大搞文字狱。知识分子第一次感受到中共的屠刀加载脖子上。毛泽东公开叫嚷“舆论一律”：“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57-159页）

毛泽东把一切不信仰马列主义，不跟随共产党的人定义为“反革命”。毛泽东要用专政的方法，剥夺一切“反革命”的言论自由和法律保障。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的立命之本。毛泽东通过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剥夺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发言权。知识分子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不说话。中国共产党把知识分子打到了社会底层：地富反坏右。文革时，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

人的利益是不同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力告诉他人应该信仰什么，也没有能够剥夺别人言论自由的权力。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无耻，没有一个人像毛泽东那样卑鄙，竟然用枪杆子改造知识分子，剥夺知识分子自由思考、自由言论和自由写作的权利。

国贼毛泽东是人类自由精神的死敌。

民主党派名存实亡

反右派运动，以整肃知识分子开始，以非党化民主党派告终。

中国的民主党派主张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国家实行民主宪政制度。抗战胜利后，中共假借民主党派的宪政旗子，反对国民党。1945年7月，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时，黄炎培曾问毛泽东：“怎么能摆脱中国王朝更迭的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章立凡：“我父亲到大陆的时候，我母亲还在香港。父亲晚年时，我母亲曾经问他，现在都落到了这个地步，你把我叫回来究竟为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是在文革时期。我父亲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以为他们真的要搞民主了’”(章立凡《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

难以置信的是黄炎培、章乃器等民主人士竟然相信了中共的谎言。要知道，苏俄是一个党天下的极权国家，中共要走的是苏俄党天下之路，怎么可能搞民主呢！在夺取大陆政权之前，中共只是把民主党派当作牵制国民党的暂时的同路人而已。对于民主党派，“共产党是什么态度呢？在现在看到的资料中，有一封1947年毛泽东写给苏共的信，他的观点就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共之外的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后来，斯大林在1948年给他写了回信，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斯大林认为，这些党派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作用，将来得成立联合政府，还要跟他们合作”(章立凡《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毛泽东明确地表明中共夺取大陆之后，民主党派的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毛泽东要建立中共党天下。由于主子斯大林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中共不得不同民主党派合作，但是中共一定要保证对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绝对领导“。1949年7月，刘少奇访问了苏联，他向斯大林请教，中共真的要当家了，应该怎么当这个家？他在给苏共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中说，政协筹备会已经组成，共有筹备委员134名，其中中共党员43人，与中共保持绝对一致的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中间偏右的有12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个秘密党员，中共可以保证对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绝对领导；在筹备会中另外设立常务委员会，有委员21人，同样可以保证我党的领导地位，就是说，这是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情”(章立凡《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

一旦归顺了中共，民主党派便处于中共的领导之下。“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大概在1950年，李维汉宣布，中共已同各民主党派达成了协议，即民主党派不能在军队、军事机关、军事院校等军工单位发展成员。后来，中共又将这个范围作了进一步扩大，扩展到情报机关、驻外使领馆、少数民族地区”(章立凡《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民主党派不得随意发展成员。民主党派“军队国家化”的主张被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所废除。此外，中共安排一些中共党员在各个民主党派内抓组织工作，民主党派的费用由国库支出。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行中共控制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协变成了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不再具有立法和监察的权力。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丧失了独立性，成为几个美化中共的花瓶。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中共将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划为右派分子，民主党派变为改造的对象，终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完全停止了活动。

1957年，毛泽东通过发动反右运动，实现了党天下。而后，1966年，毛泽东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实现了毛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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