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于5月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表示，中国要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图片来源:HECTOR RETAMAL/AFP /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1年6月7日讯】在中共与西方的外交僵局不断加深之际，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释放出对外宣传工作调整的信号。虽然他讲话中的措辞一反中共外交“战狼”风格，但观察人士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对外战略发生重大变化。
据消息，习近平于5月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表示，中国要在国际社会广交朋友，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在主题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这个场合，他还强调要在对外宣传中注重基调，“谦逊谦和”。
伴随“战狼”风格近年来主导中国外交，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因此，这一表态的时机与其对中国对外策略的影响成为外界主要关注点。
中共的国际形象遭到史无前例的重创
这是中共十九大后由25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就针对“对外宣传”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在讲话时提到，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
中共今年正在筹备庆祝政党成立100周年，明年中国还将迎来北京冬奥会与中共二十大这两大吸引国际关注的事项。而中共当局近两年来在多个问题上遭遇国际社会批评，其中包括北京被指侵犯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人权的问题，对香港民主派的打压，以及中共病毒疫情溯源问题上的透明度等。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没有明显改善，且中国与澳大利亚、欧盟和日本的关系也不断下滑。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针对欧美与亚洲14个发达国家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新冠疫情与“战狼外交”等因素使中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负评升至十多年来的最高点。
路透社去年曾援引多个消息来源报道称，中共政权的一份内部报告发出警告，指北京正面临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最严峻的国际形势。
中共的国际战略并未改变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杨大利认为，在中美关系与中国外交整体布局均陷入胶着的当下，外宣是外交事务的中间一环，中国领导人如今或是希望从战术上进行调整。但他指出，习近平这次讲话并不意味着北京承认错误，中共当局“只是在说可以做得更好”。
此次习近平的讲话是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做出的。杨大利认为，从中共体制来讲，这种场合的性质不比政治局会议，更多在于借此“加深一下党的领导对这个主题的认识”。
他还认为可以从此次另外两个信息看出，中共可能会在形势与方法上有新做法，但无意对对外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一个是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要加强对中共的阐释。习近平称，“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杨大利称，习近平与他的几位前任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习近平讲话强调共产党合法性，“让大家理直气壮地宣传共产党执政”。此次继续强调这一点显示“所谓战狼风格是不会变的”。
另一个是此次讲课学者的选定——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张维为。他在过去几年中屡称西方媒体“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偏见甚至敌意”，称西方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报道不实事求是”。
《中国纪检监察报》6月3日引用张维为表述称，“为了更好地与西方交流，我们要学会与西方交锋，交锋之后往往才能更好地交流。”
报道称张维为表示，“我觉得中国也确实到了这么一个时候，对于误读中国，特别是恶意误读，该出手就出手，该调侃就调侃，该当头棒喝就当头棒喝，该和风细雨就和风细雨。”
杨大利认为，选定张维为意味着这次学习“实际上是中共自己人在做一些反思”。“他这些年所推动的东西毫无疑问代表着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对美国有时候是蔑视，某种程度上这也展现出很多在做外宣工作人的风格和基调，因此这并不是一种完全批评的态度，而是他们自己人在反思‘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还要做得更好’。”
习近平讲话只是措辞低调
从习近平讲话内容来看，此次他的语气明显更加温和。他在讲话时提到，要在外宣中加强“感召力”、“亲和力”、“说服力”。同时，还要广交朋友，不断扩大中国的“国际舆论朋友圈”。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宋文笛注意到，习近平的讲话内容与拜登此前的重要表态可以形成对照。例如，拜登曾在就职总统后首次记者会上表示，民主与专制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他称习近平认为专制是未来的潮流，民主在越加复杂的世界中将无法发挥作用，而美国“必须证明民主在发挥作用”。
宋文笛称，习近平此次称要帮助国外民众了解中共“为什么能”，是在间接回应“拜登再三透露的危机感”，意在强调中共政权的“绩效正当性”。
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习近平还回避了外国人介意涉及意识形态推广的“中国模式”字眼，使用凸显借鉴务实经验的“中国方案”，此举“意图将中西双方的歧义从战略层级降温到例如脱贫等实际层面问题，重新定位二者之间的关系”。
他也认为，习近平这番讲话意在强调中共大外宣的战术转型。“在措辞上勇于吸纳西方词汇、在沟通上凸显中国经验的普世共同性，借此弱化外界压力”。
在他看来，对内强调社会主义体制优越性的中共政权，未来可能希望将对外关系与其国内政治气氛脱钩，但中共在体制论述层面很难做到与其他体制相容，且负责对外传播的外交与外宣体系人员工作时又无法完全不顾及国内氛围与个人政治发展，这都会对北京的调整带来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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