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病毒（图片来源：Adobe stock）
【williamhill官网 2021年5月12日讯】（williamhill官网 记者肖然编译/综合报导）美国科学记者韦德在《Medium》上发布的COVID19病毒起源报告，近日被多家主流媒体提及。报告列出了相关证据，探讨是谁在武汉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据《National review》5月6日的报道指出，韦德的报告最具说服力之处在于其描述了自然起源的不合理性。“这不再是一个真正的实验室泄漏理论；证据也指向一个实验室创造的理论。”
韦德的报告较长，在此分为四期连载译文。
Covid19大流行肆虐全球已超过一年。死亡人数很快将达到300万。然而，大流行的起源仍不确定，政府和科学家的政治议程和主流媒体似乎都无助于消除其中的疑云。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梳理可用的科学事实，这些事实提供了许多线索，并为读者提供了做出判断的证据。然后，我将尝试评估谁该为此责任，这始于但远远超出了中国政府。
本文涉及到一些有关病毒的分子生物学的知识。因为科学提供了穿过迷宫的唯一确定的线索。
引起大流行的病毒称为SARS-CoV-2，可简称为SARS2。众所周知，其起源有两种主要理论。第一，它从野生动植物自然地跃迁到人类。另一个是该病毒在实验室被研究时逃脱。如果我们希望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这非常重要。
我将描述这两种理论，分析哪一种对现有事实提供更好的解释。迄今为止，两种理论都没有直接的证据。因此，我仅提供线索，没有结论，但是这些线索指向一个特定的方向。
两种理论的故事
大流行于2019年12月首次爆发后，中共当局报告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发现了许多感染案例。这使专家们想起了2002年萨斯（SARS1）流行病，由蝙蝠将病毒首先传播到了小动物，在海鲜市场上出售的动物，也从小动物传播给人。2012年，类似的蝙蝠病毒引起了第二次流行病，名为MERS，那一次中间宿主是骆驼。
病毒基因组的解码显示，它属于一个称为β冠状病毒的病毒家族，SARS1和MERS病毒也属于该家族。这种关系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像它们都是一种天然病毒，已从蝙蝠通过另一动物宿主跳到人类身上。海鲜市场联系是SARS1和MERS流行病唯一相似之处，很快就被打破：中国研究人员在武汉发现了较早的病例，与海鲜市场没有联系。但不久后，将有更多证据支持自然出现时，这似乎无关紧要。
然而，武汉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所在地，武汉病毒研究所是世界领先的冠状病毒研究中心。因此，不能排除SARS2病毒从实验室逃脱的可能性。
现在，有两个合理的起源场景。
从一开始，两个科学团体的强烈声明就形成了公众和媒体对自然出现论的支持。然而，这些陈述并未受到严格审查。
一群病毒学家等人于2020年2月19日在《柳叶刀》上写道：“我们一起强烈谴责阴谋论，这些阴谋论表明COVID-19不是起源于自然”。他们说，科学家“以绝对优势得出结论，这种冠状病毒起源于野生动物”。
恰恰相反，病毒可能已从实验室逃脱引发了疫情，这不是阴谋。当然，我们需要探索它，而不是一味地拒绝它。优秀科学家的一个标志是，他们要竭尽全力区分自己知道的和不知道的。而《柳叶刀》署名信的作者却向公众保证了他们无法肯定是真实的事实。
后来发现《柳叶刀》的信是由纽约生态健康联盟主席达兹萨克（Peter Daszak）起草。这一组织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冠状病毒研究。如果SARS2病毒确实从他资助的研究中幸存，那么达兹萨克有可能成为罪魁祸首。这种尖锐的利益冲突并未告知《柳叶刀》的读者。相反，这封信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声明没有利益冲突。”
20年来，在公众的关注下，达兹萨克这样的病毒学家一直在玩危险游戏。他们在实验室中制造出比自然界中存在的病毒更危险的病毒。他们争辩说，这样做是安全的，而且通过超越自然界，可以预测和预防自然的“溢出”，即病毒从动物宿主到人的传播。如果SARS2确实从这样的实验室逃脱，公众的愤慨之风将影响到世界各地的病毒学家，而不仅仅是中国。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编辑雷加拉多（Antonio Regalado）2020年3月所说： “这将彻底颠覆科学建筑。”
对于公众态度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二个声明是2020年3月17日在《自然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封信（实际是观点文章）。作者是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安德森（Kristian G.Andersen）领导的一组病毒学家。“我们的分析清楚地表明，SARS-CoV-2不是实验室构建物，也不是故意操纵的病毒，”
确实，一些较旧的剪切和粘贴病毒基因组的方法保留了明显的操纵迹象。但是，被称为“无视”或“无缝”方法的较新方法并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标志。其他操纵病毒的方法也没有，如连续传代，即病毒从一种细胞培养物向另一种细胞的反复转移。如果已经通过无缝方法或串行传播对病毒进行了操纵，则无法得知情况是否如此。安德森和同事正在向读者保证他们不知道的事情。
他们的来信在讨论部分开始，“SARS-CoV-2不可能通过实验室操作相关的SARS-CoV样冠状病毒而出现”。但是，等等，领导者不是说该病毒显然没有受到操纵吗？当提出他们的推理时，作者的确定性似乎下降了几个等级。
一旦使用了技术语言，滑移的原因就很清楚了。作者给出的假设认为不可能进行操作的两个原因尚无定论。
首先，他们说SARS2的突突蛋白与目标ACE2受体结合得很好，但是与物理计算表明最适合的方式不同。因此，该病毒一定是通过自然选择而非操作产生的。
如果这个论点似乎很难理解，那是因为它是如此的紧张。作者的基本假设（没有明确说明）是，任何试图使蝙蝠病毒与人细胞结合的人都只能以一种方式做到这一点。首先，他们将计算人ACE2受体与病毒锁存的刺突蛋白之间的最强拟合度。然后，他们将相应地设计刺突蛋白（通过选择组成它的氨基酸单元的正确字符串）。但安德森论文说，由于SARS2穗蛋白不是这种计算得出的最佳设计，因此无法对其进行操纵。
但这忽略了病毒学家实际上使刺突蛋白与选定靶标结合的方式，这不是通过计算，而是通过拼接来自其他病毒的刺突蛋白基因或通过连续传代而完成的。通过连续传代，每次将病毒的后代转移到新的细胞培养物或动物中，就选择了更成功的方法，直到出现一种与人类细胞真正紧密结合的蛋白。自然选择已经完成了所有繁重的工作。安德森论文关于通过计算设计病毒刺突蛋白的推测与病毒是否被其他两种方法之一操纵无关。
作者提出的反对操纵的第二种观点更加人为。尽管大多数生物都使用DNA作为遗传物质，但许多病毒仍使用DNA的近亲表亲RNA。但是，RNA很难操作，因此研究基于RNA的冠状病毒的研究人员首先会将RNA基因组转化为DNA。他们通过添加或改变基因来操纵DNA版本，然后安排操纵的DNA基因组被转换回传染性RNA。
科学文献中仅描述了一定数量的这些DNA骨架。安德森小组写道，操纵SARS2病毒的任何人都“可能”使用了这些已知的主干网之一，并且由于SARS2并非源自其中的任何主干，因此并未受到操纵。但是这一论点显然没有定论。DNA骨架非常容易制造，因此很可能使用未公开的DNA骨架来操纵SARS2。
就是这样。这是安德森小组提出的两个论点，用以支持他们宣称SARS2病毒显然未被操纵的声明。这个结论基于两个无定论的猜测，使全世界的新闻界相信，SARS2不可能逃脱实验室的考验。
科学是一个自我纠正的专家社区，他们不断检查彼此的工作。那为什么其他病毒学家没有指出安德森小组的论点充满了荒谬的漏洞呢？任何挑战社区宣称观点的病毒学家都有可能遭到其下一个捐款申请的拒绝，该小组的另一位病毒学家小组建议政府赠款分配机构。
达兹萨克和安德森的信件实际上是政治性的，但效果惊人。主流媒体的专业记者不但没有挑战两人的主张，而是指出，专家们的共识已将实验室排除在问题之外或极不可能。
对自然起源说的怀疑
直到2021年2月左右，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访问中国前，自然起源论一直是媒体的首选。该专家组的组成和访问受到中共当局的严格控制。其成员（包括无所不在的达兹萨克）在访问之前、期间和之后一直断言实验室逃逸说极不可能。但这并不是中共一直希望的宣传胜利。显而易见的是，中方没有证据，为自然起源论提供支持。
这是令人惊讶的，因为SARS1和MERS病毒都留下了丰富的痕迹。在疫情爆发后4个月内确定了SARS1的中间宿主物种，9个月内确定了MERS的宿主。然而，SARS2大流行爆发已经15个月，中国研究人员仍未找到原始蝙蝠种群，中间宿主，也找不到任何血清学证据证明任何中国人，包括武汉市的某人曾在2019年12月前接触过该病毒。自然起源说仍是一种推测，尽管一开始看起来很合理，但一年多来却没有丝毫支持证据。
这时，应该认真考虑SARS2实验室逃逸的可能。
为什么会有人想制造一种能引起大流行的新型病毒？自从病毒学家获得了操纵病毒基因的工具以来，他们就认为，通过探索某种动物病毒与人类的距离可能有多近，就可领先于潜在的大流行。病毒学家断言，这证明了进行实验室实验以增强动物病毒感染人的能力。
基于这种原理，他们重新创建了1918年流感病毒，展示了如何从已出版的DNA序列合成几乎灭绝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并将天花基因引入相关病毒。
病毒功能的这些增强被俗称为功能获得实验。对于冠状病毒，刺突蛋白尤其令人感兴趣，刺突蛋白会在病毒的球形表面周围突出，并几乎确定了它将靶向的动物种类。例如，荷兰研究人员2000年通过对老鼠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进行基因改造，使其只攻击猫。
在事实证明蝙蝠冠状病毒是SARS1和MERS流行的来源之后，病毒学家开始认真研究它们，了解蝙蝠病毒的刺突蛋白在感染人之前需要发生什么变化。
由中国蝙蝠病毒研究专家石正丽（又称“蝙蝠女”）领导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云南蝙蝠洞进行了频繁考察，并收集了约一百种蝙蝠冠状病毒。
然后，石正丽与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著名冠状病毒研究人员巴瑞克（Ralph S.Baric）合作，重点是增强蝙蝠病毒攻击人类的能力，以便“检查循环蝙蝠冠状病毒（冠状病毒）的出现潜力（即感染人类的潜力）”。2015年11月通过感染SARS1病毒的骨架并用蝙蝠病毒（称为SHC014-CoV）中的一种取代了其刺突蛋白，从而创建了一种新型病毒。至少在针对此类细胞的实验室培养进行测试时，这种病毒能够感染人的呼吸道细胞。
SHC014-CoV/SARS1病毒被称为嵌合体，因为其基因组包含来自两种病毒株的遗传物质。如果要在石博士的实验室中制造SARS2病毒，它的直接原型就是SHC014-CoV/SARS1嵌合体，其潜在危险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巴瑞克和石正丽在2015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到了明显的风险，但认为应该权衡预见未来的益处。如今看来，可以说获得功能研究在预防SARS2流行中的价值为零。如果确实在功能获得性实验中产生了SARS2病毒，该风险是灾难性的。
注：资深科学记者韦德曾在《自然》杂志、《科学》杂志和《纽约时报》工作多年。
（待续）下期内容：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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