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编导蔡玉玲（图片来源：PETER PARKS/AFP via 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1年5月1日讯】港台编导蔡玉玲凭铿锵集《七二一谁主真相》获颁“金尧如新闻自由奖”，翌日却被法庭定罪，指她故意向运输署作出“虚假陈述”，以取得涉及七二一事件车辆的资料。
蔡玉玲获罪后一度落泪，是为新闻自由也为法治而哭。一位专业记者尽其本事，认出七二一当晚涉嫌运载攻击性武器交给歹徒袭击市民的车辆，遂向运输署索取该车辆资料，然后按图索骥，追寻车主了解情况，逐步迫近元朗黑帮无差别袭击市民的真相。蔡玉玲完成专业任务，取得大奖殊荣，实至名归，竟被当局起诉，法庭判罪。这一刻，不啻是同步宣判法治失灵，因为公检法三方面都出了毛病，既无法保障新闻记者按专业行事，更让涉嫌违法者免被追究。
公安单位首要任务该是缉拿七二一袭击者全部归案，怎可忘恩负义，把发掘侦查线索的记者踢落法网；律政司话说须按照公共利益决定是否检控，却拿记者常用的调查手段开刀，彰显官方拥抱的公共利益，排斥监督时弊的新闻报道。公安及检察如此表现，尽管市民不该习以为常，但从近年的办案手法观之，今次做法也许是见怪不怪，反而裁判官今次的司法考虑和判决，体现公检法三者竟不谋而合，也摆明不顾新闻自由的诉求，确是超出常识所能理解。
法官的错失在于解释法律的观点狭隘。蔡玉玲查册，是要找出七二一当晚运送攻击性武器车辆的车主，再追查拿取武器的可疑行凶者，整个新闻调查都涉及当时元朗的交通及运输情况，符合三大申请用途之一，即第三项“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事宜”。但法官的偏见，一是将新闻和交通及运输视为互不相关，即使索取车辆资料用作新闻调查以澄清真相，两者也当作无交集之处。二是法官界定查册目的限于“跟自身有关的用途”，因此记者纵有良好目的，为公共利益而查册，也难逃法网。
法官的另一错误，在于熟视无睹《基本法》对新闻自由的保障。《基本法》在上，法官大可按照政府有责任协助市民实践公民及政治权利的原则，对“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事宜”作较为宽阔的解释，容许记者索取车辆资料进行与交通事宜有关的新闻调查。裁判官没有这样做，是欠缺宪政的眼光，但也都算了，总不能把新闻与交通事宜互相无关的一己观点，硬塞到被告人身上，并据此判定她明知两者不同，却剔选第三项申请原因，最后裁定刻意虚报罪成。
其实法官真懂中文的话，不该将“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事宜”与“其他交通及运输事宜”混为一谈，否则“有关”两字即属多余。法庭接纳控方提供“有关事宜”的例子，如车辆可能导致人命伤亡或财物损失、无人看管车辆导致道路阻塞等，受影响人士便可索取车辆资料，再以法律程序追讨责任。其实这些例子都离不开“交通及运输事宜”，而有关事宜该指跟交通及运输有关系的事情，范围较为广阔，如车辆运送攻击性武器，虽然运输途中行车正常，并无抵触交通规例，但携带攻击性武器即属违法，车辆不算非法使用道路，司机也是非法使用车辆。
无疑，此事不是单纯的交通及运输事宜，还涉及一些刑事罪行，但事件关乎“车辆与道路的使用”，但怎能说与交通及运输事宜无关？更何况，这批武器若证实是当晚的伤人凶器，由车辆非法运送造成他人的身体伤害，远远超过一般交通意外导致的损失，何以法律可以让人追查车主资料，法官却要禁止记者寻求真相？
不错，法官提议记者可绕过申请程序，直接要求运输署长提供车辆资料，但既然只容许法官所认可的三种情况下才能查册，署长又何来酌情权，给予记者资料？又即使署长有酌情权，申请过程除了费时失事，更是贬损新闻自由，把宪政权利降为行政部门的酌情决定。
法官在判词经常提及，查册的立法意图不可能让人任意“滥用”所得资料，但蔡玉玲将资料用于采访和报道，努力迫近七二一事件的真相，有何滥用之处？若无滥用，何以不受法律保障？相反，若法官是暗指蔡玉玲滥用资料而罪有应得，但明显不过，她的有罪并不源自过错而是源自正当的行为，今次法庭彰显的不是公义，而只能是堕落。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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