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传媒人,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表示,记者为公众利益查阅公众文件,如果界限收得紧,造成的客观效果则是令传媒无法进行更深入的调查。资料图片(图片来源:williamhill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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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hill官网 2020年11月5日讯】香港电台《铿锵集:7.21谁主真相》曝光了警察与黑社会勾结,制造反送中运动期间的元朗恐袭事件。日前节目编导蔡玉玲被捕,警方指她涉嫌透过运输署车牌查册时作出虚假陈述。众所周知媒体在调查资料时经常查册,业界担心日后查册或撰写调查报导时会触碰红线,遭到检控。有学者认为港府收紧调查方式,在为记者设下陷阱。
据自由亚洲报导,港台节目编导蔡玉玲被控涉嫌车牌查册时作出虚假陈述,触犯两项违反《道路交通条例》罪名。事件旋即引发广泛的社会争议,一众从事调查报道的记者亦担心,当局对查册划上“红线”,影响日后调查真相。
《立场新闻》调查记者陈信熙指,在日常采访中经常需要查册,除了车牌,还会翻查公司或土地注册记录等,他强调新闻工作者查册的动机是为了公众利益、曝光真相,而传媒使用的相关资料亦相当谨慎,仅披露报道所需的资料;车牌、公司注册署或名人的婚姻纪录、身份证号码都会打格,予以保护。
陈信熙认为,若当局硬性执法,对传媒查册划上不合法的红线,无疑阻止了传媒获得公开资料的方法,冲击整个新闻界。
资深传媒人,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表示,调查报道是新闻中很重要的一环,就全世界而言,查册可有力地监察政府或当权者,一些国际调查亦是透过在香港查册,发现大陆权贵家族的财力分布和持有的物业。对于香港政府近年收紧查册的渠道,他认为,在一个开放、文明的社会,记者为公众利益查阅公众文件,如果界限收得紧,造成的客观效果则是令传媒无法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除了新闻机构,香港也有不少民间组织以查册开展研究工作,其中包括本土研究社。改组织多次进行有关土地政策的调查,成员陈剑青担心当局下一步将收紧揭示权贵或利益结构公司或土地的查册。
陈剑青认为港府针对的其中一个对象,是可以透过调查报导揭示一些香港重大议题或真相的传媒;港府将全方位收紧调查报导中涉及到的工具或条例。
陈剑青表示,查册对普通市民或公司来说是有实质需要的,除了保障个人的人身安全,也是为了提高交易或市场资讯透明度,如果当局收紧查册或会打击到金融市场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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