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洛专访】三峡工程质量和猛士装甲车质量问题惊人相似
王维洛专访（图片来源：williamhill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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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hill官网 2020年9月17日讯】 （williamhill官网 记者李静汝采访报道）根据中共军方高层内部评估，中共军队腐败成风，已毫无战力，而且这种腐败也展现在军备上。前不久网上曝出中国东风厂生产的猛士装甲车，在这次的中印边境冲突中发现中共装甲车防弹钢材被低廉钢材替代，被击穿，造成战士死亡。那猛士装甲车质量和三峡工程质量有什么联系？williamhill官网 记者邀请了旅居德国的著名环保生态学、水利工程学专家王维洛博士。
猛士装甲车扯出贪腐案
据悉，最近网络上曝出猛士装甲车，打边境战时发车身被击穿，造成兵士死亡。与它对应的消息指制造猛士装甲车的东风汽车集团公司纪委，查出东风汽车集团现贪腐链，装甲车防弹钢材被低廉钢板替代，公司层层分赃，每人分赃6千万，两名高管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王维洛对此指出：“就是说东风汽车集团制造的东风猛士牌装甲车的质量问题，在中印边境战争中暴露出来了。如果他们厂的产品猛士牌装甲车质量好，价格也是公正，那么他们也没地方可以贪腐，纪委也没什么东西好查的。就是说这两个人在产品的质量上做了手脚，这样才能有钱到自己的腰包里去。就根据他们的报道，就说他们是用了普通的钢来替代特殊钢来生产猛士牌的装甲车。”
中国特种钢板质量不过关
据王维洛介绍，以前最早中国只有第一汽车制造厂，在长春，生产解放牌卡车，也是生产红旗牌轿车的工厂，是苏联的专家帮助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面建设的第一个中国汽车制造厂，就叫第一汽车制造厂。而东风汽车集团是1969年成立的。“1969年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就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因为和苏联发生了冲突，打了中苏边境战以后，苏联要用导弹打北京，所以中国高层很害怕，就开始把中国工业布到第三线去，就是西部的山区里头去，就成立了第二汽车制造厂，也叫二汽，在湖北西部的山区里头，就是现在的实验室（P4），离现在丹江口水库不远的地方。二汽当时又叫东风汽车制造厂。
大家都知道那段时期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技术禁运。中国以前技术进口是靠苏联，后来跟苏联闹翻了就自力更生。但是中国一直跟德国关系比较好，德国政府老是利用其中的一些灰色地带向中国出口一些先进的技术设备。20世纪60年代末，德国答应卖给中国一台1.7米的轧钢机，这种设备中国是没有的，它是用于生产坦克和装甲车钢板的，就是这个猛士装甲车的这种钢板，当时中国特别需要这种钢板。中国以前生产钢，因为没有轧钢机，轧不出质量好的钢板来。德国答应进口以后中国就很高兴，说这个设备安装在哪里呢？当时就开始布局了，就说这个德国进口的轧钢机安装在武汉钢铁厂。它的钢给谁用呢？就给第二汽车制造厂，生产装甲车和坦克用。当时还缺生铁，铁矿在哪里生产呢？在南京的梅山生产，叫梅山铁矿。就利用长江的水路把它连起来，这是当时的布局。
后来突然发现德国进口的这台轧钢机它的启动电流要特别大，因为它轧钢的钢板很宽，有1米7的宽度，能把钢锭轧成钢板，所以它要求启动电流很大，对电网的要求很高。当时武汉所在的是华中电网，不能够满足它的要求，就必须要扩建华中电网。所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和水利部革命委员会就向毛泽东打了一个报告，从新说要建三峡大坝，这样来扩大华中电网的供电能力，保证这一台轧钢机的需要。”
建葛洲坝是为德国一台进口的轧钢机
王维洛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之前，毛泽东接到了中国军方副总参谋长张爱萍领导的当时关于中国三峡工程军事安全的研究报告。报告说在当前的情势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无法保证三峡工程的人防安全。“毛泽东把这句话记得很牢，所以他就对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体学和水利会革命委员会主任钱钱正英说了这句话，‘头顶一盆水，你能睡着觉吗。’就拒绝了这个要求。
但是生产坦克的钢板是中国军方急需的，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弄来弄去就搞了一个小的、低坝，就是当年孙中山设计的三峡大坝、一个低坝，就现在的葛洲坝工程。在毛泽东生日的时候拿去让毛批。毛泽东就同意了，但后面又说要边建设、边设计、边修改。到现在没人能读懂毛泽东这个批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反正就同意建一个小的三峡工程，就是葛洲坝工程。这样就上马了。1974年这台机器就运到了武汉武钢。
葛洲坝建设的不是很顺利，所以使得这一台机器投入生产就比较滞后了一点，从它安装到生产大概用了4年多的时间。到了1978年，武汉钢铁厂能轧出钢板来供东风汽车厂（集团）生产装甲车、坦克车用，这样也就有了葛洲坝工程。由于葛洲坝工程建设的不顺利，所以葛洲坝工程就停工了两年，最后请出了最反对葛洲坝工程的林一山来建葛洲坝工程。周恩来和他两个人就是做了一笔买卖，林一山说他不建葛洲坝工程，就要建三峡工程。周恩来跟林一山说你先不要管三峡工程，只要把葛洲坝工程建完了你再说三峡工程。林一山后来想想这也对，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他就答应建葛洲坝工程了。
因为他是临危受命，前面几个人的不好，工程就要完蛋了，所以他来了，他手上的权力很大，花的钱也很多，他花了四倍的钱。葛洲坝工程当时规定不用10亿人民币能建成的，他最后用了将近38个亿。他把全国各地的水电建设部队全部都拉到宜昌来了，所以宜昌为什么一下子发展成这么大的城市呢？也主要是有一个葛洲坝的建设。宜昌以前不到5万人，葛洲坝工程连同家属一共进来是20万人。必须说中国以前的水电工程队伍他的条件真的是很辛苦，他们是住在帐篷里，转战各地的。对于一些大人来说还不是很辛苦，他们最担心的是子女的教育问题，因为他们是住在帐篷里，哪里有建设任务就去哪里，建设完就撤走。这些孩子上学问题怎么办？所以林一山很聪明，他就把这20万部队全部拉到葛洲坝去，在那里先给他们建住房、建小学、建幼儿园。
葛洲坝就在宜昌，合在一起叫了，那20万人就在那里落户了。葛洲坝建完以后10几万人没有工作了，要失业了，你再带他去转战南北他不去了，他就要建三峡。所以其实三峡工程在上马的时候有一点是因为就业的压力。你就想20万人的就业摆在那里了，如果没有工作，这20万人是要造反的。随着葛洲坝上马以后，这个生成链就形成了。就是东风汽车厂制造坦克、制造装甲车，武汉武钢，和宝钢是一起的，由武汉、宝钢供他们特殊钢来生产。
大家都想中国的质量不好，这个质量不好，那个质量不好，但军用设备、坦克、装甲车它的设备能造假吗？敢造假吗？所有的人都想不敢。大家都是从这个逻辑的推理来认为这军用品它是不会造假的，中国再也不会出现像甲午战争这种情况，就是炮弹里面填的是沙子，打不出去这种事情，认为是不可能的，这就和三峡大坝工程是一样的。很多善良的中国老百姓，都说这个大坝关系到这么多人的生命安全，它是不可能质量不好的，它是不可能有腐败现象的。大家都是从一种善良的思维出发。但是事实它却是很残酷的。
大家都知道装甲车它是关系到一个战争的胜败、关系到士兵生命的事情，它都敢贪腐、造假，以次充好。那么在三峡工程上是不是像中国官方所宣称的那样，那个质量是经过严格控制的？”
三峡工程特殊钢材不合格 牵出贪腐案
王维洛进一步指出，三峡工程也需要很多很特殊钢板。“你就想它那几个冲沙的闸门，现在泄洪的闸门，这么大的水流带着沙子这么冲出来，它那个钢板要特别的好。还有它那发电机引水管质量也要特别好。就是中国的武钢和后来的宝钢，当时他们不能够提供这样的质量，所以三峡工程当时最早的引水管的钢板是从日本进口的，要掺这种稀有金属。中国的特殊钢制造不行，就像中国生产的不锈钢，不锈钢的锅子、不锈钢的什么东西，它卖得很便宜，但那个不锈钢用几个月它就生锈了。
那你就想日本人是很讲究质量的，而且又是给三峡工程生产这个发电机的引水管的质量，不可能是钢板质量不合格的吧。但是，这还是中国自己查出来的，是武汉的海关查出来的，就是从日本给三峡工程进口的一批钢管质量是不合格的。说是给三峡工程负责进口的叫戴兰生的这么一个人，那时候说他贪污了十亿人民币，后来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就没有他的消息了，就知道当时在中国的报纸上报道出来了，是表扬武汉的海关在质量上把关这么一个消息，其它的消息就没有了。人们只知道有一批钢管的质量是不合格的，从日本进的钢板有多少钢板已经装进去了，有多少钢板没有装进去，具体的就不知道了。”
三峡工程质量问题是狗咬狗咬出来的
据王维洛介绍，三峡工程从准备工作一开始三峡工地就实行全封闭管理，没有任何人能够进得去的。关于三峡工程的报道都是来自于新华社驻三峡工程工地的记者站，没有其它的消息来源。“但是到了2003年这一年，就突然传出三峡工程的大坝出现裂缝的消息。就是浇筑水泥的大坝块出现裂缝，报道这个消息的不是新华社驻三峡工地的记者站，而是来自南方都市报系的一个叫赵世龙的记者，他是武汉人。他是受到一个宜昌朋友的邀请让他去写这个报道。事后他写出来，他说为什么报道这个消息呢？就是因为三峡那个总公司要换届了，就是老的领导层要下去了，新的领导层要上来了，是新的领导层不愿意为老的领导层承担这个质量不好的黑锅，他要甩锅。所以他就有意请其他的新闻记者进入三峡工地写报道、拍摄图片。就说明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的暴露是由于后面的领导层不愿意为前面的领导层承担责任而爆发出来的，而不是通过一个监管的机制透露出来的。
它所谓的监管机制，那时候说有国务院成立的三峡工程质量检查处，一年去两次。就从来没有这样的质量报告出来过，或者起码没有在公众的眼睛里出现过，而只是里面的狗咬狗咬出来的。
咬出来了以后当然是引起很大的震动，这些专家们又出来解释了，说混泥土发生裂缝这是正常的、是常态、不可避免的，世界上所有的大坝都是这样的，没有一个是例外什么什么的…大家不要担心，出来说了一通。最后打这些专家嘴的也是这些专家，因为几年以后另外一个坝段完工了，这些专家又出来说了那个坝段的施工质量特别好，一条裂缝也没有。所以就是说不是看这些专家说的话是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往往这些专家自己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自己都忘了他前面说的，那是一个常态，那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上都有的。”
潘家铮2003年就发现三峡质量问题
对于三峡工程的质量，王维洛表示：“其实2003年的时候，当时的国务院三峡工程质量检查组的组长潘家铮他就已经说过了这个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他说了五个大的问题，里面就谈到了这个裂缝的问题，也谈到了这个坝块的混凝土浇筑质量不好的问题，包括水平位移的问题。而且特别指出了三峡大坝中的几个坝段，比如说左非八号八段、临船三号八段都有存在水平位移的问题，而且这个水平的位移不仅仅是由于冬季温度下降引起的，而是由于坝基中的断层发生了非线性的变化所引起的。大坝的花岗岩的基础当中是有断层的。以前一直都吹嘘这个三峡大坝的坝基怎么好，是上帝的恩赐，说是很结实的花岗岩的坝基，没有裂缝的。最后挖开来一看，是有断裂层，而且还有很多断裂层在这里。所以说2003年的时候，当时就已经有水平位移问题，它不是什么弹性变化引起的。当时的这个潘家铮院士他自己就已经讲了这个问题。现在中国政府一会儿承认，一会儿不承认。
我们只要返回到2003年，看到潘家铮的这个报告，他当时就已经说了这个问题。他也说了这个裂缝问题，也指出了特别是具体的坝段，左厂就是左边发电厂一号到五号坝段这个施工问题，裂缝特别严重。他也指出了三峡工程这个船闸的问题，而且指船闸底部有空穴，就水泥浇灌的特别不好。
现在还有人出来说国务院每年都查质量，大家放心，好像有国务院查这个问题大家就可以放心了。但是你国务院查这个问题你是不透明的。就像这个猛士牌装甲车一样，大家想这是不可能有质量问题的，因为这个质量关系太重大了，对不对？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关系到士兵的生命安全，不可能造假的，也是不应该造假的。就像三峡工程一样，大家认为是不可能造假，也不应该造假，不应该出问题的。但往往在这种地方它就会出问题。”
中国没有有效的监管机制
王维洛进一步指出，中国整个这个社会，它的监管体系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它的监管体系起作用的话，它就不会有今年的这个疫情的发生，它也不可能有像这种装甲车的质量问题的产生。“因为它一发生的话就马上就会被消灭在萌芽之中了，对不对。生产线上的工人他会指出这个问题，你进料的时候，质量检查他会发现这个问题，这个会计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几万吨的钢板你进来的只有几千块钱一吨，他马上就会发现问题，都可以检查出这些问题来。但是中国的这个社会，现在的这个监管制度就是不起作用。中国的这些问题很多你是不能用常人的脑袋去想这些问题。你说可防可控，不会这样，不会那样，到时候它都会发生。那你不能说到时候发生的以后，你说是一个意外，是一个疏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质量检查组的这些人他们自己就说了，我们所说的质量好和一般的要求的好，它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怕外国反华势力借机攻击我们，所以问题又回到了海外的这些人的批评声音上来了。不是因为他们的质量不好，而是因为有海外人的批评，所以他把不好的说成好的。
去年，大家讨论三峡工程质量问题什么东西，直到讨论到今年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其实大家回头看2003年之前，三峡工程从进口日本的钢板是不合格的这个事情，就可以发现它那个监管是不起作用的。为什么这个三峡工程船闸这个施工问题这么大？水利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她都不敢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说。为什么？因为船闸的施工是中国武警水电纵队施工的，就承包施工的。那不是因为武警水电纵队当时的政委是刘源，刘少奇的儿子，所以他不敢说。而是因为李鹏的这个小儿子李小勇是武警水电纵队管材料供应，船闸这个水泥质量不好，那个东西都是李小勇进的，那是李小勇，那是李鹏家的的生意，钱正英、张光斗、潘家铮、陈厚群，都是李鹏家的狗，你敢把这个问题给抖落出来吗？不敢。所以说不要说你国务院，年年都查的，你都报了。这个问题你给它公开出来，把它透明了，那就不用年年去讲了，不用请那么多专家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