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服刑4年出狱的“非新闻”创办人、劳改编号19435的卢昱宇，出狱后因收到许多关注者来信而感动莫名，他表示现在抗争圈子是越缩越小。（图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williamhill官网 2020年8月21日讯】（williamhill官网 记者卢乙欣综合报导）刚服刑4年出狱的“非新闻”创办人、劳改编号19435的卢昱宇，因收到许多关注者来信而感动莫名，但也表示自己像从小监狱走进了数字监控的大监狱中，并强调，中国的维权环境更糟糕了、抗争圈子越缩越小。
从小监狱走进大监狱 卢昱宇：抗争圈子越缩越小
综合美国之音与香港苹果日报报导，在中国，每日都有大量资讯及文章被404。一群力抗言论审查的网民，终日试图在墙内及墙外之间开辟抗争空间，许多人却也因此被抓捕、被判刑，甚至波及家人。
数年前与女友李婷玉共同创办“非新闻”的卢昱宇在被关押了4年后，近日终于顺利出狱，有天他突然给记者传送讯息，“很感动，原来还有人记得我，我都要哭了！”身为70后的卢昱宇，性格有些木讷，他说自己在出狱后，收到了很多非新闻的关注者来信。他将信件一一标记为“晒太阳”，因为在跟外界完全隔绝的4年牢狱生活里，他收过的唯一一张陌生人寄来的明信片，上头就写着“多晒太阳”4个字，支撑着卢昱宇那一段看不到太阳的日子。
其实，卢昱宇得到的感谢并非无缘由。他自2010年起因关注陈光诚、艾未未事件，无意中搜索了许多没有听过的抗争事件，自此往后开启了记录之路，从一则讯息开始，他编织出了中国境内维权事件的全貌，例如工人罢工维权、网民对劳资纠纷、环境污染等。
1977年出生于贵州遵义的卢昱宇，曾经是一名叛逆青年。他喜欢摇滚，梦想组乐队，大学期间则因打架被退学，后来四处漂泊打工。他待过塑料厂、建筑工地、网络公司等处，看见了底层工作的艰难，并明白了普通人在这个国家根本没有机会。
2012年，卢昱宇跟当时的女友李婷玉创办了“非新闻”，两人收集、核实、发布发生于中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他们不知疲倦地记录抗议征地、工人罢工、业主维权等事件。而在2013年至2016年之间、尚未因寻衅滋事罪入狱前，卢昱宇无间断地工作了4年，总共发布7万多宗群众性事件，其中包括2014年茂名反PX项目游行及东莞裕元鞋厂大罢工等，不少报道还被境外媒体引用。他报道的消息远比很多中国知名媒体所报导的还来得真实。
可惜到了2016年6月15日，卢昱宇与李婷玉两人在云南大理被抓后，非新闻就此停摆。卢昱宇在2017年8月，被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了四年徒刑，李婷玉则被判刑两年、缓刑三年。同年11月，总部设立于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授予两人“新闻自由奖”。
在被捕之前，对抗审查，卢昱宇并没有任何的独门绝技，拥有的只是执着。要是关键字“罢工”遭河蟹，他就换个字眼“讨说法”、“讨薪”搜索。经年累积，卢昱宇每日固定搜索的字眼超过百个。为了投入记录，他索性辞去了工作，也不用手机、也不出远门，“重要的是每天都搜，一天都不能停，停一天就没意义了。”
除了过新年及假日，卢昱宇每日花费8小时在微博、QQ空间等社交平台上浏览，除了找寻当事人发问，也会寻找不同的讯息源“交叉查证”。卢昱宇在收集了抗争事件讯息后，即会在微博上发布，他的账户也因此常被删除。得益于当时尚未施行实名制，卢昱宇在淘宝一次性买百个账号，换个身份再次重生。
在记录之外，卢昱宇还按照事件的类型、地区进行统计及分类。例如2015年全年出现2.8万宗群体性事件，7月就记录了2117宗，最多的地区是河南与广东。由于北京政府自2008年起就不再公布有关数据，因此卢昱宇的这些数据填补了中国境内群众事件的数据空白。不过，2007年是多达10万宗，这也显示卢昱宇的数据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卢昱宇也强调自己在狱中从监犯听说过不少事件，“我以为我肯定能搜到，结果还是漏了很多！”
卢昱宇曾想过扩大非新闻的人手，找过一名男生来帮忙，结果不到几天警方就将他带走。于是，官方带来的威慑最终只能由他及女友分担。之所以选择独力在社会边缘做记录，卢昱宇是抱持着最单纯的想法，“喜欢搜索、感兴趣”，而他因之服刑4年，也不觉后悔、也不埋怨。在搜索中，卢昱宇看见了一个新世界，看到了反抗及希望。
只是，卢昱宇的记录之路也许走到尽头——他在2016年被捕后坐了4年小监狱，近日出狱却发现社会早就成为了数字监控的大监狱，官方的监控手段如人面识别、实名制、社区网格化等是无处不在。“连说句话也没有地方说，随便发两条推文就被抓进去，以前可能最多是拘留。”
卢昱宇曾经觉得“很安全”的前记者张贾龙，目前正因在Twitter上发帖面临判刑。卢昱宇明了，再做非新闻已经是不可能了，但他对抗争的未来看得很淡，“这4年越来越糟，现在所谓的抗争，也只是在他们给你画的圈子里做，而这个圈子越缩越小。”
最近卢昱宇在接受大纪元记者专访时也强调，现在中国的维权环境，比以前更糟了。
卢昱宇认为，现在中国国内已经没有任何空间做这件事，现在连在网络或推特上说一些什么话，政府很快就会找上门。他觉得若境外有人愿意做这件事，他们还是可以做的。由于在中国境内做，已经是做不长了，做没多久就会被抓起来。
卢昱宇与李婷玉通过电话后，下定决心不再去打扰她，“她好过就可以了。”（图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给“反贼”的75封信 寒夜里一丝温暖的光
至于卢昱宇虽然因为出狱后收到很多人来信而备受感动，但其实他在四年的坐牢期间，仅仅收过一封信、一张明信片。
写信的人是在中国维权人士圈内拥有“大姐”之称的王荔蕻；明信片是来自一位匿名的陌生人，上头仅写着四个字：多晒太阳。
8月初，身处贵州的卢昱宇通过电话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说，“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能够收到一封信和一张明信片，我觉得是奇迹一样的事。”当时，距离他走出监狱高墙还不到两个月。
2020年6月15日，卢昱宇刑满获释，在这一天前刚好是他43岁生日。
在出狱后，卢昱宇想要找到当年给他写寄明信片的人。他将明信片发布至网上，也获得了很多转发，但却也有更多人提起笔来给他写信。
话不多、话语间常停顿的卢昱宇表示，“当初给我写明信片的人也联系我，还有很多别的人，因为知道我有抑郁症嘛。”卢昱宇在狱中绝食、遭受酷刑、罹患抑郁症，每日只能够睡几个小时。
自从卢昱宇表示愿意收信后，在一个多月里，收到了75封信，包括许多拍成照片私信给他的手写信图。卢昱宇在一字一句读过后，全部发布至网上，标签就称作“晒太阳”。
“卢昱宇：
最初关注“非新闻”是做劳工研究时从网上查找群体性事件数据，谢谢那时的你们，让真实的信息没有化作一串串透明的代码。
谢谢此时的你，如此积极地康复和记录，没有屈服，没有沉默，没有怒怼……
愿早日康复，前方有美丽的自由。”
这一封信是来自中国劳工问题研究者李翘楚。2月16日凌晨，她遭到警方从家中带走。在此之前几个小时内，她那位公开呼吁习近平退位的男友、维权律师许志永在广州遭到抓捕。李翘楚在6月获释，目前也正力抗抑郁症。
“你是如此特别，我作为一个在海外的人权工作者，能‘帮到’你一点点，让我觉得很荣幸，让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有点意义。
我有时候想我到底对‘中国’还有什么留意、什么爱的。我会想到你。我留意、爱、敬佩像你这样的中国人。希望有一天我们能见面。”
这信是来自纽约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
然而，更多的是没有留下真实姓名的人。他们对卢昱宇说：
“互联网有记忆，我们都有”。
“你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还有许多人在挂念你，感谢你”。
“多谢你的付出。茫茫大海里微弱的光对其他灰暗的小岛也是一种耀眼的光芒”。
这一些陌生人安慰他，谢谢他，也对他表达敬佩，同时，也写下了自己的沮丧、迷茫、挣扎及无望。
“从2016年开始，我突然‘醒过来了’，真正明白我所在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历史又是如何被篡改的，黑白是如何颠倒的……”。
“我们所在的不是正常国家。我能做的只是每天给陈秋实点赞，只是倔强着不想忘了他，我现在连敲键盘的勇气都没有”。
“我只觉得所在并非人间，是非黑白颠倒，好像一切的讨论和批判并不能改变什么。我对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都感到悲观”。
“与其说这封信是写给你的，不如说是写给我的痛苦和良心……我没有勇气和力量做你们做过的事，也没有逃离开来的资本和胆色，只能想想你们，继续懦弱地活着”。
还有人写信来要卢昱宇坚持锻炼，努力学习英语；有人希望他的家乡不要发洪水；还有人告诉他，下雨了，在屋檐躲雨时，点起一支烟，火光很亮。
“我们一起期待天亮吧，太阳会出来的。”
但，天真的会亮吗？卢昱宇觉得不会了。他说，“我现在其实很绝望”；“坐牢的时候，我知道再怎么苦，熬到2020年6月15号我就可以出来。现在到了外面以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很残酷，”人权活动家周锋锁表示。“无论是在小监狱还是在大监狱，中共最希望的就是让这些异议人士在隔离中感到绝望。这是最大的一种精神折磨。如果能收到这些信是很温暖的。在一些绝望的时刻，甚至是生死相关的。”
周锋锁表示，当下，中国公民社会面临了异常残酷的打压，活动空间是越来越小。对很多政治犯来讲，尽管已离开了监狱，但思想的监禁、监视及迫害还在以各种方式进行着。
“中国的这种网格式管理是全方位的，它不会让你有任何空间，”周锋锁说。“无论是在虚拟空间，它不会让你发声，还是在现实空间，它让你没有立锥之地，让你低头，甚至有些人会被威胁做线人。”
卢昱宇在老家，没有朋友，也没有人理解他。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告诉他：“不要去做什么坏事啊。”亲戚们也都说：“你去做点正经事，找个工作，不要再像以前那样。”
卢昱宇说，“反正他们是觉得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对此，他觉得难过。
“他们总觉得农村的人就应该打工、挣钱，把家里的房子修一修，然后结婚、生小孩、养小孩，这样循环，”卢昱宇说。“我不想活成他们那个样子。”
在7月的某日，他跟李婷玉通了电话。卢昱宇对朝夕相处三年的女友的最后印象，就是她被抓捕时蒙着黑头套的样子。
在失去自由的四年里，卢昱宇从没有怀疑过他们会再见，但离开监狱后，李婷玉却没有与他联络。卢昱宇隐隐感觉到事情不一样了。
那日在电话里，李婷玉亲口对他说，她已有了新生活，接着就一直哭。
李婷玉曾经是中山大学翻译学院英语专业的优秀生，因参与“非新闻”而被迫退学。她告诉卢昱宇，出狱后的日子过得很苦，上班的地方会歧视她，国保也时常找她。她好不容易才走了出来，算是有了正常的生活。
卢昱宇下定决心不再去打扰李婷玉，“她好过就可以了。”
“那天我从电话里听出来，她还是相当恐惧的，”卢昱宇表示。“她都没有用自己的电话打，拿别人的电话打。”
其实，卢昱宇每日也仍生活在恐惧中。他不敢再触碰“非新闻”，不知道今后要做些什么，只知道他无法闭上眼睛，封住嘴巴，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回不去了。”
卢昱宇断断续续地在网络上书写狱中回忆，将这些文字称作“不正确的记忆”。但他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再来找他。
就在他告诉美国之音这番话的几个小时候，他们来了。
6、7名警察在8月4日上午闯进了卢昱宇租下的单身公寓，连人带电脑、手机一并带到警局。两天后，又将他叫了去，警告他不准再“翻墙”，也不准接受采访。
虽然看不见希望，但卢昱宇表示，一直以来他都是“反贼里面最幸运的那个”，因为总是有很多人关心、鼓励他。
卢昱宇在推特上写道：
“我不是英雄，也不是特意留下来抗争的那部分人，我做‘非新闻’是因为我喜欢，我没离开是因为我出生在社会最底层，没机会。我没有屈服是因为我知道屈服后的代价，我想做一个有尊严的人。”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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