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24天，这里是作者的全世界（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williamhill官网 2020年4月27日讯】“不用担心啦，至少你已经在台湾了”
那一天傍晚六点，我接到卫生所的来电，之后便开启了一段奇幻的隔离生活。“先生，你的报告出来了，是阳性。”我下意识地先道歉。虽然我先在英国自主记录体温一周，确认自己没有任何病状才敢安心搭机返国，深怕自己也成为防疫破口，因为当时国内对于境外移入案例也议论得沸沸扬扬。“你不用担心啦，至少你已经在台湾了。”卫生所小姐像是发现了我的焦虑，安慰着我并且嘱咐着：“你记得打电话联系理干事，并且请他通知派出所，否则你一出门，警察就会马上到你家喔。”
欧伊欧伊欧伊，穿着全套隔离衣、口罩、护目镜的医护人员已经站在救护车旁等着我上车。第一次搭救护车的经验，跟电影里的画面不太一样，车子内装都被塑胶袋封住了，包括窗户。车子驶离家门时，我只能从车子后门一点点缝隙，看到被鸣笛声惊吓而跑出来一探究竟的邻居们。一路上，我脑中一直回放这几周的日常景象，车水马龙的大街，人挤人的酒吧，突然间的一道命令，全部嘎然而止。周一还在上学的我，隔天就突然停课，再隔一天学校甚至发出了一封email写道“Go home if you can”，那种末日感倒是跟电影里的很像。
我试图从记忆里搜索被传染的可能：是走路去学校的路上吗？是上个月底请病假的老师吗？是咖啡厅的店员吗？室友？还是飞机上？医院距离我家并不是太远，答案还没解出来，救护车已经停了下来。
护理师领着我走在像是秘密通道的地方，进了电梯，从此开始了长达24天的独居生活。走到病房的路，我已经不记得了，我低着头像是做坏事被抓到一般，领路的护理师问着我从哪里回来？什么时候回来的？会不会很累？会不会很紧张？像是要我不要担心，聊着聊着就到了我的房间—接下来24天都没有离开过的房间。护理师离开前叮咛了我一声“里面有监视器喔。”
我变成一个生化武器
当天晚上，或许是时差，或许是对于未知的恐惧，只睡了三个小时就醒来。看着新闻媒体的报导，纽约的感染人数持续飙高，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的死亡人数也持续上升着，末日般的无力感又突然袭起；幸好木质调的病房，黄色的灯光，伴着空调微弱地持续运作的声音，让人稍微心安一些。国外的朋友在社群分享着未来感很强的新型社交模式，有视讯聚餐的，有情人视讯约会的，虽是新奇但也隔着萤幕的见面总是少了温度。对比台湾的朋友，行动被限制感受不到外面温度的我，还以为我在英国，只是医护人员都会中文罢了。
隔天一早，我房间的门被打开了，我终于听到了一点真实世界的吵杂声，走进全副武装的医师与护理师，我才发现，现在的我真的是一个生化武器。护理师轻轻拍着我，找着我的血管，我问“我的血管是不是很难找？”他尴尬地回着“因为戴着三层的手套，手感真的完全不一样。”医师开始跟我讲解之后的治疗过程，询问我的身体状况，了解我的旅游接触史，试图得到更多协助判断的线索，即便他对这个病毒也很陌生。问诊的过程中，我做了第一次鼻腔采检，是一支目测约15公分的塑胶棒，从我的鼻子一路穿进去，在里面稍微旋转一下后抽出来，过程大概就是三-五秒钟，但眼睛立刻泛泪。那时还不知道24天后的我，对于采检早已经没有不适感了，但医生还是每次都会说“会有点不舒服，忍耐一下。”
我的一天被切割成四份
在病房里度过的时间，比我想像中快很多，但每天的时间被护理师们切割得好好的：早上七点送早餐，然后量血压及体温，中午十二点多送午餐，量血压及体温，晚上六点多送晚餐，量血压及体温，晚上九点多，量血压及体温。我的一天好像被一个一个的数字切割成四份，每一份含有舒张压115、收缩压82、心跳77、体温35.8这样的四个数字，而我的一周被医生四天一次的采检切割成三份。医师每天更新我的身体状况，回复我一些相关问题，也一直照顾着我在这个过于安静的空间里，或者是因为“生病”、“住院”这个前提下，过度放大感受而带来情绪。台湾的采检关主应该是目前最世界上严格的关主了，连续三次阴性才算闯关成功，或许是我们很习惯掷筊了吧，“三个圣筊”很有被批准的感觉。就这样生活在“三个圣筊”的解除隔离闯关活动中度过了快一个月。
住在隔离病房里的生活其实非常需要自我调适，原本无限的生活空间，突然被缩小到那个约4坪大的空间，不能开窗，不能出门，设置在病床上方的对讲器是我对外的唯一通道，护理师们与我培养出一套搭配监视器与对讲机的沟通模式。记得第二次闯关失败当晚，凌晨两点多我又醒了过来，突然间对讲机又响了，是护理师的来电。“曾＋，你有没有想吃什么？什么零食阿，饮料什么的。你关这么久了，会不会很无聊？应该会想吃一些其他的吧，我明天买一些给你，你不要客气，饼干？绿茶？咖啡？罐装的可以吗？不要觉得气馁，加油，晚安。”隔天早上的早餐旁边，多出了一大袋零食，以及一张写着“早安哦！加油！咱们一起努力哦，Fighting!!”的纸条。
某一天我问医生，这两个多礼拜我好像每天都有见到你，你是不是都没休假？他说：“为了要降低风险，所以由我一个人来看诊目前所有确诊病患。”每天看着医师及护理师离开病房前繁杂地脱去保护罩，每脱一件，就得用酒精消毒一次手，再脱一件，再消毒一次手，这个回归现实生活的仪式，非常的琐碎，但是需要非常的仔细，因为他们必须为现实生活中接触到的人负责。一件一件的隔离衣，一双一双的手套，一个一个的口罩，隔离了病毒也隔住他们或许疲惫的眼神。但我看到他们的专业，他们的骄傲。
那些非凡的医护人员
第23天的早上，穿着白袍的医师和一名穿着粉红色制服的护理师推开了我的门，“原来他们的制服长这样”我心里独自想着。“看到我们穿这样进来，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医师有点神情雀跃的说着。在等待指挥官批准解隔离这段时间，我竟开始回味起这近乎一个月武汉肺炎生活，想着那一通傍晚六点的电话像是启动了警报系统一般，动员了上至国家级的指挥官，下至卫生所及医院，自责着自己竟动用了如此庞大的资源之余，也看到了政府系统的缜密布局，心中还是窜起了一股暖流“好险，我在台湾。”而这一通电话也串起了我跟这些陌生人的一些小小情感，我们像是一起打了一场胜仗，只是敌人在我的身体里。
我的解隔离通知已经下来，隔天早餐后，我仪式性的换下病人服，穿上我的便服。结束最后一个心电图检查，我好奇地拿着手机拍着医院设备，回到十楼，往我房间的方向走去，但我已经不知道是哪一间，“请问，这是我的房间嘛？”我问着刚刚打过招呼的护理师。“对，没错。”，然后我们都笑了。上一次进门竟然已经是24天前了。
出院的这几天，看着新闻各国的疫情并没有趋缓的现象，只要不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是全程戴着口罩，每天酒精消毒，跟家人不同桌吃饭。精神还是很紧绷，一直以来都没症状的我，总还是担心。突然想起在医院遇见地那些非凡的医护人员，不知道这几个月下来是怎么过生活的，应该也是这样紧张兮兮的吧，在疫情尚未结束之前，这样的生活还要持续多久呢？听到英国，法国，西班牙，纽约，意大利等各国民众会在某些时间点，一起为医护人员拍手打气，然而，在新闻上时常看到的竟是台湾医护人员遭邻居怀疑带有病毒甚至排挤。我出院了，就结束这一切了，而他们只是再换上新的一批战友，继续作战。
我想，我们更应该给与病毒面对面的台湾的医护人员一个掌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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