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医生（圖片來源：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0年4月8日讯】4月8日武汉官方称有条件解封，在封城期间武汉肺炎肆虐于中共造假宣传，无数生命短期化为灰尘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作家方方曾在日记中写到“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引起许多共鸣；而社工郭晶则在记录日常中，写下了疑病、感到活着的痛苦、内疚等复杂的心情。
方方描述武汉封城的灾难
中央社8日报道，武汉封城是现代社会上有标志性的大事，一个九省通达的要道，因为2019冠状病毒疾病说封就封，切断了对外交通，停止内部公共运输，约900万人被迫卷入带着恐慌、强调集体服从的生活。
类似这样的封城，即使后来在欧洲国家重演，也难以相比中共管制的强度，在社区等出入口严审通行的做法。
写日记记录封城的，肯定不止方方与郭晶，但方方的日记即将于8月在美国以英文出版；郭晶的“武汉封城日记”也已在台湾出版。她们记录市井小民如何度过封城生活的内容，有一定代表性。
方方曾是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任内检举过一名作家涉嫌在晋升职称的过程中违规操作，也曾出版以中共土地改革为背景的悲剧小说“软埋”，因此得罪官方遭许多“毛左”围攻。
武汉1月23日开始封城，方方以求真敢言的本性，自大年初一、1月25日起，连续60天写下封城中的所见所闻和感触。不同于官方“说好抗疫一线感人故事”的主旋律，方方的文字不是歌功颂德，而是强调究责及表达普通市民的无奈，被誉为“武汉良心”。
她的日记中有不少句子如，“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并不是他们比其他官员更差，而是他们的运气更差。官员们历来按文件做事，一旦没有文件，他们就六神无主”。
她写道：“几乎所有空空荡荡的马路上，都有一个环卫工人（清洁工）在风雨中一丝不苟地扫地。看到他们，你会为自己的紧张不安感到惭愧，蓦然间你就会镇定下来。”
她说，“我记录下这些细碎，是要告诉那些有罪的人，不是只有死者和病人承受了灾难，我们所有的普通人，都在为这场人祸付出代价。”又说：“‘人不传人，可控可防’这八个字，变成了一城血泪，无限辛酸。”
在“吹哨者”医师李文亮去世的那一天，方方则写道：“人们喜欢用沉默是金，来表示自己的深刻。但这一次的沉默，是什么？我们是否还会面临同样的沉默？”
现在中国疫情趋缓，一些极左人士对方方的攻击却亦趋猛烈，但方方依然坚定，因为很清楚自己为何而写。
她在宣布日记停笔的3月25日接受财新网专访说，“我很担心活着的人，为了得到实际利益，把死者为何而死，全都忽略掉。”因为，关于这场疫情的诸多疑问至今仍无人回应、无人负责。
郭晶：日常生活被官方“接管”
相较于方方文字的温暖与犀利，倡议女权、关注家暴等议题的社会工作者郭晶，文笔相对朴实，但可以让外界了解封城生活的细节。
例如，台湾媒体常将“封城”和“小区（社区）封闭式管理”混为一谈，但武汉封城初期，尽管城内公共交通停驶，民众仍大多可在外散步，直到2月中旬许多社区实施封闭式管理，市民才惊觉不能不过行动受限的集体化生活、一定要加入菜色选择很少的团购等。
郭晶透过电话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时说，集体主义在中国本来就已经渗透到各方面，这次灾难更清楚体现日常生活都被“接管”了，武汉的灾难好比一场实验，“看人到底可以被管到什么程度”。
出门要“扫码”确认资格，社区内大家互相监督，看谁没守规则就检举。郭晶说，人们对自己的生活越来越没有掌控感。
写下日记的意义，对她个人来说，是在巨大灾难的日常生活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也让她和外界有了连结；对于关心武汉的公众来说，他们有一个管道了解封城中的日常生活，看见还是有像环卫工这样的人在上班、在挣扎。
封城期间，许多人在医疗资源不足下死去，弱势者没有选择仍必须工作维生，种种悲剧让郭晶有了“活着的内疚感”，她说，自己相对健康、能写作，也算是一种特权，“出于行动者的社会责任感，会觉得更应该做些什么”。
对于今天的“解封”，郭晶说，这是对外交通的开放，代表疫情有了“改善”，但是内部状况还是不明朗，官方也表示会继续严格社区防控。
据她所知，一些社区因为发现无症状感染者，在解封前夕陆续取消了“无疫情小区”的资格。当一些在武汉的人期待解封出城时，也有人准备更大的冰箱，因应可能的疫情复发。
此外，很多人在疫情中失业，感染者后遗症也需要长期医疗支持，但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还不明确，这些问题并没有随着武汉解封消失，郭晶依然感到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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