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打破了“中华民国”非国民党莫属的迷思(图)
蔡英文总统（图片来源：SAM YEH/AFP/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0年2月4日讯】坚白同异的“中华民国台湾”
本月14号，蔡英文选后接受BBC专访，记者询及对总统是否赞成台湾独立，蔡英文表示，“不需要再次宣布自己为独立国家，因为我们已经是独立的国家了，我们自称为‘中华民国台湾’，我们有政府、军队和选举。”本次采访重申了去年国庆谈话中的“中华民国台湾”的主张，当时称“我们共同走过这一段路，无论是哪个党派，只要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都不能分割彼此。中华民国不是谁的专利，台湾也不是谁可以独占，‘中华民国台湾’六个字，绝对不是蓝色、也不会是绿色，这就是整个社会最大的共识。”
继大选“亡国感”的攻防战后，本次蔡英文的受访回答又一次搅动主权与定位之争议，主权与定位作为是台湾最具争议的议题，不仅因为中华民国与台湾关系本身复杂、特殊，更因为争论双方面相不一，涉及理论与现实之区隔，利益与党见之纠缠，加上现有的公共讨论的规则和程序不够完备，真理未必会越辩越明，更多时候反倒平添冲突与分化。
从李登辉“中华民国在台湾”，到陈水扁“中华民国是台湾”，再经历马英九“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和现在的“中华民国台湾”，二十多年来中华民国与台湾关系与定位之争议拉锯至今，各异的提法使得二者关系更加复杂，联系起来对照观察会出现中华民国既是中国又不是中国，中华民国既是台湾又不是台湾的奇特观感，和战国名家“合同异，离坚白”相若。
政治论述争议的历史症结在于战后来台的中华民国政权之定性和七十年来政权性质是否发生了变化。
对来台中华民国政权之性质有“殖民”和“流亡”两种观察视角。先看“殖民”，日治五十年是殖民统治，日本透过施政和教育灌输给台湾民众日本既定的国家认同，这在后期的皇民化运动更加明显；战后国府的中国化，同样灌输了既定的国家认同，即大中国本位的意识形态，比如大力推行国语，使用方言者可能会被罚钱、体罚、挂狗牌等处罚，再比如国小作业本封底上印着“当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蒋公遗训。
国府和日本不同的是，来台的中华民国母土除金马外均被中共“窃据”；再说“流亡”，流亡政府属临时性政治组织，一般不会有实质统治的领土，但中华民国长期有效地在台湾统治，还带来了百万“流亡”人口及挥之不去的族群优越性，迥异于一般的流亡政府，而1949年大陆易手，中华民国已经灭亡（蒋自己也承认），失败的国民党政权迁往不属于自己领土的“托管地”，又具有流亡的事实。
非典型的殖民和流亡
结合起来看，战后来台的中华民国性质在将殖民和流亡的面相上均属特殊，缺失一般意义上的要件，却又事实上具有殖民和流亡的行为，究其原因，在于台湾主权归属模糊（即1943年《开罗宣言》和1945年《波茨坦公告》不具国际法效力，1951年《旧金山和约》只载明日本放弃台湾，未写明台湾主权归属）和国府来台先后经历占领和败退两个环节（即1945年蒋领盟军统帅令入台，受降于日军后没有离台，而1949年被内战失利的蒋介石将中央政府迁往并非中华民国领土的台澎）。
关于流亡，十年前台湾教授协会发表《中华民国流亡台湾60年暨战后台湾国际处境》新书，蔡英文也应邀致词，认同“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的看法，当时立即引起马政府发言人的反击，质疑蔡的国家认同，反问民进党为何要竞选流亡政府的总统、市长。
马政府发言人的反驳似是而非，蔡当时虽然是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出席发布会，但谈话内容明显是以学者的视角与姿态，且发表会聚焦的议题是一甲子来中华民国体制在台湾嬗变，今昔不同往日，马政府的反驳忽略了中华民国前后的属性变化，即中华民国的台湾化，这也侧面反映国民党视中华民国为其私人物品、非它莫属的迷思。
战后来台的国府经历了“中华民国台湾化”的结构性变动，即民主化与本土化之两翼，“前者属于政治体制层次，后者则属于政治共同体层次”，今日台湾之面貌，与战后中华民国台湾化的历程有极深的渊源。
国共内战失利的蒋介石败逃到台湾，中华民国有效支配领域被局限于台澎金马，一年后韩战爆发，出于围堵共产主义之需要，美国介入台海，台湾被纳入东亚冷战体系之内，由于美国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苏联也不支持毛泽东“解放台湾”，两岸对峙持续了廿载，中华民国以台湾的身分存续下来，成为日后台湾化的初期条件。
七〇年代，国际政局异动，外交危机（中华民国被逐出联合国和日美“弃我投匪”）使国民党政权丧失了外部正当性，新柄政的小蒋在内政上实行有限改革以强化政权的正当性，包括开始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起用本省籍菁英以及实施包容台湾的文化政策。内政的松动使地方统治有所动摇，带来党外势力的生长与集结，青年人对正统论述的怀疑也日益涌现。晚年的蒋经国在内外压力下解严，本土化之外也启动了民主化的历程。
中华民国和台湾对应关系各异取态
小蒋去世当日，本省籍的李登辉当选总统，这位“蒋经国学校最好的学生”任内延续并加速民主化的进程，包括国会改选、总统直选、冻省在内的“宪政改革”先后落实，由于所推动的“宪政改革”是为了保存《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的法统在台湾民主转型时得以延续，后继即便是民进党籍的总统，迫于形势也延续中华民国宪法结构的框架，而分裂体系下的单边民主化，也带来了新的统独意涵。
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产物，中华民国台湾化的漫长渐变延续至今，台湾一方面是中华民国体制的载体，保卫了“流亡”台湾与“殖民”台湾的中华民国，使失败的国民党政权得以延续乃至重新执政，而九〇年代本土化与民主化加速的交错进路下，中华民国的正当性得以延续，成为日后认同分裂的又一变数。四位政客的不同论断，正是对中华民国和台湾对应关系的各异取态。
蔡英文将“中华民国台湾”定义为“我们共同走过这一段路”，有区别于1949年前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言下之意，而说明“不是蓝色也不是绿色”也有获取、巩固最大幅面民意支持的目的。对政治论断以文青的方式表达，不做具体判断，也算是另一种模糊策略，和子虚乌有的“九二共识”相比，“中华民国台湾”的模糊策略单纯对内，因为不论如何执其两端，取其中道，中国依旧会一贯反对，中国求取的是台湾降格和内政化，台湾无论以何种民意和名义均会被中国官方视作地方叛乱政权。
2016年后中国以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为由步步紧逼，意外催生出亡国感的前景焦虑，“中华民国台湾”也有化中国压力为台湾凝聚力的意思，结合蔡之前的论述，“中华民国台湾”具体就是拒绝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维系自由民主秩序的台湾共识。
不过，简单接合两个复杂概念，主观上圈定一个台湾共识，无助于二者关系之厘清，折射出的也是一种妥协，目前不得不维持“中华民国”这块招牌，立刻制宪正名会带来“无穷尽的意识形态对抗与美中台之间复杂的政治连动”，而长久委身于中华民国的过时名号下，外交困局难以突破，在国际也会有被误当成是中国（PRC）的危险。
渐次去中国化／去中华民国化
“中华民国台湾”这种去脉络化的统合表述简化了应有的关系与判断，有醉心于话术之虞，“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能否带来认同的增量仍然可疑。对于政客的政治论断，不能陷于其话术，要考察其前因后果和名实之辨。
回溯战后中华民国和台湾的关系，应该明白，中华民国台湾化至今，二者目前无法截然二分，比如中国挖邦交国，尽管减少的是以中华民国为名的外交存量，但对台湾同样有损失；中华民国的漫长遗绪也是制约台湾主体性的抽象存在，渐次去中国化／去中华民国化应该是蔡政府下一任施政考虑的内容之一，正如十年前蔡英文的致辞所言“在（过去）台湾统治的几十年来，看到威权统治与中国性的合体，如今中国性与台湾性、台湾主体意识发生微妙关系，以前中国性是主体，台湾性是客体，如今主客易位，中华民国统治台湾的宰制性慢慢去除，把中国性回归人文的一种价值，则更能平心静气、深层思考大家共同往前走的这条路上，我们如何来建构共同的国家、共同的新的台湾，这是现阶段非常沉重、也是非常重要的责任”。
（本文为《上报》独家授权《williamhill官网 》，请勿任意转载、抄袭。原文链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