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2020春“劫”瘟难(图)

26日，北京地铁中的检测人员。（图片来源：Betsy Joles/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0年1月28日讯】今年的农历春节变成了瘟神肆虐的春“劫”。疫情初起，武汉市政府只专注于“封嘴”和营造“官谣”，暂时维持社会“安宁”，令民众毫无防范之心。疫情在武汉大规模爆发后，向国内各地和国外扩散。虽然武汉和湖北多个城市现已“封城”，但为时已晚，2月份才能看到瘟难魅影的全貌。

一、“中共肺炎”旅行中

春节降临，又一种特殊肺炎在中国肆虐，而且已随着国际旅客抵达欧美及亚洲多个国家。目前国内外华人的手机上刷屏的多半是关于“中共肺炎”的消息。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国内各地的确诊人数1月21日24点是440例，1月25日24点全国确诊病例已达到1,377例，4天内增长200%多，死亡41例。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本恩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目前估算，感染者人数每7-10天就会翻番……住院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死亡风险大概在14%左右。”官方公布的确诊数字有可能是被大大低估的，因为很多地方包括武汉市来不及对所有患者完成确诊程序，或缺乏确诊技术手段。

这种肺炎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导致发热、肺部感染、呼吸困难等症状。由于致病因素是病毒而不是细菌，因此没有有效药物可以治疗，只能靠激发人体自身抗体来等待病情缓解。它在人体内可能潜伏相当长时间，受到感染的老人比较容易发病，而许多身体素质较好的人虽然已经带有此病毒，能够传染给他人，但自己不一定发病，甚至检测不出感染病毒。感染途径主要是近距离接触、交谈与餐饮时发生的飞沫传染。

去年12月8日疫情在武汉市江汉区的华南海鲜城爆发，而现在该市场已不再是唯一的病源地，它已于今年1月1日被关闭；由于患病或没有明显症状的人成为病毒的宿主，通过人际接触将该病毒广泛传播，也就是所谓的“人传人”。比如，该市有十几名医务人员“中招”，并不是因为去华南海鲜市场，而是被患者感染；国外发现的确诊患者都是从武汉去的，但未必都去过那个海鲜市场，也是被他人感染。由于有过2003年类似的萨斯疫情造成的惨痛教训，中国人开始紧张起来，担心一场“新萨斯”即将来临。武汉居民人人自危，自然谈不上过年了，其他城市也充满了疫情恐慌，春节变成了瘟神肆虐的春“劫”。

二、“封嘴”、“官谣”和疫情爆发

“中共肺炎”的最早病例发生于去年12月8日，但并未引起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关注；或许一开始医院对新病例缺乏警惕，仅仅按常见感冒或普通肺炎处置。接下来将近20天的时间里同型病例不断发生，标志着疫情出现并开始扩散，而当地政府关心的不是防范疫情，而是如何防范民众知道真相。直到去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生部门才发出一份有关“不明原因肺炎”的文件，让医院注意。这份文件立即在网上被披露，并通过社交媒体广为传送，民间也有一些相关信息交流，真相终于在社会上曝光了。于是第二天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公开发布通报称，近期发现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已出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

与此同时，武汉市政府采取了“封嘴”措施，今年1月1日武汉警方公开宣布，“经调查核实，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警方还强调，“对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警方将依法查处，绝不姑息”。在中国，什么是谣言，不以事实为根据，而是以官方规定的“宣传口径”为依据；凡是不符合官方宣传口径的言论被当局视为谣言，警方就会象武汉公安局那样去“查处‘造谣’的违‘法’行为”。然而，如果当地政府隐瞒真相、发布假消息，也就是官方制造谣言，那么，这种官谣似乎是合法的，自然“不予追究”。

截至1月22日武汉市卫健委网站共发布18期针对此次肺炎疫情的通报，1月15日以前的8期通报中，针对是否人传人，官方都宣称，“目前没有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于是武汉很多民众就放心了，一切活动照常，包括大型聚众活动。武汉市政府的“封嘴”和“官谣”措施暂时维持了社会“安宁”，民众毫无防范之心，而疫情则悄悄地在武汉迅速大规模爆发。假如当地的公共卫生管理部门能早有警觉，或许可以在去年12月就取样化验，确诊病因，然后公告民众，让大家趁疫情尚未扩散时及早采取自我保护措施，情况就不会象现在这样严重了。可以说，麻木迟钝、无能又蛮横的官场浪费了可能减轻疫情蔓延的一个月宝贵时间。现在武汉各医院人山人海，病患人数远远超过医院的收治能力，许多病人求医无门，社会恐慌与日俱增。

三、“甲级”应对

首例病案发生一个月后武汉市官方于1月7日晚上9时宣布，专家检测出病毒为新型冠状病毒；1月9日武汉出现了首宗死亡案例。确认病因、死亡案例和疫情扩散本身就表明，一场“新萨斯”或“新非典”已经来临。但是，及时防范的时机又被错失。这种疫情扩散过程中，在患者和无症状带病毒者那里有一周甚至数周潜伏期，若尽快采取防扩散措施，或许可以尽量降低病毒扩散的可能性，可是武汉和湖北当局心不在此。1月13日香港特区政府派代表团赴武汉了解病况，以便在香港采取防范措施，随行的多家香港媒体14日去医院采访后被扣押。

1月13日起泰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陆续确认来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输出案例。1月14日武汉市才开始在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客运码头安装红外线测温仪35台，并配发手持红外线测温仪300余台，对离汉旅客做体温检测。这一措施是为了防止离开武汉的患者携带病毒到外地，造成“人传人”的严重后果。同一天路透社报道说，世界卫生组织确认，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有限度地“人传人”；然而，由于中国政府此刻仍然坚持没有“人传人”的证据，世界卫生组织只好改口采用北京当局的说法。

1月20日起广东、北京、上海等地通报确诊病例，北京高层做了批示。国家卫健委才发布疫情公告宣布：“中共肺炎”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按传染病的甲类管理。直到这时，疫情已经相当严重了，当局仍然在关键性的传染病防控概念上语焉不详。在中国，什么是传染病的甲类管理？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甲类传染病指鼠疫（政府管控疫区时用1号病代称）和霍乱（2号病）。由于对这两种恶性传染病没有治愈手段，其传播速度和死亡率又非常高，因此对甲类恶性传染病的管控通常对病人或疫区采取隔离对策。现在“中共肺炎”开始实行“甲类管理”，证明疫情严重，已经到了必须采用非常手段的地步。

四、疫情出境才“封城”

“中共肺炎”与17年前震撼全国的萨斯（中国坚持称之为“非典”）有不少相似性。其一，都由冠状病毒引起，从动物传人到人传人，随着人口流动而广泛传播，冬季爆发。其二，流行病发病规律与萨斯高度相似（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轶的看法）。其三，在流行病管控方面，都是先捂不认，待疾病传播、国际扩散、外国关注后，才有领导批示，于是病例数字突增。其四，反应迟钝，流行病潜伏期时段麻木不仁；一旦疫情在全国爆发才采取非常手段。其五，民众对官方压制病况透明度不满。其六，从“集中力量捂大事”突然变成““集中力量办大事”，调集全国的专家和医护人员以及军队医疗力量到疫区，应付大量危重病人的处理，并分析疫情真实情况，设计非常措施的安排。

1月23日武汉市奉命“封城”，突然宣布关闭全市航空、铁路和长途巴士离境通道、暂停公交运营，并要求市民不要离开该城市，湖北省内多条高速公路也已封闭。到24日中午14点湖北省已有15个市用与武汉相同的中断公共交通的方法“封城”。毫无疑问，“封城”虽属亡羊补牢，却为时已晚；此前一个来月，随着疫情扩散，武汉的大量人口一直向外地转移，包括外来就业的工人、放寒假的大学生、逃难的中产阶层以及春节时期外出探亲者，仅乘坐飞机航班离开武汉的就达几十万人。武汉及湖北的人口大量外流为疫情向全国扩散提供了流动“传染源”。

武汉一度是疫情的扩散源，然而，随着人口的国内、国际流动，该病毒已经扩散到国内外，存在于各省市广大城乡越来越多的“宿主”身上。到26日凌晨，确诊的病例分布在除西藏外的全国所有省市，还有2千多例疑似患者正待化验确诊。显然，“中共肺炎”早已不是单纯的市内或省内扩散了，实际上已进入省外及国外扩散阶段。如果说，从武汉华南海鲜城感染的人属于第一代感染，那么，现在已经形成了与这个病毒源无关的第二代感染，而第二代感染正在造成更多的新患者，很可能再出现第N代感染。武汉疫情爆发后的人口外移也把“中共肺炎”带到了不少国家。到1月25日早晨6点，在泰国、新加坡、韩国、日本、美国、越南、法国、尼泊尔、菲律宾、马来西亚、英国、墨西哥、德国、芬兰、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等国家，都发现了确诊的“中共肺炎”患者。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有关专家估计，2月份可能是疫情爆发的顶点。由此判断，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只是管窥“中共肺炎”蔓延的初期阶段，一场可能比萨斯严重的瘟疫正在肆虐，下个月才能看到它的魅影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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