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国这个经济利维坦是如何出现的？(图)
2001年-2019：美中之间的乾坤挪移（上）
美国副总统彭斯(BRENDAN SMIALOWSKI/AFP/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19年11月2日讯】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24日在华府威尔逊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不像去年哈德逊演讲那样博得满堂彩，诸多中国海外异议人士（包括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强烈不满源自这几段：“人们有时会问川普(特朗普)（特朗普）政府是否寻求与中国‘脱钩’。对此的响亮回答是‘不’，美国寻求与中国接触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川普总统表明，美国不想与中国对峙”。
美国人希望政府少管国际社会闲事
阅读彭斯副总统威尔逊讲话全文，就知道这种源自断章取义的愤怒有点无厘头。在我来看，如何评价这一讲话，其实就看是出自什么立场。中国政治反对者一直将推翻中共政权的重任赋予美国总统，并以此作为评价某位总统是否合格的政治标准。他们全然忘记了一点：美国总统是美国选民选出来的，其首要责任是对美国的当下负责，其次是对美国的未来负责。中美脱钩，回到尼克松破冰之旅以前的对峙状态，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得由美国人民自行评断。
上述状况的产生出自两个原因：首先，从二战直到冷战结束，美国一直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其次，在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自身也以这一角色自任，继续在世界范围内以推广民主化为自身责任。美国克林顿总统在冷战结束之后，雄心勃勃地推动了全球化，力主WTO吸收中国作为新成员，也宣称这是引导中国民主化、将之纳入国际社会的高招。
但美国政府不是上帝，在全世界推广民主化遇到重重困难。伊拉克战争不仅让美国劳而无功，反而让极端伊斯兰主义乘虚而起。阿拉伯之春以后，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政权纷纷倒塌，ISIS更是成为世界的噩梦。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不仅没有民主化，反而日渐回归专制独裁。美国国内则因全球化的影响，工作机会流失，中产阶级萎缩、贫困人口增多；对外战争与尽国际责任导致债台高筑；国内则因人口结构的剧烈改变而导致矛盾丛生，在华府政治中演化成民主共和两党势成水火之态。《世界是平的》作者在书中谈到他的发现：美国人所到之处，发现各国人民对美国夹杂着羡慕的仇恨，多半来自于美国插手他国事务（美国的推广民主化）。
面对上述形势，美国人的焦虑感日益严重。自2009年以来，美国人要求本国政府少管他国闲事、专注于本国内部事务的比例越来越高。皮尤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受到的质疑近年来明显增加，奥巴马总统履新的2009年高达41%；2013年，5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在“国际上少管闲事，让其它国家自己处理好内部事务”；在2016年5月的皮尤调查中，这一比例上升为57%。同年7月，《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深度报导，探讨美国从2000年克林顿政府直至2016年的经济政策，以及2016大选中川普和桑德斯现象之间的关系，提及7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走在错误道路上”。
错误的道路由谁开启？
美中关系演化成今天这样，主要是美国对中国完全撤掉了篱笆。从克林顿当政以来，历届美国总统在美中关系上，都是撤篱笆政策。奥巴马在2016年4月，通过《大西洋月刊》记者的采访阐述了“奥巴马主义”的中国观，核心内容是“应担忧衰弱的中国而非崛起的中国”，不愿意采取任何措施削弱中国。原因也很明显：对他青睐有加的“拥抱熊猫派”是中国政府的朋友，他钟爱的硅谷高科技公司都是中国的投资主力。在他之前有三位美国总统帮助中国进入西方世界。
2019年7月18日，美国前情报官员、冷战期间的前海军飞行员切特‧纳格尔（Chet Nagle）在第七次“当前危险委员会”简报会上做如下表述：“40年前，中国共产党政权向我们宣战，我们却全然不知。事实上，我们反而帮了他们。”“第一位拯救了中国共产党的美国总统是尼克松。1972年他承认了中共政权，结束了其外交孤立”；第二个是老布什，天安门事件后，他派了一个秘密的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北京，安抚中共说，美国不会回避他们，去年他去世时，北京把他称作‘中国的老朋友’；第三个是帮助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克林顿。”因此，“当前危险委员会”希望川普总统对中国强硬到底。
美国“拥抱熊猫派”为自己心向北京设置了两个堪称经典的预想前提：1.中国加入WTO，可以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促使中国建立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2.对中国开放西方的互联网技术，有助于瓦解中国的言论管制。这两点最终都会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
这一理论成为美国的中国研究圈的经典，缘于前总统克林顿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开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克林顿向国会阐明与中国建立永性正常贸易关系的好处和必要性：“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仅关乎我们的经济利益，更符合我们更大的国家利益。这是自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以及随后十年卡特总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我们必须在中国创造积极变化的最重要机遇。”
克林顿通篇讲话，意在解开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担忧。他从“谁失去了中国”这一话题切入，谈到美国政界学界认识到的所有中国问题，例如一党专政的国家、不能容忍反对派、剥夺了公民言论自由和宗教表达的基本权利、控制经济从而让国民对政府形成很强的依附性、在世界上用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以及人们对中国可能崩溃的担忧等等。怎么办？年轻的克林顿总统充满信心地回答：“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认同中国的做法，问题是，改进这些实践最明智的做法是什么？”他进而提到：“中国未来的道路是中国自己的选择。我们无法控制这种选择”，“我们只能影响她。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确实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可以努力把中国拉向正确的方向，也可以转身而去。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转身而去’会把中国推向错误的方向”，克林顿总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WTO将使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它将继续推进美国过去30年来（即尼克松破冰之旅以来）在中国努力实现的目标。”
这就是我曾经分析过的美国对华政策八字方针（“接触、合作、影响、改变”当中的“影响”，尼克松开始了“接触”（中美建交），克林顿要开展“合作”，进而“影响、改变”。针对当时急于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商界与担忧工作机会流失的美国制造业（工会是民主党的铁票仓），克林顿想当然地画出了他们想要的蛋糕：“好处当然是美国公司获得巨大的中国市场”，“……通过中国政府销售或转让有价值的技术——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可以在不流逝就业岗位的情况下出口产品。”“通过降低对国有企业保护的壁垒，中国正在加快将政府从广大人民生活中剔除的进程”——下篇中，我将谈到，后来的情况与克林顿的许诺完全相反。
当然，克林顿还给自己留了充分余地：“加入世贸组织不会一夜之间在中国创造一个自由社会，也不会保证中国将遵守全球规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它会让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更上一层楼，而且肯定会比（该提案）遭到拒绝更有成效。”
谁造就了中国这个经济利维坦？
克林顿总统全方位开启了与中国合作的大门。其后的几任美国总统，基本都沿着中美友好合作的道路向深层掘进。到2016年，中国早已不是15年前恳求美国要求帮助加入WTO的发展中穷国，成为仅次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已长达十年。以下主要截取2001～2016年数据：
中国GDP总量，从2001年的1.339万亿美元增长为2016年的11.19万亿美元。到2018年，全球GDP总量达84万亿，美国虽继续稳居第一，为20.5万亿，占世界GDP比重24%，但与2017年的24.4%相比继续呈下降趋势；同期，中国为13.45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比为16%；比2017年的15.4%有所上升。
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美国货物进口总额为21891.8亿美元，自中国的进口额达4628.1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1.1%。美国对华贸易逆差3470.4亿美元——2001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仅281亿美元。
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对外投资国。200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仅347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0.5%；2018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高达1.9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6.3%。与之相比较，2001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之比为31.8%，到2018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6.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20.9%。
数字的一升一降之间，表示的是中美两国经济实力的消涨。2018年，川普总统说了一句让中国特别不高兴的话：“我们在过去25年里重建了中国”，——往前推25年，就是克林顿担任总统的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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