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美国的中国研究出了什么错？(图)

共产党资本主义体制切断了民主化方向的可能性。（图：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18年12月30日讯】一整代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从失误中觉醒了。他们曾经以为，经济转型和民主化会始终相伴前行，却未看出“中国模式”的本质，即这种共产党资本主义与其它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结果是不同轨道上跑的车，共产党资本主义必然阻断民主化。

一、“一整代中国专家的觉醒”

2018年11月2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Chinese Influence and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这份报告的产生花费了一年多时间，有32位顶尖的中国问题专家参加研究，包括法兰西斯・福山、戴雅门、葛来仪、黎安友、沈大伟、裴敏欣等。这是多年来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圈首次讨论中国如何在各方面对美国施加影响的专题报告，其中提到了中国对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者通过约谈、签证控制等手法，试图操纵美国学者的观点。前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主任麦艾文表示，“这证明了一整代中国专家的觉醒，他们曾自认在帮中国走上世界舞台，到头来却发现出现了严重失误”。

此前，在2018年8月于波士顿召开的美国政治学会的年会上，有人对五百位中国问题学者做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发现，有68%的被调查学者承认，在中国研究领域里存在着“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问题。

美国的中国研究圈向来有“拥抱熊猫派”和“敲打熊猫派”之别，而前者居于主流。显然，这种状态的形成，与“中国影响”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美国学者们的观点可能与北京的压力有关，但也未必都是如此，因为还是有不少学者发表了一些批评性的文章。这里不准备讨论“中国影响”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的观点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目前刚刚开始的话题，没有大量深入的系统性研究分析，很难就此作出简单的断言。但是有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是不是“拥抱熊猫派”的观点过于夸赞中共，而“敲打熊猫派”的观点就基本正确呢？未必如此。

二、中国研究圈视界的局限性

美国的中国研究圈存在着两个重要缺陷。其一，绝大多数人忽视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例如，中国70-80年代全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如何在90年代突然变成了少数人所有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企转型不过就是把公有资产转变为私有，别无其它。其实，几十万家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私有化行动关系到巨额国家财富的私有化，而几千万“国家职工”则突然裂变成劳资双方，这个过程涉及到侵占国产、社会公正和公众参与权等重大问题。如果这场私有化严重违反了社会公正，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评价就不能单纯是正面的。可惜，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圈里，很少有人涉足这一课题。而这一缺失导致了对中国经济转型认知的偏差，乃至对中国目前存在的严重社会矛盾和政治走向缺乏把握能力。再比如，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威权型政府推动政策果断有力，是经济改革的有利因素，但他们忽视了威权型政府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故意撒手不管的情形，像朱镕基为了方便上面提到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少数人私有化，曾关闭了国有资产管理局，取消了私有化过程中对广泛存在的盗窃国有资产行为的监管。这种情况下，撒手不管加上威权压制，社会后果更加糟糕，而对这些，赞美中国威权模式的美国学者就不闻不问了。

其二，中国研究圈存在着相对封闭性，许多中国问题学者往往倾向于认为，“China is China is China”，或“中国与其他国家不一样（China is not just another nation state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他们习惯于把中国看成一个与俄国东欧等转型中国家不同的特殊体，故而很少在中国研究中作真正的国际比较。因为中国研究只分析单一国家，很容易产生固步自封和一叶障目的研究结论；而在单一国家转型研究中被公认的某些结论，若放到国际比较中去一看，其实根本就站不住脚。例如，许多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采用渐进型改革模式，比俄国及东欧、中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震荡疗法好得多。然而，由于他们并不真懂前苏联阵营各国震荡疗法的内容，又忽略了类似现象在中国发生的实际情形，这个所谓中国式渐进模式优越性的判断，完全违背了现实。事实是，在价格自由化和全面私有化方面，中国同样采用了震荡疗法，前者是1993-1994年，后者是1997到2002年，而中国的震荡疗法其实比前苏联阵营各国的震荡疗法更冷酷。类似情形也发生在对民主化和经济转型相互关系的理解方面。

三、民主化和经济转型：孰先孰后决定一切

美国的中国研究圈中，“拥抱熊猫派”当中的某些人似乎认为，现在的“中国模式”属于最佳选择，民主化不一定适用于中国；而“敲打熊猫派”的不少学者则认为，经济转型之后中国应该推行民主化，在他们看来，这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却很少有人通过国际比较研究来分析经济转型和民主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转型和民主化真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会自然诞生的一对“孪生兄弟”，始终相伴前行？事实上，“敲打熊猫派”的许多学者不了解，经济转型可能扼杀民主化，“中国模式”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西方研究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的学者多半都接受一种理想主义假定，即市场化有利于民主化，或者说，经济转型会促进政治转型。其理由是，中产阶级在市场化和经济发展中逐渐壮大，他们会支持民主化，而红色精英在现代市场环境中将接受西方文明和普世价值。这样的说法似是而非，但在中国主张民主化的知识分子当中很有市场。在中欧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这一看法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在俄国，经济转型早已完成，而政治转型却在走回头路；而中国模式则证明，如果私有化基本上被红色权贵们操纵，其结果是建立红色权贵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国模式”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但会阻滞政治民主化，而且可能帮助和强化红色权贵们巩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

我比较了大部分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之后发现，实际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三种经济转型模式，中欧国家是“不要红色精英的资本主义（making capitalism not with red elite）”，俄国是“昔日党内同志的资本主义（comrade capitalism）”，而中国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我从中、俄经济转型的比较中得出了一个关于转型规律的认识：经济转型是有利于政治转型还是阻滞政治转型，其关键在于两者的先后顺序（sequencing）。（注）

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的先后顺序，有两种可能。当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同步时，比如俄国的情形，由红色精英“变身”而来的民主派不会反对民主化，因为民主化不见得妨碍他们利用以往的社会关系致富；但红色精英在民主化过程中会受到一定的遏制，无法肆无忌惮地利用私有化来化公为私，在俄国和中欧国家都可以发现这个特点。如果经济转型在政治转型启动之前便已完成，例如中国的情形，已经成为产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和房产资本家的红色精英们会强力阻止民主化，因为民主化不仅会剥夺他们的政治特权，还可能会追索他们非法获取的财富。所以，红色资产阶级比保守的老共产党人更仇恨民主化；不仅如此，前者也不太关心中国这块国土和民众的未来，他们把财产和亲属转移到国外，甚至取得外国身分，一有风吹草动，揣着钱包就可以登机走人。这种红色精英通过“异族化”来逃避国内社会矛盾，因此不会像前苏联集团各国的红色精英那样，为了自己将来的国内生存而谋求政治妥协。

四、他们留下了什么教训？

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留下的教训，至少有三点。第一点即视界太窄，他们关注中国的种种细微变化，却忽视了“中国模式”与其它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的异同之处，因此也失去了从国际比较当中可能获得的教益。第二点是对“中国模式”的认识缺乏深度，放过了全民所有制转型为少数人所有制这个关键环节。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误解，比如，对“中国模式”先“甜”（经济繁荣）后“苦”（政治转型受阻）的必然性，没有充分的认识。第三点则是对民主化进程的理解过于教条主义，把自己的理想当作必然的现实，却无视共产党资本主义体制切断了民主化方向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国内很多知识分子觉得，现在的局势还不如邓、江、胡时代，表现为政治上的倒退。这种看法其实和“觉醒”前的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有相似之处。其实，共产党资本主义是个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体制，类似于苏联东欧的那种民主化可能，早在朱镕基时代就已经被经济转型道路所扼杀。在制度层面，共产党资本主义的体制从9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形成、完备。中共依靠这套共产党资本主义体制，推动了20年之久的经济繁荣；如今，经济繁荣渐渐褪色，但这套共产党资本主义体制却维系下来了。如果要肯定邓、江、胡时代的“前进”，那就不得不同时也承认，正是那样的“前进”，阻断了政治变革的道路。

从这个角度去看，当下中国的政治走向，并不是从共产党资本主义这套体制往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倒退；恰恰相反，它是90年代后期以来形成的共产党资本主义体制模式自我疗治的延伸，与前苏联各国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形成的民主政治或半民主政治，完全是两条轨道上跑的车。2018年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标志着共产党资本主义这套体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走完了它的巅峰期，也开始进入下行通道。当习近平堵住了官员们走“异族化”这条路时，实际上便夺走了他们的个人“救生艇”，逼着他们与党国共存亡；官员们虽然“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但内心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官场上的“怠工”之风便盛行起来。

然而，经济困境或经济危机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变革。委内瑞拉就是一个例子，当经济崩溃之后，几百万国民逃往他国、另谋生路之时，该国国民并没有想用选票换掉总统，或者追究他和同伙的政治、法律责任。在中共的威权政体之下，国民没有选票去决定国家的政治走向，而当局可以动用层出不穷的行政手段去推迟、减缓危机的爆发。

“中国模式”开辟了一个与历史上出现的传统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都不同的制度模式，即共产党资本主义。今天哪怕邓小平再世，他也绝无可能为民主化开门。这样来看，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们“觉醒”以后，与国内的知识分子一样，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中国往何处去，谁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注：这是我2016年发表的观点。论文标题是，“Capitalism Making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Transition”（《转型中的资本主义建设及其政治后果》，此文载吴国光教授编辑的“China's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New Perspectives”一书）。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