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意思是说:“治理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严谨、认真地办理国家大事,而又恪守信用,取信于民;节约财政开支,而又爱护百姓,役使百姓,要注意不误农时!”
当时,八百家大约有车一乘。千乘之国,也就是差不多有四百万人口了。治理国家本来就是天下最大、最难的事情,况且还是千乘大国。在这里,孔子表达了其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即大事可以化小,难事可以变易,只要能抓住问题的关键,从小事做起,把小事做好,务实务本,就能把国家治理好。
“敬事而信”指的是“敬国事”和“取信于民”两个方面。作为一个治理国家的统治者,出于对江山社稷负责、对百姓负责、对自己的历史声名负责,都应该严谨地处理国家大事,都应该做到取信于民。只有严肃认真地对待国家大事,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也只有取得人民的信任,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戴。
关于取信于民,在《论语・颜渊》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老百姓信任统治者。”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其中的一项,那么在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再去掉其中的一项,那么剩下的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么国家就不能存在了。"在孔子看来,治理一个国家,应当具备三个起码条件:食、兵、信。而这三个条件当中,取信于民是最重要的。由此可见,孔子对“信”的重视程度。“节用而爱人”指的是“勤俭节约”和“爱护百姓”两个方面。勤俭节约,不铺张浪费,才能不断积蓄财富,不断发展壮大,进而达到国富民强;也只有勤俭节约,不铺张浪费,才能减轻百姓的负担,也才能实实在在地体现出对百姓的关心和爱护。
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的能源和资源越来越紧张,特别是我国的人口资源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很多社会问题,追根溯源,最终都指向了这一矛盾,成为短期内无法彻底解决的矛盾。因此,从国家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家庭和个人,“节用”都有着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节用”不仅是“爱人”,也是“爱国”、“爱人类”、“爱地球”。“使民以时”指的是征用民工、民力,要在合适的时间,要在农闲之时,虽然表面上看,只是一个时间选择的问题,而实质却体现了统治者应“以民为本”、遵循自然规律的思想核心。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只有做到“使民以时”,才能最大程度地利用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物质财富,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个家庭、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潜能,也才能真正体现“爱民”的思想,百姓也才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被爱”的实际意义。
孔子在这里所阐述的治理国家的三个方略,都指向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以民为本”,即主张治理国家要对百姓负责,要取信于民,要勤俭节约,减轻百姓的负担,要尊重人民的生活和劳动规律,合理利用民力等等。
但纵观历史,俯拾身边,封建帝王也好,现代的企业的大小领导也好,在“创业”阶段,都极力主张和实践“以民为本”的思想,但在“功成业就”后,却很少考虑“以民为本”。因此,国家就有了兴衰变化,帝王就有了“盖棺难定”、“功罪难评”的普遍现象,历史就有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发展变化,单位、企业就有了“创立”、“发展”、“兴旺”、“发达”、“萎缩”、“破产”等现象。这到底是整个自然界发展的必然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必然变化呢,还是“人之所为”、“人之过”呢?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这里要着重指出:治理国家的三个方略,都指向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以民为本”!而且自始至终,都要做到以民为本!它是核心嘛!现在,有许多共党官员,都喜欢以自己为核心(或中心),这是本末倒置,是狂妄自私!共产党一贯标榜“为人民服务”,你以自己为核心,就是为自己服务,并且强调全国人民、乃至全界人民,都为自己一个人服务,什么一带一路,由邪党带路,妄想把全世界带入黑窟,你做这样的核心人物,可真是黑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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