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一战爆发。次年,日本向袁世凯抛出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1914年6月28日,一战爆发,德国陷入大战中。9月1日,日本借机向在华德军开战,激战两个月后,日军大胜,夺取了德国在华权益。
日本占领山东后,中国民众要求收回山东主权的呼声愈发浩大,中日摩擦频发。对于日本发来的抗议,袁世凯政府皆不予理会。
日本为了使继承自德国的在华利益合法化,同时谋取更大的利益,1915年1月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抛出了日本政府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史称“二十一条”。
依照这些要求,日本不仅要把山东和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还要把整个中国变成它的保护国。
这些条款以内田良平的《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为蓝本,具有清晰的侵华步骤和计划蓝图。
那么一直背负签订“二十一条”卖国骂名的袁世凯,当时的反应如何呢?
时任国务院参议兼大总统府秘书曾叔度,作为当时的亲历者,在他的《我所经手的“二十一条”内幕》里写道:“袁世凯开始看到21条后震怒异常,当即决定全部驳回,一个字都不能答应。”
震怒后的袁世凯很快冷静下来,陷入了沉思。
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接受“二十一条”,一旦交战,正陷入世界大战中的西方国家,一定无暇顾及中国情况,中国抗日必将孤立无援。
日本为迅速达成协议,告诉袁世凯,这是一个秘密条约,必须从速商定,不能外泄。同时威胁说,如果中国不答应,甲午战争就是案例,日方将效仿甲午年海陆并进,大举进攻中国。
这一事件无疑是袁世凯从政以来最为严重的外交危机。袁世凯随后不动声色的对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表示,事关交涉事宜,必须由外交部主管办理。
打发走日本公使后,袁世凯即刻召开紧急会议,外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梁启超、蔡锷等人都参与讨论对策。
外交部次长曹汝霖看了条款内容后说,这种苛刻条件,跟要我们亡国没啥两样啊!“日本这次提出‘二十一条’,包罗万象,集中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又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国。”
第二天袁把曹汝霖叫到总统府,对他说:“我已逐条细阅批示,你们照此商议。与日本谈判时,应逐项逐条商议,不可笼统并商。”
天津市历史档案馆存有一批袁世凯的档案材料,其中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说帖的朱批最为重要,从中我们当可看出袁对“二十一条”的态度,并折射其对日立场。
袁世凯的批示非常详细,在此不详列。
不久,通过各种渠道,袁世凯了解到,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一事并没有正式经过御前会议认可,便果断将“二十一条”的内容泄露出去。
消息一出,不仅国人哗然,在日本和国际上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美国,“二十一条”成为了当日报纸的头条新闻,美国政府开始对中日谈判进行干涉。
谈判有第三方介入后,很多内容就得重新再谈。1915年5月9日,中方代表将条约最终修订版交给了日本公使,危机暂时化解。
历时4个多月25次的艰苦谈判,条约内容与最初已经相去甚远。最终修订版不仅删除了很多条款,其他众多条文也变成了“留待日后磋商”。最终中日签订的“二十一条”实际上只有十一条。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评价说: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但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反而弄得臭名昭著,为天下人耻笑。日本试图将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的阴谋彻底破产。
世凯还在“二十一条要求”签订后,深刻体会国力不足只能被霸凌的屈辱,于是下令:“将5月9日列为国耻纪念日!”
袁世凯对日本的抵抗和敌对,让日本认为,近代中国30年来日本第一大敌竟是袁世凯!
陶菊隐在他的《袁世凯传》中写到:“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经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哪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啦。’”
“袁世凯谢世之日,有人在他的书案上发现了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williamhill官网 再造共和。’这是他死前留以自挽的话啊!”
沈宁先生在2012年休斯顿演讲,也提到袁世凯与二十一条。“孙中山之后,早期民国最重要的人物是袁世凯。不管后来人怎么评论袁世凯,骂他卖国是不尊重历史。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日本为窃取在中国的利益,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袁世凯绞尽脑汁,动用各种手段,并向外界透漏日本要求,争取民众支持。先后谈判25次,逼迫日本两次修改要求。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用支持革命党发动战争威胁,袁世才答应了日本的修正案,签署其中关于山东和南满的两条,这两条都没有丧失中国主权。这些史料原件据说还保存在天津博物馆内,有案可查。但是至今还是有媒体继续编造袁世签署二十一条的谣言。民国时期的政治领袖,至少不卖国,而民国之后很多人连这条底线都保持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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