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三任总书记会情妇被擒 供出特务委员会(图)

向忠发的叛变起源于一起桃色纠纷。（williamhill官网 合成图）

中共第三任最高领导人、工人出身被苏联斯大林钦点为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向忠发是如何“叛变”的，他在被捕后一天就死亡，究竟是意外，还是正常处决？对此，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负责扩充机构、训练特务的徐恩曾做了详尽的披露。

向忠发嗜赌如命

据徐恩曾在《黄花岗杂志》披露，向忠发的叛变起源于一起桃色纠纷。1931年1月，中共党员胡君为了保护同为党员的妻子陈小妹免遭中共中央委员罗绮园的玷污，不惜向国民党告密，罗绮园和向忠发先后被抓。

徐恩曾说，向忠发起初不承认自己是中共的第一号领袖，这时，有一个人表示知道向忠发的历史：向当船夫的时候，嗜赌如命，有一次从赌场中输完了钱回来，发誓要戒赌，竟把自己的左手无名指斩断一小段，以示决心。经他的指认，再一验向忠发的左手，果然无名指短了一段。向忠发无法再抵赖，只好低头认罪。

向忠发被指认出来之后，所表现“向敌人投诚”的可怜相，比其他的非无产阶级的战士更精彩十倍，他先表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工人，没有能力，他在共产党内所担任的职务，实际上是一个傀儡。向甚至曲膝跪地求情，要求免他一死，并自动说出4个共产党的重要指挥机关的所在地，以示忠诚。

中共第三任总书记会情妇被擒 供出特务委员会

网络上曾流传《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同志的供词》一文，此文是向忠发被国民政府擒获的供词。1931年向忠发在知道顾顺章可能“叛变”的情况下，还在上海与情妇幽会，而被国民政府逮捕，并把中共内部其所知道的一切供述出来。其供词曝出中共是一个投靠俄国反华势力、使用暴力企图颠覆中国的恐怖汉奸组织。

中原初定 共匪汉奸祸乱中华

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后，经过北伐、中原大战，直到1930年11月4日，地方军阀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中国才算勉强统一。

在这期间，苏联一直害怕中国的统一，阴谋日后侵占中国，因此在中国培植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制造暴动，分裂中国。

1927年下半年，苏俄顾问和苏联驻中华民国使领馆直接策划、指挥和配合中共，在南中国发动“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

1927年11月，苏共在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扩大会议上，向中共布置“如何在中国南方农村进行大面积的烧杀、绑架和强迫农民参加暴动”的任务。

1928年9月26日，苏共斯大林向各国共产党发出命令称：“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中共立即接受、决策并在全国范围内执行了“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

1929年5月27日，东北地方政府查出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竟是苏联指挥中共叛乱的巢穴。

1929年11月，当时的中共最高负责人李立三即在中共江苏省“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因而1929年武装暴动遍及南中国城乡。

在中华刚刚统一还不稳固，需要稳定与休养生息的情况下，中共一直勾结苏俄反华势力，发动武装暴动分裂中国，中华民国政府被迫分兵剿共，致使一年多后日寇乘虚侵占东北三省。

无德无能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幽会情妇被擒

在中共祸乱中华的这种背景下，1931年4月24日，中共秘密特务组织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政府抓获，顾马上供出中共在上海的全部组织人员名单，使中共在上海等地的地下特务机构几乎全部被摧毁。

可惜民国政府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徐恩曾身边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潜伏的间谍，钱翻译出武汉汉口的密电，知道顾顺章投诚，因而在国民党展开搜捕之前，成功将消息传递给在特科值班的聂荣臻，使得周恩来等人逃脱。

6月18日，中共派人通知时任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转移去江西，但是向忠发提出一定要来人带他先去看看其情妇杨秀贞才肯走。杨秀贞当年25岁，曾是百乐门舞女，向曾在她身上花了8,000大洋，而杨秀贞并不知道向忠发是共产党人，还以为是一个珠宝商人，因顾顺章投诚民国政府而骗她有仇人寻仇要转移住所。无奈之下，中共组织只好同意，但要求向不能过夜。

向忠发被带到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与情妇杨秀贞会面，但向被情妇紧紧搂住亲上一口之后，说什么也不肯走了，接头人只好约定第二天到约定地方接他。

第二天一早，向忠发从情妇被窝里爬了出来，在路上他被一群人拥住，用汽车带到了善钟路巡捕房。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

向忠发供出中共是彻头彻尾的反华恐怖汉奸组织

向忠发开始的时候并不承认自己是中共的领头羊，只说是中共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

但向忠发左手一指半截的特征（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指砍去一个）出卖了他。当向忠发知道无法隐瞒时才说：“我，是向忠发。虽是第一把手，却只能算木偶。没什么能力，原本不过是个普通工人。”

随后向忠发主动供出了中共的内幕，其中包括中共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以及投靠苏共反华势力，图谋颠覆中国的事实，还供出中共为了筹集资金去绑票、抢劫，中共完完全全是恐怖暴力组织。

向忠发在自白书中供出了共党经济来源有三

（甲）国际供给者：国际帮助中共每月一万五千元美金，中国五、六万元，而实际上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而“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里。”

（乙）赤区接济者：在赤区中所没收载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发金铺子的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

（丙）绑票或抢掠：共党的经济，有时因国际的关系一时中断，款子不能来，亦有的因赤区的接济没有到，因此就时常采用绑票和抢掠的方法，这种工作主要是由特务第三科红队负实干的。

附录：《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同志的供词》

他的供词，原刊中华民国1933年10出版的《转变》，本次发布的文本是以1988年出版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

一、自述

我是湖北人，现年五十一岁，是一破产的农家子弟，十四岁入汉阳兵工厂做学徒，共住二十九个月，因与工头不合，被革除。遇一亲戚廖某，介绍入造币厂，共住四年，因厂倒闭，去江西名人王家全家中做佣人，三年多，后来又由他介绍入他所经办的轮船公司任事（九江至南昌往返）。我在轮船公司内因为经东家的介绍，故只做了四个月，就升任二副，做二副二年又升任大副，后因轮船公司与矿物局（汉冶萍）的轮船撞坏了盐道所坐的船，与盐道口角，后经通缉，乃逃至湖北住。湖北住一年多，此时正值造币厂已开工，即入厂做工一年，又因武昌起义，造币厂停工，经人介绍入汉冶萍公司一八O号船上任事，直至一九二三年始脱离。我入共党的经过是在汉冶萍公司工会，担任工会副委员长时（一九二一年），由许白昊（此人已死）介绍加入中共，七天以后，即任支部书记，“二七”事变以后，提升中共湖北区委。一九二三年失业后，由彭泽湘（现已开除，时为湖北省委书记）介绍任湖北省委书记一月。当汉口市党部成立时与刘百川等负责工作，我担任工人部长，曾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北伐军到武汉时经辞三次始准，后任武汉总工会委员长及市政府工作，到国共分家以后，共党五次大会当选中央委员，因开会通知只发给我一次，心颇不快。七月间在武昌蛇山开中共中央会，后因大发牢骚，中央亦未答复。又因“八一”罢工，我不同意，虽经罗亦农说服，却又将我送到汉口法租界一洋房中禁闭了，此时我见罢工已失败，遂不经共党中央的同意即私逃长沙了。到长沙后，即住乡下一月，后共党中央派朱鹤林带洋一百元陪我到上海了。（在“八一”以后，我曾出席气“八七”会议，组织中央政治局，我也是委员之一。）

我到上海之后住过一短时期，即被派赴莫斯科，同行者共十四人，我任主席。到俄后参观各处约数月，又去比利时住了数月，再返莫斯科，出席在苏俄召集的赤色职工国际的第四次大会，时苏兆征为主席，我任副主席。未几（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央开六次代表大会，我任主席团，回国后任共党总书记。曾被幽禁一个月（与立三、蔡和森、王仲一等同住）。一九二九年九月，共党二中全会开会时，周恩来与李立三在会场上发生意见，开会后两天，又发生争执。我对李的主张虽不同意，但不能反驳他。以后他们二人常有纠纷，我始终为他们来调解的。一月后他们的冲突日烈，无法解块，周恩来决意赴莫斯科报告国际，结果国际答复说：“中国党错误，国际驻中国代表亦错误。”此时瞿秋白等也来了，三中全会由瞿秋白领导，其所措施，下级大为反对，不得已国际派了米夫来华，找我谈话说：以前种种错误，你都要负贵，须受惩罚。

经过米夫谈话之后，我却没有受处分，因为米夫说：“向忠发是一个工人份子。”此次米夫来华后，自中共中央的组织才变更了，分工制度，因而一切经济权均不经我手，我的总书记，只不过虚位而已。不久因为罗童龙组织非常会议，米夫召集徐锡根、陈郁谈话，这一次的谈话，我没参加。米夫返俄后，有一德国人作中国党的国际代表。四中全会的报告，周恩来起草，由我向国际代表报告，而陈绍禹大加反对我，说我是调和主义者。四中全会选举的结果，名义上仍由我来继承六次大会的总书记，但在事实上己经实行了分工制，如沈译民任宣传，周恩来任军事，赵云任组织，从此备人备管各事，我在共党内不甚管事了。

二、供白

一、国际──国际共党驻沪东方部负责人

前为俄人米夫，现已回国，现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巡捕房中。

二、中国──中国共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向忠发、周恩来、陈绍禹、陈郁（已去莫斯科）、卢福坦（即老山东）、徐揭根（去鄂西赤区）、项英（去赣赤区）

候补委员：王克全、罗敦贤、张国点（在赤区）、关向应、顾顺章

职务：

总书记：向忠发

宣传：张闻天

组织：朱森

军委：李福春

三、特务委员会

从前是我（向指自己）和周恩来、顾顺童，但自顾顺章被捕后，经人报告，阅已自首，遂施行改组了，前由顾顺章负专责，现改为廖成云负责。其组织如下：

1．廖成云总负贵（前江苏省委）

2．赵云（第三科──红队）

3．潘汉年（第二科──侦探）

4．杨森（第一科──社会及告种技术）

5．陈寿昌（第四科──交通）

四、苏区负责者：

1．苏区中央政治分局：项英

2．鄂西分局：夏曦

3．鄂豫皖分局：张国熹

4．闽粤分局：邓发

五、李立三已经送到莫斯科去了。

六、各地上层负责者：

我因为近来同周恩来不合作，下层的组织及负责人的情况多不知道，现在所能说出的仅限于各地上层负责者：

1.江苏省委兼上海各区委指导：

书记：王云程（湖北人，留莫回来）。

组织：吴致中（湖北人，留莫回来）。

上海分七区：沪中、沪东、沪西、闸北、法南、吴淞、上海（码头及海员）。

2.浙江，有两中心县委，无省委组织。

（l）温台中心县委。

（2）杭州中，合县委（已破坏）。

3.安徽──过去有省委，现无。

特委有三：安庆，广德，南宁。

4.山东──有省委，五六月破坏，新派二人去，姓名不知。

5.河北──顺直省委由殷鉴负责（从前罗章龙派的非常委员会省委已解散）。

6.满洲──李翔伍。

7.哈尔滨市委书记──伍何敬（河南人，自莫回来）。

8.河南──季中发。

9.湖南──无法组织。

10.湖北──只有桥口区委一个（月支三百元）。

11.陕西──只有市委一个，人数不多，惟未与中央发生关系，近派刘国童前去（此人前为中央与国际代表间领款者）。

12.广东省委（包括广西，驻香港）书记蔡和森。

13.云南，福建都不详。

14.察哈尔等特区无人负责。

七、各地实际情形：

1.以江苏省委较有力量，上海为最，但亦极为薄弱。人数（党员）除赤区外，约有二万党员，内中大部分挂名和不起作用的，自然亦都算在内。

2.成分：工人占百分之十，农民占百分之六十，智识份子占百分之三十。

3.上海方面：党员五百八十人，青年团员二百七十六人，工会党员四百七十人，月缴会费共计二百七十余枚铜元，由此亦可见力量之薄弱了。

八、军事──​从前经中央局决定共七军：

第一军：毛泽东、朱德

第二军：贺龙

第三军：彭德怀、黄公略，总称一、三集团军

第四军：邝继勋（鄂豫皖）

第五军：毛泽东（一部分，力量很小）

第六军：周郡

第七军：李明瑞

总计赤军人数十二万余人，枪枝七万余。

九、共党经济来源：

（甲）国际供给者：国际帮助中国共党每月一万五千元美金，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里，我不知其详。但是从前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时，由我来支配经济，所以我知道的很详细。其分配如下：

1.江南局；五千五百元，后又加上一千元

2.南方局：四千二百元

3.长江局：六千元

4.北方局：四千八百元

5.满洲：一千二百元

6.军部：九千元

7.宣传：九百元（印刷费另外）

8.组织及招待：一千三百元

9.红旗报：二千元（现由罗绮园负责）

（乙）赤区接济者：

在赤区中所没收载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发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前后由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一九三○年六月由闽西运来七百两；第二次，一九三○年底，由赣西南运来两千零七两。由这两批款内提出八百元组织商业机关，派陈绍禹作老板──现由廖成云负责交付，此外尚有许多大批现金由赤区运来，但都不是我经手的。

（丙）绑票或抢掠：

共党的经济，有时因国际的关系一时中断，款子不能来，亦有的因赤区的接济没有到，因此就时常采用绑票和抢掠的方法，这种工作主要是由特务第三科红队负实干的。

十、附记：

1.喻译时：交通主任，住戈登路戈登里。

2.李金生：是我的工作负责人，于前星期内被公安局捕获，共有七人，闻现解司令部，他知道我的机关很多，经过此次破坏，各处机关均迁移，因此我也受了国际的严重警告。

3.妇女部──周秀珠住闸北邓托路口同春里七十二号。

4.青年团总书记秦邦宪，住古拔路横路三号，开会地点在西摩路。

5.国际接头处及领款机关在忆定盘路。

6.共党现有干部全国不过二百人，在莫斯科者亦不过二百人，人才极感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