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高考，却没人看见(williamhill官网 )
又是高考时节(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18年6月16日讯】编按：谈及高考故事，所有的媒体都会关注状元、985、211，但是每年能考生这些重点高校的，不过是百分之几的考生，那些绝大多数的、上不了重点甚至上不了大学的考生，被舆论习惯性地忽略了，仿佛他们从未出现。纵使每年都有不少这样的学生为此走上绝路，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他们也不会被人重视……然而，能上重点的，绝大多数来自精英阶层，最终落榜甚至自杀的，是怀着改变命运梦想的底层。这样真的公平吗？
一
每年高考时节，全社会都注视着高三学生，媒体们也不断渲染“警察为考生开路”“妈妈为孩子‘旗开得胜’穿旗袍送考”“工作人员为父母送水”之类细节，一时间呈现出一幅含情脉脉的场景。可是，作为中国年轻人玩命厮杀的竞技场，高考实际上毫无温情可言。
6月7日，即将开始高考的一个河北男生跳楼自杀。早晨七点多，男孩的母亲外出给他买早餐，回来时，他已经从阳台跳下。据报道，这是他第三次参加高考。
接下来的一月，各地都会忙着给高考胜利者庆祝，关于高考状元的神话将层出不穷。而这则几乎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新闻，很快就会消失在信息流之中。
可是，新闻背后的东西，还会象幽灵一样四处游荡，挥之不去。
学生的自杀事件，早已是学生之间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在高中阶段。
由于新闻封锁，或是担心自己说错话，对于这类事件，人们都假装不曾发生。因此，学生自杀的事情几乎没有得到严肃统计，更没有过集体反思。但类似事件从没有真正消失过，尤其是在高考前后。
在一个阶层固化的年代，人们把上升的希望寄托于高考，因而对这个残酷的制度期许了太多善良愿望。悲剧把美好的东西打碎给人看以惊醒众人，本文也想还原高考的残酷原貌，打碎虚伪的温情。看清真相是残酷的，但未必没有用。至少，真相，可以避免有些人轻易付出生命。
二
2017年6月，几乎所有媒体，都在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40年前高考成功的老前辈们，纷纷现身说法，追忆那场改变自己命运的考试。澎湃新闻还采访了一系列上海的成功人士，“他们中有仁心仁术的医生，有著作等身的作家、有培育一代又一代学子的教授……”
媒体人似乎没有意识到，所谓的“改变命运”本身，另一面恰恰是社会等级制度的魅影重现。人们感谢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并非是因为高考本身，而是因为在考试结束后的四十年里，社会展现了越来越清晰的分化。刚好，借助高考，成功者站在了社会等级的前列。
如果媒体去采访那场高考的失败者，特别是在高考以后，下岗分流、进城务工，下海经商的失败者们，他们会得到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些人的故事会告诉我们，高考并没有那么大的魔法，魔法产生于严苛的社会等级。他们的失败并非由于40年前的那场考试，而是由于这40年里的社会变动。
实际上，40年前那场高考的录取率只有5.8%，578万人中录取了27.3万。谁的故事更有普遍性，难道不是很清楚吗？
如果历史并非如此，如果社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没有出现剧烈的分化，40年前的这场高考，就不会留下那么刻骨铭心的烙印。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个在今天当作笑话来讲的句子，却是四十年前那个相对公平社会的写照，至少是当时人们要建设的社会的写照。在那种背景下，高考最多是改变了人生道路，而不至于有“改变命运”之说。
高考成为公平的招牌，恰恰是以社会不公平为背景的。换句话说，只有社会越不公平，人们才越觉得高考公平。
社会差距越大，人们越臣服于高考的公平魔法。
但，这种魔法逐渐失效了。
三
一个人狂热怀念过去，大多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回忆40年前高考的所谓“公平”，不正是由于现在的高考已经不公了吗？
一个孩子在高考中获胜，至少需要十多年的持续投入。但是农村孩子，农民工的孩子，城市工人的孩子，他们所得到的教育投入，和中上层家庭的孩子完全没有可比性。
2013年一考生查完成绩后写下绝笔信自杀身亡（网络图片）
高考需要精密的计划、准备，严格的时间安排，计划和准备越早越好。中产家庭的孩子从小学就开始规律性补课，而农村孩子直到高中才开始学习制定学习计划。凭一张考卷决定胜负的高考制度，对于社会底层没有什么公平性可言。这是为中产阶级量身定做的考试制度。
可是，中产阶级也感到，高考的魔法逐渐失效了。
高考制度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在学习层面，大学的中心舞台属于竞赛生、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每年北大清华的自主招生、博雅计划、领军计划，几乎没有农村孩子什么事，进入这些招生渠道的学生，也大多来自大城市，至少是中产的上层。
而大学招生体制越是朝着申请制转变，大学越是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中产阶级的中下层也就越被赶出这块竞技场。
傅高义考察了恢复高考的历史，他在书里写道：
“……在各级建立了一套高度竞争性的精英考试制度，从小学到大学直到官场。他的目标不是促进社会平等，而是挑选最有才华的人，为其提供最好的教育机会。”
“1977年恢复的统一高考制度，并不是专门为选拔干部而设，而是一种为各行各业的大机构选拔最有才华的年轻人的制度。”
“他留给他的接班人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干部选拔制度，它遵循着与帝制时代同样的通过考试选拔干部的原则。”
一句话，高考和社会公平没有太多关系，以前没有，以后更没有。人们之所以长期将其视为公平的象征，只是因为他们在社会分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如果考生能明白了这一点，其实没有必要为高考的成败倾注那么多感情。
在我看来，一个人因为考上北大而得意、自傲、自我吹嘘，或者一个人因为高考落榜而丧失自信、绝望乃至自杀，都只是他少不更事的表现。他缺乏社会和历史的知识，错以为自己应该承担本该归属于社会的责任。
但是，很少有考生明白这一点。去年，北京文科状元熊轩昂对媒体说，现在的状元都是家里条件很好的，农村孩子得到的资源太少，人们无不称赞他的机智。但实际上，对于整天学习的学生来说，特别是学习社会历史的文科生而言，这本该是对当下社会的正常判断。
图片来源：秒拍
在学生高考崇拜的背后，运作着一套扭曲的高考价值观。这套价值观，对学生自杀事件，要负主要责任。
四
大部分人其实很清楚，社会正在“重新阶级化”。
尽管高中生或许还未曾听说“阶级”一词，但他们对高考的理解，却根植于这一社会背景。
肩负着培养年青一代责任的学校，本可以塑造新人，引导孩子们建立起对社会的全面认识，在批判中理解，在理解中批判。通过理解世界，以期孩子们完善人格，确立自我认同，树立宏大理想，谋求改造世界。这一任务非常急迫。
但是，高考的价值观完全与之相反。社会？自我？思想？批判？不存在的。考上了，你就是强者，考不上，你就是loser。这种对人本身极度不尊重的价值观，往往会在某一时刻直接摧毁失败者的自我意志。我有一个朋友，两次高考失败，第二次失败后，他在家里拒不出门，他跟我说，当时的感觉：“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可怕程度可以想象。
面对社会的压力，高考的价值观完全是犬儒的和个人奋斗式的。“进清华，与主席总理称兄道弟；入北大，同大家巨匠论道谈经”，在这种典型标语中，高考的成功被置换成对权力的膜拜和对名人的臣服。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根子，正在千千万万的高考考场上潜滋暗长。
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在高考中也演绎得淋漓尽致。“提高一分，干掉千人”，在高考的机制里，所有人都是你的对手和敌人，进入考场，就必须打败他们。仿佛一切都是次要的，个人品德、自我认同、心理健康、远大理想、批判思维，都必须臣服在分数脚下。
高考所教给孩子们的价值观，就是不批判，不多想，默默地做题，默默地忍受，默默地等待，说是奴隶道德也不为过。
很多学生试图反抗这种价值观，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一些不那么主流的学校，有些学生会非常鄙视学习好的人。他们会不断论证，很多学习好的人都做不了大事。还有的人，会主动辍学，逃离高考。自杀也是极端的反抗形式。
可是这些反抗最后往往归于失败。正如前文所说，高考制度的背景，是社会等级的魅影重现。真正逼迫学生的，并非高考制度，而是使得高考的扭曲价值观得以正常运行的社会变化。
我非常同情那些在高中时代匆匆结束自己生命的人，但必须承认，他们的反抗是毫无意义的。正如河北男孩的新闻很快就会淹没在信息流里，所有试图用自杀来反抗高考体制的孩子们（每个学校大多都有那么几个可怜的孩子），都将残酷地消失在历史中，惊不起一丝波澜。
五
讨论高考，我们习惯性陷入两种逻辑谬误。
2017年6月的媒体渲染高考回忆，避开五百多万落榜生，用百分之五的成功者去为他们代言。这叫幸存者偏差。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北大学生，他环顾四周，不禁感慨，北大挺好考的，我的同学不都在北大上学吗？你会认为他很傻。但澎湃新闻刊发恢复高考40年系列报道时，很多人却觉得挺感动的。
另一种是非此即彼。当我开始质疑高考机制，马上有人说，你质疑了又能怎么样？废除高考是不可能废除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废除的。废除了高考，社会最后的上升渠道也没有了。如果在这种逻辑谬误下思考，就没有任何严肃讨论的可能了。
展现高考的残酷一面，不仅是要展现高考自身。
在肃穆的考场里，社会等级的意识形态正在四处游走，在年轻人内心建立起它的统治。这是一场自诩公平的考试，却正在打碎教科书上所有关于公平的教导。这场考试，正在公开地把人分为三六九等。
高考背后的运转机制，才是所有高考生，都要面对和着手解决的问题。
理性地认清这个问题，那些在高考中试图自杀的人，就会明白高考根本不值得任何人为之死去。
不管是高考所谓的“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不管有没有高考，考没考上大学，都没办法获得历史意义上的（也是真实意义上的）成功。
参考文献：
[1]澎湃新闻：上海作家赵丽宏忆40年前高考：圆了童年“上大学”的梦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01565
[2]程中原等：《1976-1981年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6-77页。
[3]【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649-650页。
[4]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