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现下状况使人联想到1980年代的美日贸易摩擦。（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18年4月5日讯】中美贸易战目前已经引起了各方人士的关注，自然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1980年代的美日贸易摩擦。1980年到1984年，当时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76.6亿美元扩大到461.5亿美元。为了减少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1985年9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签署了“广场协议”，上述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不到三年时间，日元对美元升值1倍以上。
有人认为，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大幅升值，出口被限，从而导致日本经济之后出现了“失落的二十年”。似乎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通过贸易战，最后打败了日本。但这种观点具有很大的误导性，最关键的问题是，尽管日元在八十年代下半叶升值，并且在某些行业实行自愿的出口限制，但是日本的出口和贸易盈余却基本得到了保持，在1990年以后的二十年中一直维持较高水平。所以日本经济被贸易战打垮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些学者认为，日本经济的问题主要是房地产资产泡沫的破灭所带来的金融危机。随着金融危机的过去，日本企业就可以凭借其强大的竞争力，让日本经济重新振作起来。但是现在看来，金融危机不是根本的问题。金融危机一般持续时间是2-4年，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只持续了12年，而日本经济的萧条已经持续了20多年。
那么日本经济的病根到底在哪里？日本曾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8%。大批日本企业在汽车、电子、机械设备等行业迅速兴起，超越美国企业成为世界技术创新的先锋。但是日本企业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时，早已不是在和中国等比拼劳动力成本，而是需要和美国比拼科技创新能力。日本企业之所以败下阵来，是因为随着人口结构的老化，日本的创业和创新活力大减，在半导体、软件、通讯乃至新能源等一个又一个行业被美国和新兴国家赶超，错失了新技术带来的发展机会。
现在许多学者都开始意识到，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化和萎缩，才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主要原因，其突出反映是日本创新和创业能力的缺失。因为年轻人越少，社会越会趋于保守，论资排辈越严重，导致年轻人的晋升或得到历练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也就是说，不仅年轻人少了，年轻人的平均创业能力也更低。在老人主导的社会中，即使有少量的年轻人创业，他们也难以得到必要的资金和社会关系的支持。
这种情形在日本非常严重，日本企业中普遍存在论资排辈的现象。随着人口老化，日本企业中老年人比例越来越高，年轻人的提升空间被挤压。本来就在不断减少的年轻人，得不到充分的锻炼，无法积累足够的社会关系和资本，让其创业能力大为弱化。僵化的人事制度让创业失败的年轻人很难再找到好工作，导致年轻人不敢冒险创业或加入高风险的创业型公司，以至数量已很少的创业公司又很难找到高素质的人才。创业型公司的成功率下降增加了创业的风险，并进一步降低年轻人的创业意愿。
在长期低迷的创业意愿之下，日本近几十年几乎没有新创办的大型高科技公司，和美国形成鲜明的对比。随着年轻人口数量和比例的减少，日本的创业活动持续走低。日本每年新企业占所有企业的比例从1970年代之前的6-7%逐步降至1990年代之后的4%左右。
日本不仅缺乏新企业，其老牌企业的创新能力近年也大打折扣，相比于富有活力的美国企业，日本企业普遍显得保守、僵化和迟钝。一般来说，只要晋升与年龄和资历相关，那么整体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就会在企业管理层中加倍放大。管理层越老化，论资排辈的人事制度越根深蒂固，这是恶性循环。在一些传统领域，如汽车、机械设备等行业，只要用户需求和技术变化不那么快，高龄的日本企业像本田、丰田还可以做得很好。但在越来越重要的新技术领域，如通信、电子商务、新能源等行业，老态龙钟的日本企业似乎已跟不上世界技术进步的步伐了。
在高科技产业如软件和互联网业中，初创公司至关重要。让我们比较一下福布斯排出的美国和日本两国的十大高科技公司。在美国的十强企业中，有7家是在过去的40年里创立的。而在日本，没有一家是过去40年成立。再从企业家的年龄来看，这些企业的创始人在创业时大多只有20岁到30岁，可见这才是最活跃的的创业年龄。而在目前仍然健在的企业家中，日本只剩下了一个86岁高龄的稻盛和夫，而在美国，谷歌和脸书等公司的掌门人，仍然处于50岁不到的壮年时期。通过这组对比，已经直观反映出美日两国企业在创新能力上的巨大差距。
由此可见，日本经济之所以会进入长期的衰落，根本原因还是生育率乃至人口结构出现了严重问题，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创新创业能力。
日本的生育率在1945～1948年超过4.0。在1949年将流产合法化并取消抚养补贴以抑制人口增长后，生育率从4.34降至1974年的2.05。到1974年，《日本人口动向——静止人口》白皮书，将政策目标从节育过渡到稳定人口规模，但生育率到1988年却进一步降至1.66。1989年，生育率跌至1.57的消息成为日本头条新闻。截至2017年10月，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3515.2万人，占总人口的27.7%。而且，日本老年人口中超过一半年龄在75岁以上。由于生育率下降，日本的适龄劳动者三十年来持续减少，而且这种减少趋势还在不断加快。2013年8月，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在新书《李光耀观天下》中，把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最大原因归结为“人口骤减”，并称他个人对不愿采取接纳移民政策的日本未来“感到极为悲观”，强调老龄化将使经济失去活力。
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经济的衰落，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创造出一定的有利条件。但如果进一步来看，中国又是否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呢？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比日本要晚25年左右，但远比日本迅猛。由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低生育率带给中国的人口灾难也要更晚一些，可能会在10到20年之后才逐步显现。届时，随着养老负担增加，经济产出中可用于抚养之外的消费将减少。在扣除城市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外，消费和生产同步缩减，整体经济规模随人口减少而相对萎缩；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他行业都将步入衰微，国内投资动力将严重不足。因为老人的消费意愿低于中年和年轻人，消费萎缩可能快于收入萎缩，引发通货紧缩。由于经济规模的不断缩小，家庭累积的名义财富将持续泡沫化，可能表现为投资收益低下和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
日本经济衰落对中国的启示是，中国不用担心贸易战，而是要加大本国市场的开放力度，更重要的是增加人力资源的投入，鼓励生育，防止跌入类似日本的低生育率陷阱。超低生育率所导致的人口坍塌，将是中国未来面临的严重问题。这种人口趋势如果不能逆转，将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乃至中华文明的传承带来深重的危机。
作者简介：
梁建章，携程旅行网联合创始人和执行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黄文政：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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