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中国博士：失控和失常(图)
中国博士（WANG ZHAO/AFP/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18年2月7日讯】中国大多数博士的常态：将迈入而立之年，经济尚未独立，导师双重压力。
一个月前，西安交通大学在读博士杨宝德以溺亡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前，他曾感到抑郁，并尝试轻生。
Research Policy期刊在2017年发表过一项针对博士生精神状态的研究，其中32%的博士患有较严重的精神疾病（特别是抑郁症），半数以上的博士生都处于亚健康状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焦虑是中国大多数博士的生存常态：即将迈入而立之年，经济尚未独立，与此同时，导师权力过大也带来科研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自小优异、平顺的他们，也许会在某一刻感受到人生其实充满了失控和无常。
我们采访了6位博士，他们来自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烦恼，有些人还在痛苦中挣扎，也有些人已经找到自愈的方法。
陈朵女26岁，某985高校理科在读博士二年级
“往往是生活中的小事累积起来，把人慢慢击溃”
那天看到杨宝德博士自杀的新闻，我的第一反应是“真实”，杨同学跟他老师的聊天记录，还有他们师门内部群里的聊天记录，我几乎不用看，因为我每天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完全在复制。
去年9月开学，我经历了人生中最抑郁的时刻。因为我没答应给博导的课题写东西，她给我发了个邮件——你必须来找我谈谈。在她的办公室，她看我的表情就像在看一只苍蝇。
我硕士是在外地的985高校读的，硕导对我非常好。等考博时，我几乎准备了一年，终于考回了自己家乡的省会城市，所以我特别珍惜这次机会，想学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因为听说过男博导性骚扰女学生，我当时就想选一个女博导——一个相对年轻的、有干劲的，她可以督促着我们，一起进步。当时看到了这位四十多岁的女博导的信息，她近两年的文章跟我的研究方向也比较相近，就选了她做导师。但入学后她却无意中告诉我：你以为我做这个方向吗？我这是为了评教授做的而已，我早就不喜欢了。
她天天攻击我做的方向，总说我们对她的基金和课题没有贡献，其中最经典的一句就是：“虽然你不花我的钱，但是你要记住了，你占了我的名额，是要给我干活的。”我们写的文章，第一作者写的也是她，学校的奖励也完全归她。
同门的学生不少是她从硕士带上来的，平时要给她送饭、送充电线，陪着她吃饭、看电视，坐在她的办公室一直陪着她，她出差时要给她看小孩。偶尔大家也会一起诉苦。
每次我收到她的短信或邮件，知道要见她的那一刻，我就会开始紧张、恐惧、睡不着，还常常睡觉梦见她就吓醒。
等真正见到她，我又会在她那里遭受各种打击，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什么。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挺招老师喜欢，忽然有一个老师这样不停地在人格上指责我，我发现时间长了，自己已经有点扭曲和偏激了。
重大灾难发生时，人们可能会承受得住，但往往是生活中的这些小事，每天累积的人格侮辱和胆战心惊，会慢慢把人击溃。
杨同学就是如此。看到这个新闻前，父母每周和我通电话，都是问我以后能不能找到好工作、留在高校，或者提到谁谁谁赚多少钱，现在在哪个国家。但现在，他们就特别紧张，几乎每天就给我打一个电话，不停告诉我，不行就延期，人重要，我们对你要求不高。
网上也有人说杨同学太脆弱。说真的，如果我没有读博士，可能也会说这样的话。但实际上我的家庭情况跟他差不多，农村出身，村里唯一的博士，父母从小的骄傲，我特别理解他，因为我们都没有退路和试错的机会。
王旭阳男36岁，上海某985高校政治学博士毕业
“整个家庭都受到了影响，被搞得乱七八糟的”
去年9月，我33岁的博士妻子不得不从一所985高校退学。
原本我和她都在老家一所高校任教。2012年，我去了上海一所985高校读政治学博士，两年后，妻子也决定考这所学校的全日制法学博士。
她刚读博时，女儿才1岁，我们在上海租了一个房子，当时的未来计划是，妻子毕业后我们一起留在上海的高校，再攒钱买房。
到2015年，博士毕业的我被招进上海另一所高校。但我妻子那边却不太顺利，她的博士研究竟然3年都没有开题。
正常读博的话，3年毕业，第一年课程学习，第二年准备开题，然后做两年论文。开题准备都得阅读各种文献资料，一般是全英文，写一个一两万字的报告。我妻子那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狂写，孩子也由我父母带着，她没时间管。
开题环节只是一个启动流程，一般都会正常通过。但我妻子第一次开题就被导师否决了，当时还以为对方太严格，但半年后，第二次开题又被否了。更令人郁闷地是，她导师只是一口否决，却没有任何指导，就是一句话，这个不行，你换题吧。
我见过她导师，是个50岁上下、偏瘦的男子，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高冷，平时很少在学校，微信、邮件也只回复几个字，或者不回复，每次见面都要预约。她为了见一次导师，前期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但好不容易见了面开始汇报，导师也不接话。这不是关乎我妻子一个人的问题，我听他们师门一起聊天，导师对他们都是一个套路：没有任何指导，不让正常开题，极度不负责。
后来我们查了一下才发现，这位导师居然几年没有一篇论文发表，也没有课题。2012年他开始招博士，到现在只毕业了两个。他主业是做律师，基本上不做科研，真难以置信，学校对博导竟然连科研考核都没有。
当时我妻子也想过转导师，但没有人愿意接收——学生是负担，文科博士又不能帮导师做事，所以转导师的制度名义上是有的，但是操作起来比较困难。而且导师之间都是同事，也会有些避讳。
妻子那段时间情绪特别糟糕，都发泄在我身上了，我们几乎每天吵架，因为各种生活琐事，比如地没拖好，孩子没带好，但我知道，她是因为读博这件事引发的情绪。当时整个家庭都受到了影响，被搞得乱七八糟的。家里人也会劝啊，说要不然就算了吧，别读这个博士了。
这样的生活大概经历了1年左右。全家到那个时间点都形成了共识，第3次开题再不过就退学吧，没想到真没过——导师的态度和之前一样。
其实做出退学的决定是很艰难的，特别纠结。妻子当时也反反复复的，今天决定退学算了，明天又说还是坚持一下吧，毕竟读3年了。
退学之后，一切都正常了，她重新回到妈妈的角色，平时在上海这边住，周三上午坐高铁去老家学校上课。这样的生活虽然也有点累，但是跟她读博时相比，已经好多了。
唐可女26岁，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院生物学专业博士
“一个没有文章的博士，就像没有子嗣的妃子”
我们学生物的博士，基本上不是在实验台，就是在植物房，再么就是在一楼收种子。我经常右手液氮罐，左手无菌土，或者一次提着四坨土，在学校里来回走。
每天基本上要做8小时实验，中间累了就去看文献。再不然就去看看我养的苗的生长状况，给它浇水、施肥、除虫，然后再上去做实验。
搞生物是个体力活，相当于干了一天农活儿以后，回家还得接着读书。我每天基本上一回宿舍，就像尸体一样躺床上了，脸都懒得洗。要是我哪天洗脸了，那准是男朋友过来看我了，我们学生物的师姐都常开玩笑说，男朋友来探监的那天就是过年。
最近特别火的那个游戏《旅行青蛙》，大家都把蛙当成孩子养。我觉得我们养苗也是，跟养孩子一样，我得每天照顾它，寒暑假也不能离开它，过年回家我都只离开一两周，而且这段时间还得找好在北京的同学帮我浇水。每个苗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死掉了，这个基因全世界就找不着第二个了，之前的心思也全白费了。
而且一个苗，拿到纯合株植，要花8个月的时间，8个月以后，才能用苗的状态来告诉你，你要问的问题的答案是“是”还是“否”。可能过了8个月，你发现这个设想是错的，特容易崩溃，这种崩溃是常态。
到现在，我有的同学都发文章了，而我还是一个没有文章的博士，就像一个没有子嗣的妃子。
因为没有子嗣，总想证明自己，我去年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特别抑郁，特别自责。可能我们这些人，从小读到大，都是最优秀的那个，老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别人，但是科学研究不像考试，有固定答案，在寻找正确答案的过程里，你必然会经历撞墙。
去年7月，我为此看了一段时间的心理医生。比起西安那个自杀的博士，我可能幸运一些，一来心大，二来没碰上那样的导师。找导师，就像嫁人一样，只能看命，而且人家是天，你是地，天上的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上的人一点办法没有。
在抑郁的那段时间里，我在学校里遇到了一位外国来的老教授，他帮我开解了不少。他给我讲了自己读博期间做过的特丢人的一件事儿，就是他想找的一个基因已经确定了大概范围，但是他的苗好像死了还是跟其它的混在一起了，这个基因就这样丢了，只好重新来过——相当于一个妃子已经有了子嗣，结果没保住。像他这样的学者，都有这样的时刻，我就意识到，我也不用太在意自己的“无能”了。
游思男29岁，某985高校应用语言学专业语音学方向博士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只能自己憋着”
我研究的语音学方向，在整个中文系都挺偏门的，只有我的导师一个人做。我们同届的博士有三十多人，语音学方向只有两个人。
在中文系的办公区，每次有人路过，看到门牌上写着“语言学实验室”，都会很惊讶。其实解释我做的事不难，就是研究发音的动作、舌头、双唇、呼吸、气流，各个发音器官的动作是怎么协调的。为了知道一个音发音的机制到底是什么，也要用实验仪器去测生理上的指标，这和物理的声学、医学的言语病理学都有交叉。
我本科是学经济的，恰好也学过一些编程的东西，保研到语音学方向时，还觉得能在文科里搞这种试验仪器，还挺有意思的，没想到难事都在后头。
语音学在国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学科，但在国内还是新兴，有这个专业的学校都屈指可数。而中文类的核心期刊本来就只有五六本，导师和博士生投稿发文章都挺困难的，我们这种小众方向就更是难上加难。而按照系里的规定，博士生要发表两篇CSSCI才能毕业。
我之前做过一个关于普通话声调范畴感知的研究，简单说，就是把不会方言的北京人和懂复杂方言的福建人放在一起，研究这两组人在辨认同一个声调时大脑产生的反应。很多传统杂志发的文章基本上都是用传统田野调查来做研究，愿意发我们这种实验性文章的就很少了。
之前我给一个发过我们方向文章的杂志投稿，结果还是被拒，因为“论文内容不符合刊物方向”。那阵子特别焦虑，每天都在想会不会发不出文章，毕不了业。
后来，我尝试给英文期刊投稿，本来想直接把中文论文翻译成英文，后来发现完全行不通，国内外期刊对文章的叙事逻辑、格式的要求完全不一样，到最后我又花了两个月的时间重写了一遍。
那段时间只能自己憋着，到了这个年纪，跟家里沟通很少，朋友也越来越少，也没有什么信仰，情绪的抒发一点渠道也没有。跟人抱怨的话，对方可能完全不理解，觉得你读个书怎么还这么麻烦？
读博之后，我开始注意培养自己的小爱好，有时候就需要瞎玩一些东西来调节情绪。我们语音学的实验室，恰好有个录音棚，我就在里面吹吹口琴，后来又学了手鼓，反正都是自学的，也玩得不好，但是能分散一下注意力。
徐子诚男28岁，某985高校2017届基础数学专业博士
“读博士教给我的，就是如何面对焦虑的人生常态”
去年博士毕业时，我想了挺久，还是放弃了学术，选择去一家薪资不错的企业工作。在上海高校工作的话，青年教师的工资真的不高，一个月几千块。广西、新疆这些偏远地区对博士生的需求倒是蛮大的，待遇也不错，可是去那些小学校，就面临着以后做研究申请科研经费更困难的问题。
当时，我本科学校的老师听说了这件事，就从四川打电话过来想要“骂醒”我，说我的选择“愚蠢”。他说，在学校自由，成果都是自己的，年纪越大地位越高，企业就是相反的，说我们眼光应该放长远。
接完那通电话，我在学校里逛了一上午。其实从小到大，我也觉得自己会留在高校，这里有一种归属感。但我本科和博士的导师都是五十多岁，他们可能不太能体会年轻老师的压力——他们那一代人，理想和信念都很强，机遇也好，当时名校博士数量少，学校都争着要，只要好好做科研，待遇就上去了。可现在，我们总有更多现实层面的挣扎。
3年前，因为我拿不出一套房子的首付，谈了3年的女朋友跟我分手了。
她硕士毕业后回了浙江老家工作，她家比较传统，父母的要求是彩礼、房子的首付都要有。我是四川人，父母的积蓄可能够支持我在内陆地区付一套房子的首付，但浙江的房子是买不起的。
我那些本科、硕士毕业就工作的同学，有了几年的工资积累，再加上家里支持一些，可能就负担得起这个首付了，对我们博士生来说，这个要求就太苛刻了。
女朋友那时候跟我说“我父母每天以泪洗面”，她也不知道怎么办，就这样僵持了半年。我朋友劝我去跟她家人道歉，结果我过去了，他们连家门都没让我进去。
当时就想，算了算了，这对我的原生家庭来讲压力太大了。分手之后，我每天晚上一个人在校园里跑步，抑郁得想掉眼泪。唉，因为这些物质条件分开，想想还是挺残酷的。
除了感情上的问题，一个数学系博士生日常要面对的学业压力也非常大。我一个同学的老板说，周末的存在是不合理的，打乱了他正常的工作。如果你在图书馆，发现有个人看书看了一两个小时还停在同一页，要么他没在看，要么他可能是数学系的。因为这些文章和书籍都非常难懂，有时候论文里一句“参见……易得……”，你可能验算了半天都没得到同样的结论，想一个月也想不明白。
数学研究是很残酷的，你和你的导师完全不知道提出的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解决。因为需要大量严格的细节验算去验证这些条件是否满足。我经常满脑子都在计算，顾不上别的，躺在床上睡的那几个小时里，还在想没解决的问题。
博士这几年，我最大的成就，除了学业上的成绩，就是我习惯了面对焦虑的人生常态。时间久了，我知道痛苦不会少，该休息的时候就去休息，该运动的时候就去运动。
回过头来细想，学数学，其实就是有那么几年，经济上不发愁，时间也充裕，做了点有意思的纯粹的事，我还挺感激的。
张宇男27岁，上海某高校材料学硕博连读第5年
“我不想参加同学聚会，不太想看到别人的生活”
年底了，年会和酒席越发多起来，作为在读博士生的我其实没什么寒假可言，手上的经费也比较紧张，所以连参加同学聚会我都觉得困难。
我今年27岁，上海人，这是我在硕博连读的第5年。以前的本科同学现在都工作赚钱了，相比之下，我的各种月补贴加起来只有2400元，兼职家教一周能有450元，导师一个课题的研究经费少则十几万，多则上百万，但学生其实得不到一点收益。
所以除非是很要好的小圈子的朋友聚会，其余的一般我不参加，不想去看到别人的生活，同辈压力挺严重的。
让我比较尴尬和抗拒的是，一般同学聚会时，很多同学会开玩笑说，还是羡慕你们学生啊，每天开开心心，没有压力，这更让我难受。在外人看来，博士生身居象牙塔，不为世俗所累，但他们并不理解我们的焦虑和压力，偶尔我会解释一下自己的处境，更多的时候，特别是不太熟的人，我就懒得解释了。
其实绝大多数同学的工作氛围是良好的，老板也是正常的，反倒是我，我的大老板——一位脾气急躁、控制欲强的中年女博导，一直对我们进行无理由的压榨和精神上的压迫，这种落差感会让我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像这次杨同学的事，她的评价就是：现在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怎么那么差？不就是让他干点杂活嘛。
平时，导师规定了每天几点来、几点走，周末必须加班，违反就可能毕业延期，或者克扣补贴。我们实验室有指纹机，各个角落都装有摄像头来监控。因为要保持随叫随到。我平时住在学校寝室里，周末出门约会的话我都是背着笔记本去的，以防导师临时布置些什么事情。
寒假的话，很多外地同学要买票回家，但具体放假时间是导师定的，会以平时工作报告内容不足为由，推迟你回家时间。还有一些师兄师姐要回家结婚或者怀孕生孩子，她会直接表达不满，觉得这是浪费工作时间，然后在毕业上给他们设置障碍。
毕业延期已经是常态，像我所在的专业，已经是约定俗成的6年。所有导师都不希望学生毕业，因为实际上博士高年级学生其实也是一个产出很高的研究人员，多留一年可以给导师完成很多任务，导师也会认为培养你花了一两年时间，所以必须要留下一些东西给他。
我打算毕业后出去找份工作，我也知道压力会很大，过程会很难，但我再也不想进入科研领域工作了。
（张榕潇对本文亦有贡献，应采访对象要求，涉及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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