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 那些戏弄造反派的“坏分子”(图)
对于中共的迫害，相声大师给大家带来黑夜中的一抹喜色（网络图片）
【williamhill官网 2018年1月6日讯】秀才遇到兵 —— 中共红色恐怖下的黑色幽默及人情世故
笔者前段时间在一个英文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Revolution Class（革命阶级）的短篇故事，讲述了笔者父亲在中共红色恐怖下的一些传奇经历。故事发表后受到许多读者的好评。侨居美国的政治学人士陈凯先生评论道，“这样的个人经历才是真实的历史。希望你能继续写出更多这类个人经历。”
受到大家的鼓励，笔者决定将知道的那些在中共红色恐怖下发生的传奇的个人经历都尽可能写出来。让那些不了解中共红色恐怖的人士能增进了解，认识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并加入到促进中共解体的大业中来。
本文笔者要讲述年幼时外婆家的隔壁邻居张大爷的传奇故事。张大爷在民国时期经过商，中共篡取政权后张大爷在一家官办中药店做店员，而那段在民国时期经商的经历就成了一个罪名，张大爷因此被工作单位戴上坏分子的帽子。从此就成了大小政治运动的“运动员”，每逢政治运动来时，张大爷都会被批斗一番，受尽凌辱。在他的工作单位有一些人受中共邪恶的毒害，以整人为乐，整人成瘾。张大爷是在民国时期受的教育，饱读经书，史书，诸子百家学说，受到过“仁义礼智信”传统文化的熏陶，心里明白谁正谁邪，对于那些整人成瘾的瘾君子不屑一顾，视他们为人渣粪土，并在残酷地政治运动中探讨出一套软办法来对付那些瘾君子。
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的方向是什么？哪类人将会挨整？在这些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之前，瘾君子们心里明白，把张大爷揪出来批斗一番是没有问题的。
“张某某，站起来。”在单位的群众大会上，瘾君子之一，唐姓经理开始向张大爷发难。
“哦，”张大爷应声站起来，并说道。“你不叫我，我也会站起来的。”张大爷的这番幽默引起了全场一遍哄堂大笑。张大爷也站到了主席台前，面对众人。
唐姓经理跳到前面，手指着张大爷的鼻梁吼道，“说！你这一年多干了些什么坏事？”
张大爷对着台下的群众大声答道，“我这一年多干的坏事可多了，什么坏事都干了，具体我记不清楚了，请群众揭发。”这番回答又引起台下一场哄堂大笑。无数次的挨斗，张大爷已经总结出一个经验，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说“不”“没有”，无论说你干了什么坏事都承认下来，不然就会被当成“不老实”而挨打。这时有人带头呼喊起口号来。唐姓经理有些尴尬，对张大爷的这个态度恨的咬牙切齿，恨不得扇张大爷几个耳光，但在众人面前不愿太失态，于是就带头喊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张大爷也举手跟着喊口号，他心里很坦然，反正他没有抗拒什么，要给他戴任何帽子都随便。
这场唐姓经理原定的批斗会，就在口号声和哄笑声中草草结束了。唐姓经理深感输了一场阶级斗争。唐姓经理是一个既没有多少文化知识又没有多少办事能力的人，靠根正苗红的出身当上了药店分店的经理。最令他得意的是，他可以凌辱那些文化知识比他高、工作能力强的人，可以随便给他们“穿小鞋”、克扣他们的工资，甚至可以炒他们的鱿鱼，这是他感觉最过瘾的事。另外还可以利用职权同女职工发展暧昧关系。还有一些女店员因为与其他店员有矛盾，就请求他帮报仇，并可以以身相许。为此，他对共产党是如此“感恩戴德”。是党给了他如此优厚待遇。因此为了党，他一定要把那些“坏分子”整痛，整得他们告饶。对张大爷的软办法抵触，他要琢磨一个法子来对付，来把张大爷整痛。他知道，张大爷在经济上是很贫困的，因此从经济上着手，一定能把张大爷整痛。
张大爷每月只有24元钱的工资，上有老妈要供养，老伴不仅没有收入，还身患严重肺病。四个孩子只有老大在建筑公司有一份工作，老二老三是知青，当知青的不仅没有任何财富供给家里，还常常回到缺粮的家吃饭，老四还在上中学。张大爷家的日子，只得靠这24元钱维持清淡的一日三餐，老伴的病就顾不了啦。再说那个肺病是富贵病，需要大量补品，家里平常能吃顿肉都很难，哪里供得起什么补品。
唐姓经理做了一个提议，要将张大爷的24元工资减少4元，只发20元。这一招确实把张大爷整得很痛。这减少的4元钱是张大爷家买米吃饭的钱啊，缺一分都不行。由于张大爷是坏分子。没有谁敢替他说话，这个扣工资的决定很快就通过了。张大爷早已锤炼出一个敢于面对惨淡人生的性格，对于这场新的迫害，深谙中医学的他信奉“道”。坚信中共对他的迫害以及给许多人带来的痛苦和悲剧，是叛“道”的暴行，因而必然受天意神灵的惩罚。自然难逃覆灭的结局。他对未来仍然充满希望。每天仍然沉着冷静地上班，下家后同一些朋友坐茶馆聊天，或河边公园漫步，依然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当然，在那个红色恐怖下他们并没有绝对的自由，比如在毛泽东刚死的那段时间他们就停止聚会，因为那段时间他们这些“黑五类”聚会最容易被指责为趁毛死时企图谋划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知道唐姓经理期望他去求饶。他只要不理睬就能战胜他。
张大爷多病的老伴承受不了这场经济迫害，很快就撒手人寰了。按照民俗，死者家属都要为死者办一个体面的葬礼，一是对死者表示尊重，其二，如果能为死者选到了一块风水好的墓地，可以为活着的人来日带来较顺利的生活。一贫如洗的张大爷哪有条件为老伴办什么体面的葬礼。但张大爷还是尽可能要为老伴办一个体面的葬礼。感激老伴在他落难时不舍不弃。同时也希望儿女的生活能顺利些，两个当知青的孩子因为张大爷的坏份子成分没有任何机会离开农村，返城工作或上大学和参军。
大儿子平常通过节省而存了一百元钱用于结婚，这时把一百元钱拿出来为母亲办葬礼。张大爷花了60元为老伴买了一口简易的棺材，同时托在农村的好友为他选了一块风水宝地。张大爷平时的朋友们，包括左右邻居大多数都是非常贫困的穷人或“黑五类”，大家知道张大爷贫困，平常也很难帮助他，在这个张大爷办葬礼的时刻，大家就咬咬牙，每家尽可能凑上1-3元钱作为礼金送上。
老伴下葬后，按照民俗，还要宴请所有送了礼的朋友。做东请客，这对贫困潦倒的张大爷来说，只有在民国时期才敢想和有如此的经历。但他信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哲理，还是决定要宴请所有送了礼的朋友，以感激大家在他危难的时刻伸出援手。大儿子给的钱买了棺材后还剩余40元，虽然剩余钱不够到饭馆包酒席，他决定用剩下的钱，加上收的礼金，请了一位厨师朋友，在自己家里做一顿家常饭菜宴请大家。同时还大量借用了邻居家的座椅。这样酒席就摆上了。平常饱受社会歧视得抬不起头的张大爷如今能做东请客了，他自己也难以控制自己，显得有些神气，在饭桌上夸海口，说原本打算买些鱼肉来做菜（鱼肉在当时是很贵的食物，一般酒席都用不起）。“但去了几趟集市，都没有看到有鱼卖。”
张大爷请客，对他那些穷朋友也是一个难题，因为这些穷朋友的家庭很少有机会赴宴。一个家庭派谁去赴这个宴也需要斟酌。邻居钟姓朋友就派家里唯一一个当知青的儿子去赴宴，因为当知青的平常很清苦，少见油荤。
凭着坚强的意志，张大爷一直活到文革结束，坏分子的帽子被摘除。工资待遇恢复正常，也看到那些瘾君子遭到应有的报应。退休后，他与他的那些聚会聊天的朋友们每天固定时间要在茶馆相聚，畅谈国事。笔者曾有机会聆听他们的一次关于传统戏剧的畅谈。他们痛感中国社会的世风日下道德沦亡。赞赏历史上一些政治人物对传统戏剧的保护，认为对传统戏剧的保护也保护了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价值观的传承，并痛斥江青一伙在文革期间对传统戏剧的毁灭性破坏。
笔者在1990年出国前同张大爷有一次聊天的机会，那时的张大爷虽已是儿孙满堂，但他叹息自己没能对社会做太多贡献就已经垂垂老矣。
笔者出国后立即投身海外民运，希望类似张大爷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笔者常想，如果我们从事民运事业的人士，能像张大爷那样接受一些儒、释、道信仰，那我们更能认识中共邪恶的本质和必遭天谴的结局，对民运更具有责任心和信心。不至于为了一点苍头小利而争论不休，并能以“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文化装备自己以解体中共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邪恶党文化。
编者另寻到相声大师侯宝林戏弄造反派的“黑色幽默”数则，辑录如下，以飨读者。
相声大师、幽默大师侯宝林先生，一言一行都幽默，都会给人以欢笑。就是在文革中被打成黑帮分子挨批斗的时候，还常常出招让大家高兴。
有一次让他参加黑帮会，他心想：你说我黑帮我就黑吧！于是他头戴黑色帽，身穿黑色衣，脚蹬黑色鞋姗姗来迟，最后一个走进会场。郭沫若先生佯说他开会不积极。他却说他是最积极的：“我专门到街上买来黑衣、黑帽、黑鞋，穿戴整齐之后才快快来到会场。”郭老说：“那么你是名副其实的黑帮了？”侯先生用双手解开上衣，露出挂在胸前的“红心”（红色硬纸板剪的“心”）对大家说：“不！你们看我的衣服是黑的，心是红的呀！”侯先生的言行引起大家哈哈大笑，一时间会场气氛异常活跃。
有一次批斗侯先生，侯先生根据上次批斗他的经验，在帽子里做了机关。在批斗他的时候，让他低头、弯腰、挂黑牌，他故意不配合。一喽啰恶狠狠地说：“老实点。”同时按下他的头。喽啰松开手，侯先生的帽子弹起二尺高，又引得满场大笑。尽管有人大声叫喊：“不许笑！”许多人还是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来。
又一次批斗会，侯先生低着头，弯着腰站在台上，一个小头目为了制造“革命”气氛，领头喊口号：“打倒侯宝林！”喊声刚落还没人跟着喊的时候，侯先生扑通躺下了，小头目说：“起来，起来！怎么躺下了？”侯先生说：“你一喊，我躺下，是我态度积极，认真配合你呀！”会场上又是热烈鼓掌，哈哈大笑，而且久久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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