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后一月间(williamhill官网 )
这场“低端人口清退行动”，最少十万人在这次清退行动中流落街头。（图：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17年11月30日讯】五年后再回头看，我们可能会发现，十九大“胜利闭幕”后的这一个月，简直像一个浓缩的预言，揭示着未来五年中国社会的运程。
赶在美国总统川普造访北京前的周末，北京十万火急与韩国“恢复关系”。此前一年，在北韩核武威胁下，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同意让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入韩，中韩关系降至冰点，出让萨德用地的乐天集团退出中国。
日相安倍随后在众议院大选获得压倒性胜利，国家正常化迫在眉睫（让日本拥有军队），北京不但恢复中韩关系，更否认曾经有过任何对韩制裁，从此一个萨德各自表述。此举出于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的恐惧，继任韩国总统文在寅随即宣布反对美日韩同盟，推动平衡外交。
金融市场在十九大召开前已经气氛诡谲，国开行金融债、五年期十年期国债在两个月内多次出现单日暴跌，尤其是人民银行联手银监、证监、保监会、外汇管理局，共同宣布取消“刚性兑付”。以后银行理财产品破产就是破产，没有银行会出面担保一定赔钱。市场预估，这是把28兆人民币银行理财产品放在火上烤，恐怕再也担保不住不发生金融危机。
国际外交、金融系统风险，是十九大政府还可能努力控制住的局面，然而这一切都敌不过11月18日一场大火揭露出来的结构性问题。北京城南边一个叫做西红门的“城中村”失火，19人丧命，其中有8名孩童。谁也没想到，这场大火掀起了现任总书记任内，前所未有的滔天民怨。
以“清退低端人口”为名的官方扫荡（网络图片）
上周六我从北京返沪，高铁上，邻座的男人气急败坏的直打电话，表示清退行动把他们储货的仓库拆了，他的货品找不到发货仓，到处寻求调度。
我之所以听到他的电话，是因为我的BOSE抗噪耳机丢在旅馆，上火车前我就发现了，打电话请旅馆把耳机顺丰快递到我家，旅馆很快给了我快递单号。品质最优的顺丰向来能在第二天傍晚送到，一个工作日实现到货；但是这一次，两个半工作日才送到我家，今天早上才拿到耳机。这件事情透露出，北京城现在绝对是全面陷入快递调度问题了。
十五分钟把人全家赶出家门，断水断电禁止烧煤供暖，像对待垃圾一样活生生把整个家庭轰出住处，太多令人发指的视频四处流传，看了就要掉泪。五年前首都综合治理办公室做过统计，北京城光是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个区，就有超过70万城中村人口，最少十万人在这次清退行动中流落街头，被轰出住所的真实人数很可能在30万人左右（其中一个城中村宣布清退了2300人，乘以总计230个城中村，这个算法会接近50万人）。
一场在大量官方文件中，以“清退低端人口”为名的官方扫荡，显示出太多问题，那是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中国社会可能要面对的结构性处境。
（图：Emmy, Ingrid and friends.脸书）
首先暴露的是官员的行政经验问题。这场“低端人口清退行动”的执行者是现任北京市党委书记蔡奇，他在昨天发表声明，表示清退没错，只是过于急躁。蔡奇的任命，本来就过于急躁，是中共官场人人咋舌的“三级跳”，此前他仅有在福建、浙江的地方执政经验，紧紧跟随核心领导人。
中共基层党员要成为中央大员，需要一定的晋级流程，从普通党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阶一阶晋升。蔡奇直接跳过候补中委、中委，直接从党员跳级晋入中央政治局，这是“三级跳”。之前最有名的“三级跳”，是邓小平拔擢的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然而朱镕基是从候补中委入常，也具备长期的中央历练。
蔡奇进京前，仅在福建、浙江有过行政资历，这非常说明问题。中共官员在地方执行政策力度之大，以杭州的G20峰会、厦门的金砖四国峰会就能看出。2016年我正好在杭州，G20前半年就已经清退外地人口，连上门清洁阿姨都找不到。峰会一个月前餐厅几乎全数关闭，菜市场无菜可买，连西湖边上的游客都是公安人员假扮。厦门峰会更令人惊恐，许多旅馆二楼窗户贴上“勿靠近窗户，否则格杀勿论”纸条，这类照片在网络四处流传。
这次清退力度之骇人，直接是地方官员做派搬进京城。我在北京居住过六年，历经APEC、大阅兵等多次全城戒严事件，从来没有严厉到这般田地，京官做事不能伤筋动骨，这还是大家的底限。
北京从2014年开始迁徙“低端人口”，拉出2300万人口红线。然而四年下来，大致是“以价制量”，提高生活费用、改造棚户、取缔外来人口产业，如露天市集、摩的等，让人慢慢选择自己搬走。然而这次大火之后，清退行动突然升高成“暴力清场”，显然有高层震怒压力。
蔡奇做为中间官员，不晓得不能让大老板压力直冲基层，不晓得北京不是杭州、衢州、福建三明，行政历练还是地方官员思维。北京平均生活成本很大部分由低阶劳动力承受，便宜的餐厅、快递、垃圾处理工都仰赖城中村人口，接下来整个生活成本和劳动力结构都需要时间复原，已经伤筋动骨。
为了建立一个绝对效忠于核心领导人的政治队伍，中共官员系统在这五年经历了以打贪为名的清洗。先不说天津李鸿忠之类，靠率先投诚上位的特例；事实上，贪腐网络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官员并不是因为贪腐才能坐上一把手位置，他是因为坐上了一把手位置，才能贪腐。
比较接近真相的事实是，能抢进贪腐网络的官员是比较能干的，他是因为上位了才有机会贪腐，这是结构性问题。官员系统被清洗过一遍，换上来的官员先不说能不能干，就是熟悉行政事务，也得三五年资历。大换血的后果已经逐渐浮现，它可能某种程度上清洗掉了整体官员相当厚度的行政资历。
再者，城中村碰触到的是中共“土地二元制”问题。由于共产主义对私有产权的法律定位相当特殊，土地分为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两种，城市土地属于国有（在中国买房子，你其实只拥有房屋70年的使用权，因为地是国家的），农村土地则属于村民集体所有，除了国家可以收购之外，任何人不可以买卖农村用地，相当于国家垄断了对农地的买卖权。
北京会有那么多城中村，其实就是那些没有被国家收购的农地，村民无权交易这块地，当然就是拿来经营小产业小生意，所以会有那么多快递仓库。
农用地的问题非常之大，例如我在杭州租住的房子，后来才知道是“小产权房”，就是在农地上盖的、法律边缘的房子（一整栋楼只有一张使用权证），合不合法多年来妾身未明。更好笑的是，我的采访主任住在隔一条余杭塘河的对面，竟然住的是“农地房”，连使用权证都没有。我们住的房子就跟一般大厦没有差别，但是如果政府要收回，那你是没有一句话可说。
（图：Emmy, Ingrid and friends.脸书）
城中村的问题不仅只在北京，广州、珠海、重庆、西安都非常多，而且都是像北京一样，属于低阶劳动力大本营（生产力其实非常惊人）。尤其东北、华北省分的经济成长率落后（辽宁去年甚至为负），对周边省分的外来打工族而言，城中村具有相当大的经济诱因，到北京的城中村工作，居住成本低廉，收入比家乡高、工作机会比家乡多，而你在城市里有一块不能出售的农用地，自然会衍生出厂房、租售的经济（它不能卖地，也不能盖房子卖，那只能做工厂哇），那怎么能不生成这种底层经济带呢。
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是补齐中国过去长期无发展的空白；然而随着经济降速成中度发展，想要顺利过渡，除了寻找新经济动力之外，这类结构性问题也必须获得解决，就例如金融的全国性监理至今没有体系（温州小贷、地方融资平台、各类型非法集资等，太多乱象出自于此，那怎么能不金融风暴），土地所有权的荒谬性至今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根本很难想像），国企大面积占用金融资源的问题没人敢碰（甚至还要国企做大做强），自由贸易区现在还做不做呢？
太多结构性问题需要解决，把城中村的人赶走根本不会有用，问题不出在人身上，那是制度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在十九大的“调结构”基调下，也会成为未来五年中国政府真正hard-core的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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