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强奸历史 《红岩》的今生往世(图)
一、靠唱红发家也败家
2012年5月，四川武胜县政府决定要把镇上的无逸街25号改建成“杨益言故居陈列馆”。随后政府组成了一个代表团拜访杨益言。为了防止老作家一下子兴奋过度出现什么不测，杨益言的女儿小谊让代表团用循序渐进的方法向“杨老”报喜。
我这里称呼“杨老”，没有格外尊重的意思。直接用的是字面意思：“杨益言确实老了”。老作家享有高干的特殊待遇。88岁的高龄加上糖尿病和脑血栓，走路需要两个保姆左右护持。
杨老对武胜县政府把他的旧居改建成“陈列馆”很为赞扬，表示愿意捐出部分手稿并为陈列馆题字。老人一高兴就破例应邀参加晚宴，举起一杯红酒向代表团致意，弄得武胜县政府代表们感到荣哉幸焉。
《红岩》的出版，造就了一本教育青年继承革命传统的教科书，被列为红色经典。然而《红岩》的作者们却命运多舛。
参加小说初稿《禁锢的世界》和《在烈火中永生》创作的刘德彬，曾经是江姐丈夫彭咏梧的直接下级，与江姐颇为熟悉。他分工写“江姐”、“云雾山”、“狱中春节狂欢”诸章节。刘德彬有较为深厚的文学功底。他塑造了丰满的江姐形象。不幸的是刘德彬在反右斗争中立场不稳犯了严重错误，并下放到长寿县农场劳动。重庆市党委决定刘德彬不在新改编的小说《红岩》署名。刘德彬满怀不了情，含怨而终。
文化大革命追求的是比“革命”还革命的革命，比红还要红的红色。《红岩》相形之下变成黄泥岗了。红卫兵挖掘了黄泥岗下隐藏的黑石头。因为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曾经是国民党第16兵团司令，尽管罗广斌自述是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的“幸存者”，党组织却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疑点。文革中北航红旗和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直接宣布罗广斌是叛徒。他被关入牛棚5天后跳楼自杀（或他杀），留下地上一瘫鲜血，空中一片疑云。
杨益言在被捕进渣滓洞时还只是一个进步青年，在入狱后不久被家人花钱保释出狱。虽然出狱的情节和“英勇”不沾边，但也和“叛徒”挂不上钩。文化大革命中杨益言也受到冲击，在黔川山沟劳改了4年，接受审查，最后总算是有惊无险，全须全尾走出劳改营。
三个作者都是白公馆、渣滓洞的幸存者。在热烈拥抱新中国之后，一个被迫害死于非命，一个被限制使用压抑终生。只有一个劫后逢生。看来在共产党统治下歌颂共产党这个保险买卖，也不一定百分百保险。讨好了刘主席，很可能得罪了毛主席。吹喇叭不能光含糊地吹对了党，也得吹对了派，吹对了人，还是一项满复杂的艺术。
文化大革命雨过天晴，党的上层合流，党的基层重整。《红岩》革命经典的地位再一次被肯定。杨益言的颈项成为悬挂这一巨大花环唯一幸存的脖子。在重庆唱红打黑的日子里，杨老进一步闪耀登场。可以预见在杨老的有生之年，他会一直是颗闪闪的红星。
然而杨老也有他最大的遗憾。他的5个女儿中，有一个已经在美国定居。他第一次申请出国护照签证时，被美国领事馆拒签，拒签理由是小说《红岩》丑化了美国人。没想到美国人这幺小肚鸡肠，竟然记恨于一个作家。隔了几年，杨老就换了一个过去的旧名字申请签证，谁知仍以同样的理由拒签。你不能不服美国人的情报工作做得这么到家，居然连他过去的旧名字都知道。杨老十分气愤和尴尬。赴美愿望破灭，看来只有遗憾终生了。
记仇的美国人，毫无人道呀！
二、《红岩》的主题和结构性内伤
1965年1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召集京剧剧本《红岩》的座谈会。杨益言进言：“这改编剧本写的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斗争，敌特的头子是美帝国主义特务，改编剧本要注意揭露这个最凶恶的敌人。”江青应声叫：“好！”当场指示：“请中宣部通知全国作家注意写反美题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美关系开始恶化。随后中国支持金日成完成统一朝鲜的梦想，虽然结交了金氏这个白眼狼，却惹翻了美国“野心狼”。中美走向彻底敌对状态。共产党需要给中国人洗脑：要彻底消除在抗日战争中美国盟友留下的大好印象，另外植入山姆大叔一副丑恶的帝国主义嘴脸，煽动仇美情绪，制造抗美援朝战争的民意基础。
50年代中国高调反美，大声亲苏。60年代之后，毛泽东争当国际共运领袖，既反美帝，又反苏修。苏联的脸谱需要按丑角重新勾划，老美的脸谱依旧保持凶相。
杨益言在江青面前，表现了自己紧跟国际形势，自觉反美的政治觉悟。《红岩》的作者们在创作开始，就已表现过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了。
困难在于中美技术合作所和杀害共产党没有丝毫关系。在抗日战争中，美国既和国民党中央政府有着盟友关系，也和共产党的边区政府有着亲切友好接触。集体处决共产党政治犯发生在1949年，而早在1946年，中美技术合作所光荣地完成了对日情报战的历史使命，机构撤销，所有美国人都已经载誉而去了。在指定时间段，美国人有“不在场证明”。要坚持“揭露”美蒋合谋杀害共产党人，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诬陷”了。硬切美国人的生猪肉──不是你干的，也是你干的。
在描写徐鹏飞审讯许云峰过程，《红岩》是这样把美国人死拉硬拽进去的：
“哼！你受得了十套八套，可你受不了四十八套美国刑罚！”
“八十四套也折损不了共产党员一根毫毛！”这是钢铁一般的声音。
“这里是美国盟邦和国民党的天下，神仙我也叫他脱三层皮，骷髅也得张嘴老实招供！”徐鹏飞咆哮着。
在成岗被注射“诚实剂”，然后利用其幻觉骗供的一段，这样描写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专家：他长着黄麻似的卷发，稀疏地盖住微秃的脑顶，高高隆起的鼻梁异常突出，一双深陷在眼?间的眼珠呈现混浊的灰蓝色。这个白皮肤的外国人，正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指点长着一对老鼠眼睛的家伙。
“药物起作用了──美国科学界──威廉亚洲官网 成就！”
这些虚拟的场景，把曾经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盟友，描绘成阴险毒辣的法西斯分子，凶残可比日本731细菌部队。而中美合作的“特种技术”贬为美制的刑具和迷幻药物。
如果谎言具有腐蚀性，杨益言的舌头应该齐根烂掉了。
《红岩》再版达到1千万本，直到今天，杨益言一面继续向青年灌输错误史观，一方面收获反美谎言带来的利益。反过来对美国限制其入境表达遗憾愤慨。如果杨先生的愤慨有据，那天下的妓女都可以控诉社会不尊重婊子是处女了。
三、利用小说“捧党”
文化专制的毛泽东时代，文学艺术作品里哪怕对共产党有丁点的微词，那也会被文化警察们嗅出反党气味来。“利用小说反党”是一项掉脑袋的重罪；而“利用小说捧党”，才是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方针。大跃进失败后，三年大饥荒引起人们的普遍挫败情绪，牢骚不满在滋长。当时的政治急需一批提升共产党形象的作品。罗广斌、杨益言的“捧党”小说应运而生。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两次得到特批的“创作假”，在重庆南温泉招待所里埋头打磨他们的作品。中国青年社先后派了几个编辑给小说修改润色、抛光打蜡，最后在1961年12月出版。
小说突破回忆录的局限，对资料做了超越历史事实的艺术加工。
为了突出江姐的坚强和忠贞，增加感情的冲击力，小说让江姐亲眼看到城头高悬的“丈夫”彭松涛的人头；狱中江姐本来受到夹手指酷刑，小说改为酷上加酷----往指甲缝里一根根钉竹签；在重庆解放前夕，小说工笔重彩描写江姐线儿长针儿密绣红旗的感人情节，而实际上用米饭粒和草纸粘制五星红旗的事情发生在男牢房，与江姐毫无干系；成岗烈士在审讯中高声朗诵“我的自白书”----这个“自白书”是解放后《重庆日报》副刊编辑杨本泉在办公桌上品着茶捉摸出来的慷慨字句。这首诗，还做为陈然遗作收入《革命烈士诗抄》，编入小学课本。
虽然冒充烈士遗作，不过诗是好诗，说是“鱼目混珠”大为不妥，应该说是抠了鱼目，嵌入珍珠。鱼的商业价值提高了，不过鱼的生命力丧失了。
《红岩》的革命烈士们表现了了他们原有的和本来没有的一切英勇行为。
毫无疑问，如果是写小说塑造人物，把许多美德注入到一个人身上，集腋成裘创造一个完整、丰满的人物形象，是应该允许的。只要剪裁得法、拼接得天衣无缝、表达流畅自然，那就是成功的艺术创作。
问题出在罗广斌、杨益言是在写小说，党组织却是把他们的小说当做党史来灌输给青年。
在1963年开放的“中美合作所重庆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中，（1984年改名“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按照小说的线索，布置了相应的解说词，立下纪念碑刻，混淆史实和虚构，让小说强奸历史。
手法一如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展览无中生有的地下水牢（现在撤销）。冷月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她自己被关在水牢的悲惨经历。在那里，冷月英当众强奸了刘文彩。
《红岩》还恪守“为尊者讳”的另一条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守则。
重庆的共产党地下组织133人被捕，在于高层最重要的领导人的叛变。其中有川康特委书记蒲化辅，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重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等。
这些高层领导的集体叛变，使得重庆地区潜伏的共党员被一网打尽，共产党组织全盘覆灭。毛人凤自豪地认为这是他主持保密局以来最大的功绩。
《红岩》只是拉出了一个地下交通员甫志高作为叛徒来描写，仿佛地下党的一切失败的原因都在这里，那是避重就轻、敷衍塞责了。
刘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