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旷世冤案：数千人酷刑后被处决（下）(图)

中共统治下冤案无数，此为文革中的杀人场面。（网络图片）

接续〈中共旷世冤案：数千人酷刑后被处决（上）〉一文

三、中央4月4日的指示信，打开了滥抓滥杀的大门。在这场红色狂潮中，约有6350余名党政军干部死于非命

时间到了1931年春光明媚的4月。4月4日，王明把持下的中共中央，从上海发来了《中央给闽粤赣特委信──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根据特委刘肃“社党”的报告，作出了具体的指示：“闽西的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都是敌人积极地打入到党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活动。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必须予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邓发、林一株等人阅过此信，精神格外振奋。在这之前，他们对于处决林梅汀等17名“社党”分子、出兵讨伐傅柏翠，心里有些不安。现在，得到中央的首肯，说明他们是干得对的！林一株尤其激动，在其后的传达中央指示的会议上，林一株喊出了“抓尽一切社党分子，杀尽一切社党头余”的口号。

会议结束的当晚，林一株指挥抽调来的一个营，将与卢肇西一道被捕的红12军的40多个排以上干部，每人用长绳捆住一只手，在火把光的照耀下，由全副武装的战士押着“移牢”。当经过一处僻静的山坡时，突然停下来，宣布对这些人处以死刑。为要节省子弹，没有开枪，一律用马刀砍，用梭镖刺，然后挖大坑集体掩埋。临近午夜子时，林一株亲自指挥一个排，一鼓作气地处决了曾牧春、谢宪球等15名“社党”分子。

肃委会夜以继日地在行动，不停地抓人杀人。各县的肃委会也不甘落后，掀起了清肃“社党”的高潮。有的地方层层加码，以示斗争的坚决。改组后的永定县委作出规定：“如有各级党部及机关不坚决地执行肃反方针，宜当彻底改造。”“应把反‘社党’工作中表现犹豫的坚决清除出党。”而在实际做法上，只要有人被认为肃反行动不力，或表现出思想上的犹豫，就会被戴上“社党”分子的帽子，抓起来予以刑讯。这使得干部人人自危，被迫表现出积极投入斗争的姿态，以求自保。一时间，肃“社党”成了党政军机关、民众团体一切工作的重心。

运动铺开，各地抓捕的“社党”分子越来越多。按照林一株在虎岗审判大会上宣布的三条惩办原则，起初的半个月，各机关、单位和部队无论抓捕犯人还是处决犯人，都得上报肃反委员会，取得批准。后来要抓要杀的人越来越多，肃委会来不及作出批复，干脆下发了一个档《闽西苏维埃政府第25号通告》，作出了新的规定：“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以先执行，再补报到本政府追认。”

第25号通告的新规定，打开了滥抓滥杀的总闸门。狂潮起处，人头纷纷落地。被处决的“社党”分子，十有八九是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权中的中坚分子，相当部分是闽西各地红色区早期的创始人。不少地方一次又一次地宣布破获“社党”机关，出现的名称由“社党”支部，上升到总部，直至各级“特委”。闽西苏区的最高红色政权──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与候补执委，半数以上的人受到牵连。有的正在主持会议，就被突然而至的保卫干部，用一根绳子反捆两臂，锁住喉结，在人们的目瞪口呆中押走。中共龙岩县委，曾三次宣布破获“社党”地下县委；就是一些区乡的少年先锋队，也发现了“社党”组织。

之所以那么多的党员、干部被打成“社党”分子，主要是根据口供抓来的，抓来就审，以刑逼供，然后按口供再抓，越抓人越多。判定“社党”分子没有明确的界限，按照特委的档规定，一些平时工作上犯有错误，或者消极落后的干部，一概可以视做“社党”分子。正如特委在“特字一六二号”文件中规定的那样：“这些分子，虽然不是社党成员，但实际上是社党的表现，是社党发展的物件。”左倾到了极点的肃反路线，有如一张疏而不漏的天网，只是需要，什么人都可以收捕其中。

中共永定县委，是处决曾牧春后改组的，由原县委常委、秘书长张觉先代理书记。张主持县委工作正好25天，就被县肃反委员会主席在全县的党团联席会议上宣布是暗藏的“社党”，就被逮捕起来。同时被捕的还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郑世明等13名干部。这些被破获的“社党永定县党部”成员们，只在临时牢房里关押了一夜，每个人“过堂”一次，翌日上午一处山野荒地就成了他们的归宿。一个代理县委书记，竟由一个县委属下的肃委会主席主宰了命运，在“肃反中心”论指导下，当时政权混乱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中共杭武县第五区的区委书记伍超然，没有及时按照县肃委发来的名单抓捕“社党”分子，第二天下午就被赶来的特派员下令逮捕，被抓的还有区委的主要干部12人。第三天上午，第五区举行公审大会，集体处决这个升格为“社党杭武特委”的成员们。根据杭武县肃委会1931年6月1日编的《革命法庭》记载，这12个干部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最小的才16岁。

滥抓滥杀的红色狂潮，冲击着闽西苏区的每一个角落，引起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极大恐慌，不少干部被迫避居山林，有的村庄的农民也集体逃离；至于红军部队当中，有的战士害怕突然间灾祸临头，相邀开小差逃走；还有些地方的干部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被迫进行武装对抗。

杭武县第三区，因为没有在讨伐傅柏翠时跟着去打北四区，从区委书记何登南、县赤卫大队直属的三大队政委陈锦玉，到一些乡苏维埃干部、赤卫队战士，共有200多人被指控为“社党”分子，拘押于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白砂镇。暂时没有被抓的大队长李真、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邱子庭等人，眼看着这么多的同志、战友，将要背上“社党”分子的黑锅做死鬼，大家又气又急，就扣押了专门检查肃反工作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罗寿春，强硬地逼迫他手写了释放关押在白砂镇的200多名“社党”分子。拿到条子之后，李真指挥第三大队围住了几处临时牢房，迫使守卫人员放出了这些人。

中共闽西特委在获知这一消息后，认定是一场“社党”发动的反革命暴动，立即调集红12军一个团开赴杭武第三区，消灭第三大队。5月29日，被包围的第三大队除少数人突击逃走，大部分被缴械拘捕，前几天被救出来的人也多数重新被捕。6月1日，特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定：“对于已经归捕的‘社党’分子，应多方设法审讯，以破获其整个组织，同时要很快地处决！”（见于《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关于杭武第三区事变的决议）

巨大的灾难降临了。路边的许多群众心房在颤抖，在痛苦地流血。他们闭上双眼，不愿意目睹那悲惨的一幕：李真、张纯铭等第三大队的干部，包括许多战士，被武装押送到村埂外的山脚下，从那儿传来了一阵阵枪声……

红色狂潮的猛烈荡涤，使得闽西苏区元气大伤，损失极其惨重，究竟有多少党政干部和红军官兵蒙冤而死，历史档案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经过各级组织和民政部门的调查核实，才大体有了一个数字，即能够统计到的有姓名的受害者、牺牲者，计有6352人（见于1986年5期《党史通讯》中《闽西“肃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

从保留下来的历史材料中，可以看到当年“印记”。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2月19日，在给闽粤赣省委的信中讲道：“这一非常事件，给闽西党的创伤是严重的，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人减为5000人不到。”闽西团特委1931年7月12日在给苏区团中央的报告中，也讲到团组织陷于瘫痪的情状：“全区30个区委中，只有1个区委能勉强维持工作。团的组织生活及中心工作任务，发生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新干部幼稚，一切工作秩序都错杂无绪。”比各级党政组织解体、涣散更为严重的是，在面临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的严重敌情下，大批红军指战员在清肃运动中无辜受害，致使战斗力严重削弱。中共闽粤赣特委于1931年5月1日给永定县委的信中，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红12军在这次清肃之后，内部的确万分成问题，战斗兵的减少，指挥员的缺乏，以及士气勇气的减低，这决不是东拖一下西拉一下可以解决的。”由于红军力量的削弱，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对闽西的进攻，苏区的红色政权由原来的48个区，锐减到22个。

四、闽西的“肃反”受到严厉批评，“灾星”林一株受到严惩。周恩来抵闽西后，全力纠正肃“社党”的错误

7月中旬的闽西，正值盛夏炎热，中共闽粤赣特委的人事有所变更。7月8日，特委书记邓发奉调瑞金，其职务由卢德光接任。7月12日，从上海绕道香港再抵闽西的卢德光来到永定。

张鼎丞、郭滴人等人，包括下来检查工作的闽粤赣省委组织部长罗明，敏锐地意识到一种转机的到来。他们分别找卢德光，介绍苏区肃“社党”的情况。卢听了他们的反映，又到了各地察看，强烈地感觉到大规模的肃“社党”运动给苏区带来了严重的危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他感到愤怒，用两天的时间向中央写出了反映闽西肃“社党”情形的报告。7月18日，卢德光主持特委会议，作出一项重要决定：撤销肃反委员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处，以郭滴人为处长，林一株降为副处长。

随着改制的各县政治保卫局，接到了上级的通知：今后不可随意处决“社党”人犯，不可再凭审讯口供抓人，抓人须经保卫处批准。

犹如溃倒的堤坝得到了修堵，拦住了汹涌的水流，滥抓滥杀的现象得到遏制。不久，更大的转机接踵而至：8月下旬，中央给闽西发来了指示信，对闽西如此大规模地清肃“社党”，表示了非常惊讶和不满，严厉批评闽西的肃“社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扩大化、简单的惩办主义和依靠刑讯三大错误。这是人们所看到的第一个对闽西肃“社党”持全面否定的档。

此时党中央对闽西肃“社党”的态度与以前大相迳庭：4月4日中央在给特委的指示信中，是“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时候的中央，有一个谁在主持各苏区肃反工作的问题。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两个多月内，打着“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旗号而上台的王明中央，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通过王明、向忠发等人，实际操纵中共党的。因此，4月4日发给闽西的指示信，带上了比立三路线还要左倾的印记。时至1931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有所变动，周恩来重新主管军委，情报、通讯、锄奸都归属于他。中央于8月下旬发给闽西的指示信，正是周恩来依据了卢德光的客观翔实的报告而写的。

中央的来信，使闽西苏区情况突变。9月28日，正在睡觉的林一株突被叫醒，保卫处的行动科长与4个战士出现在他面前。科长说了一句“上级决定审查你”，战士们便毫不客气地给他穿上棕绳“马甲”。同是这天晚上，原肃委会副主席罗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长张丹川、劳动监察部长熊炳华等8人，分别由保卫处逮捕。

9月29日上午，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97号通告，宜布林一株为闽西“社会民主党”的特委书记，张丹川、熊炳华等人均系特委成员。

又是一声炸雷落地，将军民们震得目瞪口呆：原来林一株几个人才是隐藏在革命队伍内的社会民主党头子！难怪，这些穷凶恶极的反革命，杀害了我们那么多的同志，还留他干什么，为许许多多冤死的同志报仇！越快越好！特委书记卢德光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围住他发出泣诉和呼吁。

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林一株，到底难逃罪恶。在他被捕的第3天，被插上了“社党”万恶分子的字牌，押到野外伏法。与之共同毙命刑场的还有罗寿春、张丹川等8人，他们是背着同一罪名赴黄泉的。

将林一株等人从速正法，对于稳定肃反造成的混乱局面，安抚义愤难抑的民心，是有必要的。但是宣布林等8人为“社党”首领，同样是毫无根据的罗织罪名。地主家庭出身的林一株，个人品质恶劣，政治上野心勃勃，为要达到个人的卑鄙政治目的，利用肃反大权为非作歹，这是事实，但给他戴上那样的罪名，却是错误的做法。其实，他哪里又是什么“社党”的特委书记呢？

处决林一株，并不标志着闽西苏区肃“社党”的运动彻底结束。在各县的政治保卫局，还关押着不少“嫌疑犯”，等待处置。另外，对于这场死了那么多人的政治运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说法？如何做好善后工作，这些问题都摆在那儿。卢德光与张鼎丞、郭滴人等人，为此多次计议过，打算开完全苏“一大”再说。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张鼎丞和郭滴人都是代表。会议结束的翌日上午，两人结伴来到沙洲坝元太屋，看望已经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

由红军总政委出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见到闽西苏区地方党的两位领导人，非常兴奋，拉住两人的手问长问短。话没有说多久，毛泽东将心中挂记已久的事提出来：“听说闽西的肃‘社党’搞得蛮厉害，现在是怎么个样子？”

张鼎丞、郭滴人正是带着这个问题来向毛泽东讨教的，不由地向他详细诉说起来。

毛泽东听完张、郭感情沉痛的汇报，不由地神色黯然，喟然长叹，沉声而道：“太可怕了，这样地搞，不等敌人来打，我们自己就要垮台的。这样所谓的斗争要立刻停止，马上放出那些还在关押的人！”随后，毛泽东问起傅柏翠的情况，并说：“像他这样的同志，应该团结，尊重，决不能往外推，他留在闽西，作用会更大的，可惜呀！”

在临别之前，毛泽东批了500元银洋给闽西，用于善后工作，抚恤被害同志的家属。

张鼎丞、郭滴人回到闽西后，在特委的支持下，以闽西苏维埃政府的名义下发档，指示各县的政治保卫局，无条件地释放所有被关押的“社党”嫌疑分子，坚决停止抓人。各级苏维埃政权要对被害人员的家属予以抚慰，挤出财力加以抚恤。随后，特委与闽西苏维埃政府联合组织了6个工作组，来到各县督察这项工作。

闽西苏区对肃“社党”严重失误的自我纠偏，很快地得到了一位“中央大员”──前来就任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支持。

周恩来是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的，于12月18日到达长汀。一路上，他与沿途护送的人员谈话，与驻地干部交谈，了解到闽西肃“社党”的情况，刘闽西肃反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及严重后果十分愤慨、焦虑。12月18日在长汀住下来的晚上，他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急信。信中写道：“我进入苏区虽只3日，但沿途所经，已见闽西在解决社会党问题上，造成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信中尖锐地指出：“闽西的肃反有许多的失误，靠的是刑讯逼供，他们处理的方法之错误，如中央历次所指示的殆过之无不及。”周恩来在信中讲道：“目前问题已很严重，建议中央作一有力决议指示此间，以便尽快处理这一事件。”

周恩来的“伍豪自中区来信”，转到了中央。中央政治局在经过研究之后，专门针对性地发出了指示信，对闽西苏区肃“社党”的严重失误，再次作了严正批评，指出：“这种错误在闽西苏区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现象，若不及早纠正，闽西苏区的发展与巩固是绝对不可能的。……闽西肃‘社党’严重失误，在于肃社党的斗争不但没有造成广大工农兵群众对于社党的仇恨，对于共产党的热烈拥护，而且反使群众惧怕共产党，使群众对共产党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从而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中央一刻也不能容忍这种错误的继续存在，要求闽西党组织立刻同肃反中的严重错误作最坚决的斗争，最彻底地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上，检讨在肃反问题上所犯的不可宽恕的错误。”

1932年2月下旬，中共闽粤赣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长汀县城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闽西肃“社党”的指示。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沉痛地承认“省委在指导肃‘社党’中犯了重大的指导性错误。没有从阶级力量的刘比上来观察‘社党’，夸大了‘社党’的力量，不相信群众几年来在土地革命中的力量。这就发生了唯心的推测，和肃反中心论，甚至对党员对群众都不敢相信。（见于《中共闽粤赣苏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1932年3月14日）

至此，曾在闽西苏区汹涌澎湃的红色狂潮，被彻底遏制住了。其后，随着对这一事件展开的各种调查证明：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在闽西苏区根本不存在，纯系子虚乌有！乃是一场完全错误的旷世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