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性兑付文化下中国只有财政没有金融

【williamhill官网 2017年9月17日讯】“刚性兑付的文化下，中国目前只有财政、没有金融，因为所有金融活动的风险，都通过不同的渠道转嫁到了财政身上；这也是很多人义无反顾地参与非法集资的根源所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说。

吴晓灵是资深金融监管者，她在9月15日的2017金融街论坛上做出上述表示。她从社会基础、文化背景以及法律责任等多方面，指出当前社会刚性兑付存在的主要问题，强调“防控金融风险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有序打破刚性兑付， 树立风险自担的文化”。

吴晓灵分析认为，刚性兑付是金融业制度扭曲的结果。这包括契约精神缺乏、政府管制过多、国家隐形担保存在、金融法律不完善，以及监管理念的落后等诸多原因——这些正是金融改革的方向。

“有序打破刚性兑付，要从完善法律，明确风险责任做起；同时，更希望监管部门要有揭示风险、化解风险的责任担当。”吴晓灵建议，金融机构、监管当局、地方政府，都应该有揭示风险、化解风险的责任担当，“金融对国家这么重要，金融的安全对国家这么重要，如果我们不把金融的信用基础，金融的契约精神树立好的话，那么我们的金融安全是无从谈起的。”

“打破刚性兑付，才能够化解风险的不当积累。金融业就是一个经营风险的行业，不出风险是不对的，出了风险才是正常的。如果大家都不去承担风险，不去承担创新的风险、不去承担损失的风险，何来社会的进步？”吴晓灵表示，各方应该有承担风险的担当，也有容忍失败的宽容，让各类金融产品风险变得透明和暴露出来，这才能切断风险的传递。

她进一步建议，应该用典型案例区分责任与风险担当，对全社会进行风险和信用的教育。“只有这样，中国才有真正的金融。我们讲利率市场化，没有风险的暴露，不打破刚性兑付，没有违约事件，哪里来的风险定价？如果不打破刚性兑付，不真正的实现风险定价，中国只有财政，没有金融。”

非法集资为何泛滥

吴晓灵具体分析了非法集资泛滥的原因。她指出，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居民均缺乏“自己是财产利益维护的第一责任人”的意识，这种思维短期内难以扭转。

同时，政府管制过多，导致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承担着无限的责任，“责任越大，管制越多，因而金融长期处于压制状态，正常的融资渠道不畅，就给非法融资活动留下了很大的活动空间。”

“公众在参与非法集资过程当中的心态是：盈利归自己，亏损找政府。政府承担着无限的责任，由于责任不清，往往采取‘花钱买稳定’，助长了刚性兑付的文化。”吴晓灵如此总结道。

她进一步表示，仅宣传教育无济于事，根本还是要树立起风险自担的文化。“在现在的经济情况下，什么样的活动能得到10%以上、甚至20%的回报，投资者心里不明白吗？我想他们心里是清楚的，但是击鼓传花，只要这个棒不跌在我的手里，我就继续玩下去。”

理财市场为何混乱

吴晓灵指出，目前中国金融法律不完善和监管理念的落后，也让金融机构有可能不向公众如实揭露风险；这一行为的瑕疵，导致金融机构以刚性兑付掩盖不当行为。

“在理财市场上每一个金融机构，在销售理财产品的时候，是不是真正地、真心实意地向投资者揭示了风险？我认为不是的。”吴晓灵以本人经历指出，她在去储蓄所买金融产品的时候，其柜台人员的第一责任是把产品卖出去，而不是向客户揭示风险，给客户以选择的权利。

再加之由于理财产品的法律关系不清晰，金融机构在销售理财产品过程中的瑕疵，使得金融机构一旦面临风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分清责任，而是想办法来掩盖这些问题，保住自己的声誉；这也是刚性兑付难以打破的重要原因。

吴晓灵主要指的是银行理财产品。她指出，目前证券市场的股票、基金已经形成了风险自担的文化，银行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问题，主要来自其法律关系和风险责任的模糊。

银行理财至今未能有效解决“委托－代理”关系还是信托关系的法律问题。“目前，‘一行三会’四个监管当局不能对理财产品形成统一的认识的话，我想金融乱象不会止。”吴晓灵强调解决该问题的重要性。

吴晓灵还指出，理财乱象的另一原因，是国家信用与商业信用的模糊。在国家信用与商业信用不分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树立风险自担文化的。

“那些在银行大厅里面买理财、买保险产品的人，他们是想承担产品的风险吗？不是，他们买的是银行的信用，而他们认为银行的信用就是国家的信用。”吴晓灵指出，“这是由于，有些金融机构，为了竞争采取了不当的方式，误导社会公众，有意无意地掩盖了金融信用和普通企业信用的差别，误导着国家信用和商业信用的区别。”

目前，国家已经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每一个人应该想到，任何一个金融机构都有破产的可能；尽管在破产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护小存款者的利益，但是这不意味着每个金融机构，都是和国家同等的信用。”吴晓灵说。

进一步地，由于理财产品刚兑文化根深蒂固，理财大多持有的债券市场刚兑也很严重。

吴晓灵指出，债券的刚性兑付来自对国有企业的信用认识和理财产品埋下的风险传递。一是国有企业把自身信用等同于国家信用，而且没有树立起信用文化。这就导致在国企违约后进行债务重组，债权人反而处于弱势地位，不能与国企进行平等地商业谈判。二是银行理财是债券认购大头，理财产品的层层嵌套、信用链的不断延长，使该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为了减少风险的传递，导致金融机构在打破债市刚性兑付时也顾虑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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