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反右运动（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williamhill官网 2017年7月28日讯】今年是“反右运动”六十周年，笔者作为这场运动的目击者（笔者当年作为一名十七岁的高中学生尚无资格参与这一运动），鉴于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仅指中国大陆）造成的影响深远而巨大灾难，以及当下中国大陆的中青年人对这场运动都知之甚少，笔者深感有必要让当代的中青年人了解一下这一段历史的真像，并希望更多的比我年纪更大的亲历者站出来揭开这场“反右运动”的真像和它造成的罪恶。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在中国大陆实现了他自幼以来的帝王梦，当上了中国大陆名符其实的、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土皇帝（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之后，其野心并未得到完全满足。因1953年3月5日对前苏联民众（包括各级党政军官员在内）犯下滔天罪行的前苏联共产极权魔头斯大林遽然去世之后，毛环顾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自感无论是在资历、心狠手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还是在玩弄权术的能力方面，在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已无人能出其右。一种要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舍我其谁的霸气就在毛的内心滋长、膨胀起来。
要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领袖就必须首先把中国大陆变成世界共产革命的大本营和基地，要这样必须先采取措施稳住自己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基础，必须把进行世界共产革命、赤化全球成为全国所有民众的唯一的共同思想，要做到这一点对于一贯擅长愚弄、蛊惑、欺骗民众的毛来说，对广大没有文化知识的普通民众，毛要做到这一点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对于有逻辑思维能力，又有自己判别是非的价值标准的知识份子，毛知道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1956年6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10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几乎使全世界的的共产党、工人党，不论是共产极权阵营内的还是西方国家的，都从这两次事件中看到了苏式共产极权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内在的弊端，都在对此进行反思。
唯独毛泽东和中共从中吸取的教训与众不同。波兹南、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在分析事件暴发的原因时，居然毫无人性、恬不知耻地声称这是因为“东欧国家的反革命杀得太少，还有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杀掉，结果一有风次草动，就会兴风作浪”。其言外之意就是：你看！我毛泽东刚一“解放”就通过“土改”、“镇反”、“肃反”等运动一下子就杀掉了五百多万反革命和阶级敌人，没杀的还有一千几百万也被戴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他们不能也不敢乱说乱动。所以我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动乱。
毛还公开说：“匈牙利事件是出了好，还是不出好？既然有问题，出了反而好，有脓包总要出脓”。在这里毛无意之中道出了今后要“引蛇出洞”的原因。此外毛还认为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也是诱发波匈事件的根源，对中国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毛认为：“（苏共）二十大刮了一阵台风，不仅发生了波匈事件，在中国的‘一些蚂蚁’也出洞了”。毛泽东还从波兹南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中敏锐地看到知识份子特别是大学生们在这两次事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他因此把中国大陆知识份子和大学生视为毛氏封建共产极政权机体上潜在的脓包，随时都有可能引发毛氏封建共产极权政权机体全身性的炎症，危及其政权的安全。
尽管毛“解放”后通过“土改”、“镇反”、“肃反”……等运动残杀了五百多万“反革命”和各式各样的“阶级敌人”（其中包括许多知识份子）生性冷漠、残暴的毛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他认为中年以上的知识份子“解放”后被他通过各种运动杀的杀、关的关、整的整已经被他整得基本上不敢乱说乱动，但他心里明白这些中老年知识份子内心还是不服的，而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知识份子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不是打击和整肃的主要对象，他们在历次运动中所受的冲击较小，而这些人都是在民国时代完成的中小学教育，他们都经受过程度不一的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毛泽东认为这些青年知识份子对他潜在的威胁比那些被他整服、整怕了的中老年知识份子更大（毛和中共就是利用知识份子，特别是以学生为主的青年知识份子追求民主自由、希望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愿望获得他们的支持，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
此外以中老年知识精英为主的各民主党派，自恃在协助毛和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过程中劳苦功高，不满于毛和中共“解放”后比国民党有过之无不及的一人一党独裁的做法，不时流露出不甘充当花瓶，要与中共分享政权的意向，这也令毛和中共不能容忍，决心要教训教训这些昔日的盟友，让他们老老实实充当毛和中共民主橱窗里的花瓶。
所有这些都被毛和中共视为中共共产极权体制机体上威胁其生命的潜在的大大小小的脓包。为消除这些隐患，毛决心施展一场规模巨大的“阳谋”给这些脓包引流，让脓包里面的脓汁流出来加以去除，以消除这些“脓包”对以毛为首的中共共产极权政权潜在的威胁。这就是毛要施展“阳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反右运动”的最主要的原因。
此外毛发动“反右运动”的另一不可示人的原因就是毛早年作为一个半吊子知识份子（毛除了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较为丰富的知识外，其他方面知识是十分贫乏的，毛虽然干1914年至1917年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就读了三年，除文史课外其他学科大都不及格，甚至交白卷，所以连该校的毕业证也没有得到）。他于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浪迹北京时，原想随赴法勤工俭学人员一起赴法留学或去苏俄留学，无奈其外语基础和学习外语的能力实在太差，无论他怎样努力，他都无法准确地念出那些法语和俄语单词，他不得不放弃赴法国和苏俄留学的打算。
囊中羞涩的毛，在北京衣食无着，经他在湖南省第一师范的老师杨昌济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月薪8块大洋的图书管理员，总算解决了衣食问题。
毛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这段时间，一心想结交北大的那些学富五车的名人学者，却遭到这些名人学者们的冷遇。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起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这一段经历时，还心怀怨恨地说道；“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往来。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在北大图书馆的这一段屈辱的经历，深深地制伤了毛的自尊心，这就是为什么毛在中国大陆当上土皇帝之后，尽管毛有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从事“共产革命”话动的一段经历，“功成名就”之后旧地重游本是人之常情；而“解放”后北大校长马寅初又再三邀请毛到北大视察、演讲，毛始终找借口拒绝重返北大这个昔日令他伤心之地的重要原因；还有在毛怀抱实现自己帝王梦的目的投身共产革命的早期，那时的中共党内高层领导大都为高级知识份子和留苏、留法回国的知识份子诸如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张申府、李立三、张闻天、王明、秦邦宪、张国焘、周恩来、陈毅（周、陈二人后被毛所慑服）……他们大多不把毛这个从偏僻的韶山冲走出来，操一口难懂的湘谭土话的半吊子知识份子当一回事，毛当时受尽了他们的蔑视、排斥、打击。
毛是一个自视甚高，自尊心又极强的人，所有这些都在毛的内心深处种下了仇视知识份子的种子，而毛又是一个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小人，因此报复、打击曾经蔑视、排斥、打击过自己、曾经不把自己当人看待的知识份子，成了毛追求的人生目标之一。所以毛决定利用防止波匈事件在中国发生为借口，在中国大陆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以彻底击垮知识份子的自尊心，使中国大陆的知识份子成为被打倒、跪倒和拜倒在自己脚下的奴才。他们要么被打成、被丑化成斯文扫地、自尊心全无的全社会不可接触的、衣食无着的贱民；要么抛弃自己的人格尊严，沦为毛和中共的御用工具，为毛和中共歌功颂德、涂脂抹粉、摇旗呐喊。
为了“引蛇出洞”以便找到对知识份子进行彻底打击的借口和把柄，毛从1956年波匈事件之后，便进行了精心的策划，毛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出现）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
1957年2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阶级）斗争要几经反复，还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毛在讲话中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所谓“双百方针”引诱知识份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这里已显示出毛已决心要“引蛇出洞”打着“阶级斗争”的幌子来对知识份子进行整肃。这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按照毛的旨意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1957年4月11日毛对负责文化、宣传的领导人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毛在这里促使文宣部门配合“引蛇出洞”。
这年4月27日毛通过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这场运动其名为发动全国为行各业、各阶层民众帮助共产党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其实是毛诱使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发表自己的意见以授毛和中共把柄，对民众（主要是知识份子）进行打击、惩处的有预谋的“引蛇出洞”计划。
五月上旬毛和中共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型式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帮助党的整风运动，在此期间，中共在全国各地召开了大大小小的呜放会近三万次，民众（大多是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响应毛和党的号召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余条改进工作作风的各种批评、建议（其中绝大多数即使按中共当局自己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善意的）。
此时毛和中共见引蛇出洞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毛和中共立即翻脸。毛在《情况通报》上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岗山！”
五月十五日毛强词夺理、歪曲事实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中毛写道：“我党有大批知识份子新党员，其中有一部份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份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观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毛在这里歪曲事实，事实上以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干部为主的民众真诚帮助共产党整顿工作作风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是毛和中共的手腕，已由原来的“引蛇出洞”变化为“聚而歼之”，要把大批自己浮到水面上来的“鱼”一网打尽。
六月六日毛和中共中央终于图穷匕首见，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指示》，从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运动一直持续到一九五八年年中。
实际上“反右运动”是毛和中共为巩固其统治而精心策划的以打击、整肃、丑化知识份子为目的的巨大政治阴谋。毛通过他精心策化的这场阴谋不仅达到了使知识份子成为被打倒、跪倒、拜倒在自己脚下的奴才；并成功消除了知识份子对毛氏封建共产极权政权的威胁，毛通过这场“反右运动”还充分发泄了他内心深处郁积了多年的对知识份子的刻骨仇恨。
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中的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反右运动”，当局至今仍只承认划了五十五万“右派份子”，而实际上根据近年解宻的资料透露：全国共计有三百一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被划为“右派份子”；另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列为中右份子，成为“内控右派”，总计共有四百六十一万六千零三十二人被划为“右派份子”和“内控右派”。“反右运动”还造成四千一百一十七人非正常死亡。
“反右运动”的直接后果是在中大陆出现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政治局面。绝大部份知识份子、青年学生、民主党派中的精英都被打成“右派份子”和“内控右派”他们有的被判刑关进监狱、有的被送往农场、矿山、工厂劳动教养、有的被降职降薪留原单位交“革命群众”监督改造，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诸如打扫厕所卫生、搬运物资、杂务、后勤……等工作。他们被剥夺了从事科研、教学、文艺创作和从事技术工作的权力如机会。这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知识份子十分匮乏的中国大陆来说，无疑是一种不堪承受、影响深远的巨大损失。
四百六十万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内控右派”的中国大陆知识精英们，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造福民众的宝贵知识、技能、时间和精力，都被白白地耗费在监狱、劳改劳教的农场、工厂、矿山和农村那永无止尽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中，这些永无止尽的沉重的简单体力劳动不仅损害了他们的健康，还剥夺了他们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这正是毛和中共当局要达到的重要目的。凡是有过“劳改”、“劳教”和下放农村“改造思想”经历的人，想必对此都有深刻的体会）。
例如前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束星北被许多高能物理专家公认为是中国大陆最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潜质的天才物理学家）被划为“极右份子”后的经历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束星北“解放”后因曾为国民政府研制出我国第一部雷达，而被划成“历史反革命”，因而失去了从事他擅长的高能物理研究和教学的资格（高能物理被中共当局列为军事机宻），改行从事气象学研究。五七年被划为“极右份子”，被完全剥夺了科研和教学的权利，被迫在学校打扫厕所卫生和在水利工地劳动，直至1978年“摘帽”后才恢复教学和科研工作。1983年在抑郁中去世。
“右派份子”们有的失去了赖以养家糊口的工资（被判刑坐牢和劳改的右派），或只发给完全不足以养家糊口的极少的生活费（被劳教的右派），或被降职降薪（主要对内控右派），使他们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政治上他们被说成是梦想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阶级敌人”、“反革命份子”；道德上他们被歪曲丑化成自和自利、品格低下、道德败坏、不学无术的小人，他们被与地富反坏（四类份子）并列为“五类份子”，使他们沦为中国大陆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不敢或不愿与之接触的贱民，以此消除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当局还挑动他们的同事、同学、亲友甚至妻室儿女对他们进行批斗，与他们划清界线，他们之中许多因此而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也是毛和中共当局要达到的重要目的）。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我高中时代的语文教师何吉荪先生，何老师“解放”前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瘦高个、长相英俊，是全市最优秀的语文教师之一，上课时注重仪表，常理小平头，西装革履，显得风流倜傥。讲课时引经据典，潇洒自如，同学们听得如醉如痴、印象深刻，以致课堂上讲的诗词和篇幅不太长的古文，何老师的一堂课后，有些记性好的同学就能背诵出来。
1957年何老师因历史问题（何老师“解放”前在益阳地区政府当秘书时曾短时间代理过专员，“解放”后已向当局交待清楚）和向学校党支部写过大字报，提了一些并不十分尖锐的意见被划成“右派分子”，被开除公职遣送某采石场劳动教养，其妻在当局的压力下，为与其划清界限，被迫携女儿与其离婚。何老师三年劳教期满后，因不堪劳教采石场的沉重劳动和不能忍受管教干部的凌辱，不愿留在劳教采石场就业（留场就业有一份工作和工资，而当时劳改、劳教释放人员要在社会上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这就是当时劳改、劳教释放人员为什么明知留场、留厂就业等于乃是变相的劳改、劳教，仍然选择留场、留厂就业的的重要原因），而选择回原户口所在地自谋生路。
从此何老师便孤身一人流落街头，靠卖苦力勉强维持生计，其当年英俊潇洒的形象早已不复存在。据一次高中同学聚会时，一位在晚报当总编的高中同学回忆：文革后期的一天，他在街头偶遇一衣衫褴褛的瘦高老头叫他：×××同学，你还认得我吗？这位在晚报工作的同学仔细一看，面前这个衣衫褴褛、形象猥琐的老头竟是他当年崇拜的那位文采飞扬、英俊潇洒的语文老师何吉荪，此时的何老师也许是由于饥饿和贫困，已顾不得师道尊严，竟然低声下气地向他这位昔日的学生讨要一点吃的。这位同学强忍住心头的悲愤，把何老师带到报社的食堂点了几个菜和一盆饭，何老师一顿狼吞虎咽，桌上的饭菜便被一扫而光，这位同学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才没有让已经涌到了眼眶里的泪水在何老师的面前流出来，临走，这位同学又把自己身上的所有零钱（那时大家都很穷）都给了何老师，何老师连声道谢而别。
“反右运动”的另一严重后果是：由于四百六十余万知识精英被逐出了科研单位、学较、工厂、矿山……去从事笨重的简单的体力劳动，失去了从事科研、教学、设计、文艺创作……的机会，这进一步加大了中国大陆在科研、工程技术、文化教育、经济发展和文艺创作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就连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原来与中国大陆在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等方面处于同一起跑线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大陆“反右运动”之后，都迅速发展到接近或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中国大陆在这些方面不仅没有进步，或进步缓慢，甚至有些方面还在倒退。
“反右运动”还导致了另一影响深远的严重后果，那就是这场运动彻底消除了此后对毛泽东和中共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祸国殃民的胡作非为、为所欲为的搞法的最后一点制约。尽管“解放”后毛和中共进行极权独裁，但他们表面上仍装出尊重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的意见的样子，知识精英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中还有人敢于对毛和中共当局的政策措施表达一些不同的意见，尽管不起什么作用，但毛和中共在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时还是多少有点顾忌的。
自“反右运动”之后，那些在毛和中共面前敢于直言不韪或表示异议的知识精英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划为“右派份子”和“极右份子”，被毛和中共打入十八层地狱，被搞得家破人亡，哪里还有资格有能力对毛和中共的所作所为表示异议。剩下那些侥幸没有被打成右派的知识精英和民主党派人士，其中品格卑劣如郭沫若、史良……者，都趋炎附势沦为毛和中共的吹鼓手、辩护士；其中良知尚未完全泯灭者都只能保持沉默，不敢对毛和中共的胡作非为再发异议，以求自保。这导致毛和中共发动异想天开的“大跃进”时的所有违反常理、违背常识的胡作非为得不到任何制约，以致最终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饿死四千多万人的惨重后果。
“反右运动”的间接后果导致毛和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违背常识、常理的、无法无天的胡作非为，得不到任何制约，终致造成国民经济再次面临全面崩溃的深渊，死伤达两千万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达一万数千亿元这样严重的后果。
至今中共当局仍坚持“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一点。四百六十余万“右派份子”，最终只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应文、陈仁炳、林希翎等六大右派未获平反，这仅仅是扩大化了一点吗？况且邓小平和中共当局刻意保留的这六大右派仅仅是为了证明“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才坚持不给他们平反的。
“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吗？真的很有必要吗？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在当年所划的四百六十余万“右派份子”之中，真正是因为看透了毛和中共的封建共产极权体制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质而起来反对它的也只有储安平、罗隆基、林昭……等寥寥数人（顶多算数十人吧！），绝大多数“右派份子”都是听信了毛和中共当局的蛊惑，怀着帮助共产党整顿工作作风的真诚愿望，而对共产党的工作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最终被划成“右派份子”的，在被划为“右派份子”的四百六十余万知识精英和民主党派人士之中95%以上都不是共产党的敌人，而是它的朋友、拥护者和支持者。毛和中共把本来可为他们所用的四百六十余万各界知识精英打成自己的敌人，即使站在毛和中共的立场上看，都是一种愚不可及的、完全没有必要的、后果严重的巨大错误；如果站在中国大陆社会文明进步的立场上看，毛和中共发动的这场“反右运动”则是对中华民族犯下的不可饶恕的、史无前例的滔天大罪，哪里还有什么必要性和正确性可谈？
六十年前发生的这场“反右运动”是西方传来的共产极权体制的产物，要防止“反右运动”以新的形式在中国大陆再次发生，就要彻底消除产生它的根源——外来的共产极权体制。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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