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乔高：为那些没有声音的人发声（下）(图)
奔走十年，因为不想接受良心的拷问
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17年6月16日讯】曾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的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因为自2006年开始与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着手调查了在中国发生的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而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
近期，大卫・乔高在接受希望之声电台主持人方伟采访时，娓娓道出了他的人生故事，他接触这项调查的始末，以及心路历程。
中共官方和西方社会对调查报告的回应
方伟：中共政府有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对你们的指控作出任何回应？
大卫・乔高：这很有意思啊。说起来，照道理我们是掀起了一场争议，那么应该有争议的双方。但是中共方面除了说我们反华，我们是法轮功之外，关于我们提出的事情，他们没有做任何的争辩。就是最基本的这样一个争辩都没有。当然了，我们不是法轮功。
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把器官摘取调查报告拿出来的时候，我们提供了一张图。这张图标明了在中国15个地方可以买卖器官。这里面有两个城市，我们放错了省。结果他们提供的反驳，唯一的反驳是什么呢？他就说你看到没有，”这个城市弄到那个省去了，你们搞错了”。所以对于我们所提供的这样一个指控的实质–卖器官这一点，他们完全没有提供任何的反驳。所以他们能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一直攻击我们个人，攻击任何对于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出异议的人本身。
方伟：中共政府有没有跑来跟你说，你提出了这些指控，我们坐下来谈一谈，搞清事实。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大卫・乔高：说起来很搞笑啊，他们确实有跟我们接触，怎么接触的呢？因为我们有申请去中国的签证，想去中国做调查，但是没批给我们。现在看来最好是不批给我们，因为如果批给了我们的话，我们到中国去跟谁谈，谁就会被抓，以前就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跟外面的调查人员一谈，这个人就失踪了。所以幸好我们没去。
加拿大的中国大使馆，有个官员出来和我在一个咖啡厅见面，双方就开始谈。我说我要去中国的签证，对方说要签证没问题，你去签证处申请就好了。说完之后，他就开始讲关于法轮功的长篇大论，开始来做他的一套说教，就是中共关于法轮功的一套说辞。我越听越烦，不想听了，我就说我不要听了，我得走了。但是我是苏格兰血统，比较冲动。当时站起来后我就想，他在这儿给我来做这套说教，等于是侮辱我啊，我还得付他的咖啡钱。不行，我不付。不过我现在知道这是个错误，我其实应该大度一点。但当时我就付了自己的咖啡钱就走了。结果这个官员他没带钱，付不出咖啡钱来，只好招手把他的司机叫了出来付账。
和中共官员的另外一次接触，是我在加油站停下来加油。后面一辆车是个挂着外交牌照的车子。我当时就感觉那是中共使馆的车子。这是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正好我车子里有一份大纪元报纸。我就把这个报纸拿出来，递给车里的人。他没有扔掉，还把它收下了。总之，活摘器官这件事我们得盯住不放，一直盯着不放。总有一天他们会意识到，他们从器官摘取上赚到的钱，八十到九十亿美金，这是我们的估计，五万例乘上器官的价格。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这些钱世界是知道的，我们盯着这个事儿呢。同时，我们把器官摘取和纳粹犯下的种族屠杀做一个比较，我希望我们能够造成一些影响。
方伟：乔高先生和麦塔斯先生跑了世界五十个国家，四方奔走，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大卫・乔高：我们最初真没有这么计划，我们本来以为六个月之后这件事就会停下来的。但是器官摘取的罪行还在继续，我们就得接着做，我们就不停的做，这就是这五十个国家是怎么来的。我们被邀请去不同的国家，有时候计划去一个国家，结果去了三到四个国家。我们最近去的地方是北欧的挪威，还有芬兰、西班牙、希腊。在西班牙，我们得到的媒体报导是非常大的。我们也向西班牙的国会递交了二十五万个民众签名，关于呼吁停止器官摘取的事。两个星期之后，我们的故事就登上了西班牙健康杂志的头版。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不停的做这个事情，直到哪一天，天平会出现一个倾斜，天平会翻过来。在中国，器官摘取的罪行能够被停止，因为他们会意识到，对中国的伤害太大了。
方伟：您觉得整个西方社会，对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情的认知程度是怎么样的？
大卫・乔高：说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不同的国家非常的不一样。比如说西班牙，西班牙的议会和媒体对我们非常的接受。也有不好的国家，我得小心一点说他们的名字，但我还是想说一个，就是日本。我和麦塔斯去了日本，我们见了国会议员，见了日本政界的人物。日本有个日中友好医院，我们在那里跟他们说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在那里很奇怪，有的医生认为他的病人的利益更重要，他更关心病人。我就跟他说，你要搞清楚，这个给器官的人是被谋杀的。总而言之，无论是医院也好，还是日本的国会也好，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突破。这是让我觉得失望的地方。
韩国也不行。我们去韩国，他们居然不让我们去访问医院，都不让我们进医院。我们觉得非常的困惑。但是我们见了韩国医疗协会的会长，这个医疗协会下面有16万个医生。我就跟他说起来器官摘取的事情。当时有人给他看了一个录像片，讲的是一个北韩的家庭收养了一个小孩。但是他们收养这个小孩不是要把他变成家庭的一员，他们是把这个小孩存着，也许将来可以摘他的器官用。会长看了这个录像就尖叫说，这个故事讲的这个村子就是他妈妈来的那个村子。所以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是蛮震撼的。韩国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对压力很敏感。所以当我们告诉他们哪个医院是把人送到中国去配器官的，我们曝光出来，他们就会禁止那个医院再送人去中国配器官了。
另外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澳大利亚。我非常高兴的告诉你，经过我们的工作之后，有好几年了，澳洲没有一个人到中国去接受器官移植。
奔走十年，因为不想接受良心的拷问
方伟：我们的听众中可能会有一部分人会说，乔高先生，我觉得你做这个事情是别有用心，我不相信你做的事情。对于这样一种疑问，您有什么回答？
大卫・乔高：说我别有用心，我那个用心是什么呢？对于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对于家庭教会的成员，对于藏人，维吾尔人，当他们被屠杀的时候，涉及的是人类的尊严。你的听众中，很多人也会象我这样去做。所以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情。他们不停止器官摘取，我就会一直做下去。
方伟：你为这个事情已经奔走了十年，世界上有很多事情要做，你为什么一直做这件事情做了十年？对你来说也许这个答案很明显，但我还是想问，到底是什么驱使你一直做下去的？
大卫・乔高：我就是很倔强，当我看到一件事情明显是非常恶劣的话，我就不会停止的。当然我的爸妈也没有在纳粹屠杀犹太人中丧生，但是我同意以色列的拉维博士（Jacob Lavee）所说的，对犹太人的屠杀不停止，他就会一直做下去的。对我来说也是一样，如果对于不正义的事情我们不做，那下一个受害人是谁，下一个人怎么办？前一阵在渥太华举行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活动，非常的感人，大屠杀的幸存者也分享了他们的看法，他们没有仇恨。总而言之非常感动人。这是驱使我一直做下去的原因。
方伟：我有西方朋友跟我说，你说的东西太过份了，我没法相信，所以我就避开这个事情。您对这样的反应怎么看？
大卫・乔高：对呀，当初在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时候，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么回事。虽然不断的有证据出来，但是那个时候很多高官就说，“你说得太过了，因为他们是犹太教就杀掉他们？我不相信”。他就避开这些事情。但是十年之后，人家回头来问你说，当时有这样的那样的证据，为什么你不采取行动？我不想以后被人家问这样的问题，让我无言以对。我不想接受这种良心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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