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民主国家环境污染的区别：性质不同(图)
在《寂静的春天》之外
《寂静的春天》（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williamhill官网 2017年5月19日讯】多年来，我一直认为中国与民主国家的环境污染不仅仅是烈度不同，而且性质也很不相同。中国的污染是制度性污染，西方则是认识性污染。这个观点虽然看上去很极端，但一直没人批驳。严肃的没有，挖苦咒骂的也没有。因为事实俱在，道理也简单。
为什么民主国家是认识性污染？因为不晓得废水废气废弃物之厉害，知道了，认识到了，事情就会翻转过来。比如说日本，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高速发展，十年之后，于六十年代后期七十年代前期爆发严重污染，当时叫作“产业公害”，再十几年后，污染受到有力遏制，环境开始复苏。虽然政府方面宣布“公害已经结束了”的言论受到广泛的批评，但自然环境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恢复应是不争的事实。北美西欧的情况大致如是，在认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之后，都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获得重大改善。以老牌工业国英国为例，伦敦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当时都是世界之最。重大污染事件之后，民有、民享、民治的国家制度一旦介入，大致都在二十年左右获得较好恢复。英国人后来也有自我意识：这是“一条分界线，在那（“伦敦烟雾”——引者注）之前，人们普遍接受空气污染的现实，认为它是工业化发展带来的自然后果。但在此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牺牲人类健康的进步，根本不是进步。”——一旦意识了，认识了，迅速发生转折。
共产极权国家的情形却不这么简单，生态环境破坏既有认识问题，更有制度问题。以中国为例，从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1973年）以来，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环境破坏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日趋恶化，形成人类史上前所未见的环境毁灭。说中国的情况，赵家人、爱国贼都有情绪，那就看看我们过去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简而言之，前苏联、东欧一概重度污染。前苏联，102个城市的空气污染已超过安全标准10倍以上，大量的河湖遭到工业污染，世界第一大湖里海既被污染又急剧萎缩，大规模调水工程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造成新的贫困和荒凉。在波兰，1/4土地已不适于耕种，贯通华沙的维斯杜拉河已变成一条毫无生命的废水道，几乎所有河流的河水都不再适于人类使用，其中50%的河水，其毒性之重，甚至不适于工业使用。捷克、匈牙利同样，在欧洲名列倒数，大量人口死于空气污染。前东德更有意思，因为两德统一，西德环境专家带上巨款来帮助恢复环境，在他们看来，东德的污染问题严重得简直超乎想象，清理环境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其规模就好比经过一场化学战争之后重建一个国家。
最近重读蕾切尔・卡森写的《寂静的春天》，有新体会。这部世界名著其实是关于生态环境的化学教科书。因为卡森要表达她对于现代文明的反思，首先要讲些人们未知的新知识。比如，大多数化学药物非常稳定，简单的污水处理方式无法分解，将长期存留在大自然中危害生态环境。喷洒化学药剂可以保护农作物免受虫灾，但这些化学制剂将随着降雨渗入地下，最终汇入江河湖海。蕾切尔举了一个例子：西部某地林区曾大面积喷撒DDT，附近河溪所有的鱼都检测出DDT。令人惊奇的是，调查者在对喷药区30英里之外的一条小河湾进行对比研究时，发现这里的鱼也含有DDT。怎么可能？这个小河湾位于喷药区上游，还隔了一个高瀑布。唯一的途径是地下水！因此，她写道：地下水的污染也就是世界水体的污染。造物主很难封闭地下水域，而且他也从未试图这样做过。
蕾切尔把一切环境灾难都从头说起，循循善诱地给我们讲了许多故事。其中一个超出我们常识的故事是这样的：丹佛附近原有一家军事化工厂，因二战结束，在投产8年后停产了，然后把工厂、设备租借给一个私人厂家生产杀虫剂。新厂家还没来得及开始生产，两英里外的农民就开始抱怨牲畜得怪病了，人也病了，树叶变黄了，庄稼枯萎了、死亡了。人们化验了用于灌溉的井水，发现其中竟然含有原来老军工厂排出的所有化学物质。很明显，事情与新厂家无关，是老军工厂和农场之间的地下水被污染了，并且，被污染的地下水漫游这两英里正好花费了这8年。这一切已够糟糕的了，但是最令人感到惊奇和在整个事件中最有意义的是，在老军工厂的池塘和一些井水里发现了可以杀死杂草的2.4-D。当然，这种药剂的发现足以说明庄稼的死亡。令人不解的是，老兵工厂从未在任何工序中生产过这种2.4-D。这又是怎么回事？经过长期认真的研究，化学家们得出结论：2.4-D是在开阔的池塘里自发合成的。它是由老兵工厂排出的其他物质在空气、水和阳光的作用下自动合成的。太令人惊叹了！这个池塘已变成了生产一种新药物的化学实验室！
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在《寂静的春天》新版序言中开篇便如此写道：
作为一位民选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矶，烟雾已经成为一些事件的起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没有对公众的健康构成太大的威胁。资源保护——环境主义的前身——在196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辩论中就涉及到了，但只是目前才在有关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法律条文中大量出现。过去，除了在一些很难看到的科技期刊中，事实上没有关于DDT及其他杀虫剂和化学药品的正在增长的、看不见的危险性的讨论。《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这再次证明了我20年来始终坚持的一点浅见：民主国家的环境污染是知识性、认识性的。——正如戈尔所言：“看不见的危险性的讨论。”——一旦看见了，理解了，制度的力量便迅速促成改变。相反的，中国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污染是制度性的，认识到、看得见也无济于事，制度在那里卡着。在我们中国，一旦爆发环境“群体事件”，警察不是去抓肇事者，而是反过来抓受害者。无论污染的方式、途径、责任如何一目了然，无论污染达到何等可怕之程度，甚至从癌症村升级到癌症河、癌症国，都看不到遏制的希望。
当下中国之秘密，在于《寂静的春天》之外。我们需要的不再是知识启蒙，而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不再谋财害命的制度。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