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从小就教我不要相信共产党”(图)
古巴（网络图片）
【williamhill官网 2017年4月27日讯】抵达古巴的第一天，满街的老爷车和整修中的建筑，仿佛把我们带进另一个国度。
“这里就像是1980年代的中国”
“这里就像是1980年代的中国，”同行的旅伴小天对我说。
这一次，我和四个大陆人及一个香港人同行，我们利用加州大学的春假来到了古巴。这里网络取之不易，但这趟与外界失联的旅程，反而让我们有机会更深入了解对方的生长背景，并讨论被视为敏感的政治议题。唯有了解历史，才能能力去担负开创未来的责任。
在哈瓦那，观光客和本地人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们的一顿饭10CUC（大约10美金），是许多当地人一个月的薪水。记得头一两天我们绕遍了附近的街道，仍然找不到贩卖牛奶和奶油等早餐的地方。接近傍晚时，许多人拿着粮票聚集在商店外头排队，因为政府的配额根本不足以支撑生活。
Airbnb的屋主Barbara告诉我们：在古巴，人们透过黑市取得不同资源，从电器家俱到网络娱乐应有尽有，黑市游走于法律边界，却能够因应社会所需而蓬勃发展。
“走在街头，你会听见人民抱怨社会，但没有人会去真正做些什么，”她说。在仍然实施共产主义的古巴，讯息不容易取得，但对外并非完全封锁，年轻一代想要的更多，计划着离开这个国度。
前往古巴革命纪念馆的路上，我说我不懂共产政府是如何决定人民粮食和日常用品配额的。
一向有话直说，善于嘲讽的David接话：“因为他们自称是民主的，代表人民，但实际上根本只有少数人在决定大众生死。”
自从卡斯楚退位后，古巴政策逐渐放宽，人民可以较自由地出境，但它仍然保留了共产主义时代的色彩。“在卡斯楚的统治下，虽是采行共产主义，几十年来社会至少是稳定的。”谷哥比较起中国，对我说道。
卡斯楚本身就是个传奇，自1950年代和切‧格瓦拉领导古巴革命以来，逃过美国无数次暗杀，也在猪猡湾事件中重挫美军。在1985年的杂志访问中，卡斯楚被问到：“对于美国总统雷根形容他为独裁者有何看法？”他停顿了一下，回答道：“如果他的权力包括以民主之名开启核武战争，那你告诉我，谁才是真正的独裁者？”
香港来的Coco说，博物馆中较少看到对于切‧格瓦拉的叙述，主要都是卡斯楚。在其中一张照片中，卡斯楚站在中间显眼的位置、高举右手，意气风发的姿势盖过身旁的格瓦拉。
“历史都是narration，掌权者撰写自己的故事。”David说。
“我爸从小就告诉我不要相信共产党”
聊着聊着，中国大陆来的他们谈到了自己国家，那段曾经被忽略的历史。
“我爸从小就告诉我不要相信共产党，他们说的没一句是真的，”一向安静的Mike说道，“他大饥荒时期可是挨过饿的。”
1960年代大饥荒时期，死了超过4,000万人，Mike的祖父母曾为国民党立过功，在中共掌权后不太好过，但还不算是最糟的，因为还有玉米可以吃。
“我爸亲口对我说，当年有一次他到邻居家，发现对方全家人一动也不动，全都活活饿死了，”Mike说。
“那时甚至有个说法，两家人会交换吃对方的小孩。”谷哥说。
“大饥荒三年算什么，在那之前我爸妈早就饿了好几年了，”小天说。
人民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各地虚报粮食产量，只为了赶上中央立下遥不可及的目标。所谓的“超英赶美”，更是个不切实际的口号，“所以才说不能相信他们，内部运作完全是不透明的。”
文革时期，共产党副主席林彪在一夕之间就被中央当作叛徒，在政治的游戏里没有所谓对与错，只有权力争夺，真相也不过是斗争后赢家的借口。
“是因为你们在古巴才敢这样谈这件事吧。”Coco说。
“是的，我就是这样没用。”David半开玩笑地回答她。
“感谢你们拿走了故宫的文物”
他们问我历史课本怎么教关于国共内战，我说那时候读到西安事变时很生气，如果张学良没有挟持蒋介石，而蒋介石回南方后没有听他的话对日本抗战，现在中国会完全不一样。共产党当时苟延残喘，正是抗战的八年让他们有机会养精蓄锐。“我记得当时有个口号，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我说。
“听听看中共怎么说，”谷哥说，“我们拆电线，偷点东西是‘全面抗战’，而国民党在前线打个半死则是‘片面抗日’。”抗战前共产党只有四万人，结束后却有一百万人，国民党战前四百多万人，抗战后则是两百万人。看看这个人数就可知共产党在抗战中扮演的角色。
或许就如David所说的，历史上真正的革命者或“好人”都没有好下场。“你看看毛泽东、史达林，还有你讨厌的张学良，相对之下活得多好，死得多安详。别想要‘拯救人民’了，当个坏人才有机会好好活下去。”虽然半带点玩笑，却也十分正确。
“如果当时是国民党获胜，你们觉得中国现在会有什么不同？”我问他们。
国民党当时也有自己内部的问题，官僚腐败和行政效率低落，许多高官都涉及其中，蒋介石自己也曾说过，整肃不整肃都是两难，一个是亡党，一个是亡国。
虽说共产党初期没这问题，几年后组织庞大起来依旧面临同样的腐败。“但不管怎么说，国民党不会犯下相同的错误。中国不会经历文革和二、三十年的动乱和经济停顿吧，”谷哥回答。
“感谢你们拿走了故宫的文物，不然可能全都被摧毁了，”他笑了笑。
“只有共产主义，才有可能让苏联做出在西伯利亚种玉米这种愚笨的政策。”小天说。
大陆民间逐渐酝酿着言论自由，中央电视台的每日宣传节目新闻联播，如今是许多人茶余饭后的笑话。
“我们都笑说这节目有个套路，头十分钟是中央官员的行程报告，中间是国外人民如何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最后则是以国内科技经济蓬勃发展，土地一片欣欣向荣做结束，”David说。
我则是笑笑告诉他们，台湾的媒体也没多好，你每天看来看去，都是骂政府、八卦新闻、行车纪录器画面，和“偶尔”不知所云的记者。有次我中午吃饭整整一小时，就不断看着车祸重播画面。
对台湾的反思
在古巴这个共产主义的国度，我们一行人却反而有了自由和轻松的心情，去开这些玩笑和批评我们各自的政府。
有那么一刻，这种自由让我感到自在。民主自由让人民毫无恐惧地说出想法，但当人们并不珍惜这样的权利时，也有可能带向另一种混乱。
我想起台湾，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但言论自由有时却演变成另一种虚无。
我们批评、谩骂、挑战权威，但我们不懂得向前走。
人们不见未来，因为就算我们对社会有所不满，生活依旧过得去。
自由让我们可以用言语宣泄不满，但发泄后却回到我们原本的生活，看不见自己有能力去改变些什么。
台湾的环境很糟吗？它有它的缺点，经济也不如以往，但我看见的是，年轻人必须靠自己跳脱社会的框架，而不是指望着政府能够做些什么。
政府限制不了他们的想法和求知欲
反观香港，这是个不断强迫人们向前冲的地方，我们说香港人“现实”，那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如此。为了生存，庞大压力下香港学生必须训练自己成为有竞争能力，能更侃侃而谈的样子。
至于一起来古巴的大陆朋友，我反而看见他们的自信。政府可以限制言论，但限制不了他们的想法和求知欲。因为对自己文化历史有深厚理解，所以才能够批评、能够反思、能说出对于大陆社会的观察。
生活在大陆和香港，这些年轻人在令人失望的政治环境中，却学会了找到自己目标，用自己的语言去发声。
如果我们始终以“封闭”、“缺乏自由”和“没水准”来划清与对方的界线，将会看不见自己的停滞不前。
历史对于我们年轻一代的意义是什么？所谓的国，所谓的家，在一次次人与人的分离与相遇之中，逐渐有所不同。
不变的是历史，改变的是包容和接纳。看着两岸三地年轻一代的我们，我感受到可能性。透过交流和反思，我们有机会去创造一个不同的社会，一个了解过去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洪流，但愿意用未来去聆听的社会。
离开古巴前，我们问了Barbara认为古巴会变成什么模样，她说她很乐观。
＂Hope is the only thing we have.＂她告诉我们。
希望让人有动力迈向未来，但我们有的不只是希望，还有更大的一股责任感。
往机场的路上，总算如愿搭上福特老爷车。微风吹拂，艳阳高照在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国度。回忆终将成为历史，淡失在时间之中，但这段友谊让旅程走过的每一步路，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有了不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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