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哉！不怕秦桧？快磨三尺剑 欲斩佞臣头(图)
黄溍为元代“儒林四杰”之一。（网络图片）
黄溍（1277～1357年），字晋卿，一字文潜，婺州路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元代著名史官、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他文思敏捷，才华横溢，史识丰厚。一生著作颇丰，诗、词、文、赋及书法、绘画无所不精，与浦江的柳贯、临川的虞集、豫章的揭徯斯，被称为元代“儒林四杰”。他的门人金涓、王袆、宋濂、傅藻等皆有名于世。
黄溍之父黄铸，母童氏。先祖黄中辅，传承其舅父宗泽的精神，刚正耿直，正气凛然，为南宋有口皆碑的志士。据《文献公全集》补遗卷之十一《桂隐先生小传》所载，南宋绍兴中期，秦桧篡权柄国，在和议达成之后，他每日里驱使文人墨客吟诗作赋，以歌颂所谓“太平中兴”之美。倘若有人说“奸臣当道”，就立即捕之杀之，士大夫中的不少人害怕得缩进了头。但黄中辅高风亮节，奋不顾身，愤然作乐府诗题写太平楼。诗日：“快磨三尺剑，欲斩佞臣头。”他这一勇敢之举，险遭不测之祸，但也被人们传为美谈。秦桧死后，过了一些年，朝廷将授官黄中辅，但他未受命就去世了。
黄溍生性聪颖，天资绝人，且相貌俊秀，得人喜爱。他从小就循规蹈矩，好学不倦，孜孜以求，平日里无事决不随便出门玩耍。先生教授的《诗经》、《尚书》，过目不忘，熟读成诵。他学习写作，长进很快，几百字的文章，一挥而就。久而久之，黄溍的文章在当地出了名，并不断传扬开去。
元延佑元年（1314年），朝廷恢复了贡举之法，以便选拔延揽人才。对早就出了名的黄溍，县吏就催促他参加考试。当年，省试《太极赋》，黄溍以楚声为之，词作摆脱陈言，卓然不凡，成为试场中的上乘之作，被人传诵。
翌年（1315年），满腹经纶、才气横溢的黄溍廷试中选。但读卷官以黄溍“词近激”为由，张榜时仅为三甲末第，赐同进士出身，授将仕郎。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授官台州路宁海县丞。
宁海县，位于浙东沿海，濒临盐场，盐业兴旺。可是，一些盐户有恃无恐，以为他们不隶属于县衙门，因而不受管束，肆意妄为，残害百姓。而当地的一些官吏受这些盐户的贿赂收买，也不主持公道，听之任之，使得这股恶势力更加肆无忌惮，横暴尤甚。
黄溍到任后，察访社情民意，见此情景，深恶痛疾，并毫不迟疑，对为非作歹者一律绳之以法，绝不宽容。此时，黄溍的下属官吏，有的忧心忡忡，深怕受到报复，因此，就小心翼翼地告诉黄溍说：“这伙人背后有人撑腰，惹不得！”这劝说当然出于好心，认为黄溍初来乍到，还是明哲保身要紧。可黄溍没有却步，他斩钉截铁似的回答道：“官可以不当，百姓的事不能不管。”他仍然执法如山，对地方恶霸严惩不贷。几经努力，恶焰渐消，百姓终得安宁。
在惩治这些害人虫的严峻斗争中，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有一后母与一和尚通奸，并用毒药谋死亲夫，反诬被亲夫的前子所杀，而前子将被定罪。听了前子的叫屈声，黄溍脱下官服，打扮成平民，深入暗访，查明实情，终于使案情真相大白。冤案昭雪，好人得救，凶手受惩，全县百姓拍手称快，莫不叹服，对黄溍钦敬不已。
当时，宁海县内还有一些恶少参加盗窃集团，图谋抢劫，县衙得到举报，悬赏缉拿。可地方上的大姓豪强，为了谋取赏金，不凭证据，胡乱举报，并据此抓来一批“嫌疑犯”。但由于没有真凭实据，远难断案，致使久拖不决。黄溍为此多方调查，一一细细审理，公正断案，既不冤枉好人，也不放纵坏人，其间被免除死刑的就有10余人。
朝廷派大员到各地考察，得知黄溍既能干又清廉，政绩显著，便提升他为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石堰西场监运，并委以整顿吏治。黄溍任劳任怨，秉公办事，惩治了盐场不法之亭户。这一来，纪纲大振，百姓信服，盐场为之一清。
延佑六年（1319年），黄溍改任绍兴路诸暨州判官，后又奉省撤监税杭州。当时的诸暨，“其俗素称难治”，积弊深重，棘手难题较多。黄溍到任后，一不畏难，二不大意，审时度势，对症下药，重点击破，终于变难治为易治。
官府巡海船，按照惯例，三年就得更新，费用由官府支出，但不敷之数，须由百姓补足。于是，一些贪官借机向百姓伸手敛财，以多收少付的办法，中饱私囊。对这一敲诈老百姓的陋政，黄溍变革向例，节省开支，杜绝贪污，把多余的钱退还给老百姓，从而减轻了人民负担。百姓领了这笔退还的钱，欢呼声不断，称黄溍是清官。
当时，还有一些不法之徒，互相勾结，以伪钞扰乱社会，胁攘民财。而一些地方官吏又任其欺诈，不管不闻。这些不法之徒就更加胆大妄为，致使伪钞氾滥成灾，殃及邻近的新昌、天台、宁海、东阳等县，株连数百家，百姓遭害，情景很惨。府长官令黄溍查处此事。黄溍通过查问，明白了真相，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使得不法之徒俯首认罪。渎职的官吏被除名，不法之徒受到了惩罚，那些无辜被株连者也得到解脱，老百姓也不再受伪钞的祸害了。
可其间有一个“捕盗卒”，暗地把伪钞藏匿良民家，而后又向官府“揭发检举”，并纠集近百个恶少手持棍棒，冲向这良民家搜查，气势汹汹，企图大敲竹杠以发横财。此时，正好黄溍下乡后回城，同这伙人相遇于郊野。黄溍见此情景，顿生疑窦，他便反问道：“州府弓卒定额仅30名，哪来这许多人？”“捕盗卒”瞠目结舌，无言以对。黄溍便喝令“缚送子州！”这群恶少见势不妙，慌忙作鸟兽散。这良民终于免遭了一场灾祸。
有一盗贼被关在钱塘县狱内，可他贼心不死，暗中勾结一游民，指使这游民贿赂收买了狱吏，于是，狱吏便私下放了这盗贼。而这狱吏利令智昏，又如法炮制了假文告，并打发这盗贼做向导，先后逮捕了20余人，以此威胁百姓，索取钱财。
黄溍得知这一情况，深入察访，掌握了全部实情。他就召见了这狱吏，并理正词严地告诉他：“缉捕盗贼，应当慎重对待，认真商议。”他又严厉地指出，今天手持这文书的人，又不是本州州民，情况更是可疑。为查清实情，黄溍命手下人将狱吏、刚放出的盗贼以及刚被抓来的20余人，全部套上枷锁，送往钱塘县狱。后经县狱审理，受冤枉被抓的20余名普通百姓全部释放，狱吏和那盗贼得到了惩罚。那20余名无辜百姓感激涕零，把黄溍奉若神明。
黄溍任州县官，历时20余年。他始终以“父母官”自律，体恤民间疾苦，躬身为百姓办事。平日，唯以清白为始，除奉给之外，不收受任何非分钱财。他常常因生活费用欠缺而变卖家产，以资弥补。他如此一丝不苟，两袖清风，而又政绩卓异，嘉惠地方，难怪深受百姓的爱戴和称颂了。
至顺二年（1331年），黄溍应召进京入朝，调任翰林应奉、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后升翰林直学士，断断续续共20年。
至正元年（1341年），黄溍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至正三年（1341年），朝廷命黄溍编修辽、金、宋三史，但因母亲病故未赴。守孝满后，以中顺大夫、秘书少监致仕。
至正六年（1346年），中书右丞相朵尔直班和中书左丞相太平力荐，黄溍拜为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
至正八年（1348年），黄溍官升侍讲学士、知制诰同知经筵事。这一年，他受命编修《后妃功臣列传》，为总裁官。黄溍学生王袆就在史馆中，侍奉老师，白天共讨论，同执笔；晚上则联榻拥衾，共同探讨史学精蕴。黄溍凭着他卓越的史才、丰富的史识，特别是高尚的史德，秉承《春秋》笔法，裁定国史尊重史实，从不曲意奉迎，务使成为信史，真可谓是“笔削无所阿，史书留人间”。
黄溍为知制诰时，挥动如椽大笔，奉圣旨起草国家大诏令、大制作，以及记述勋贤者的铭文。当时，朝廷内像黄沿这样的大手笔，不过二三人，因此，特别受到器重。于是，四海之内，上门求文拜师者络绎不绝。
黄酒还为经筵官，走上了“御前讲席”，给皇帝讲解经史。元顺帝曾对朵尔直班说：“文臣年老，黄溍正宜在朕左右。”他博学多才，精通历史，讲述为民治国安邦之道，鞭辟入里，皇上听得如醉如痴，深得教益。皇上高兴地对他说，卿竭其诚智，为寡人开导治国之道，实在得益匪浅。皇上为此曾多次以金织纹缎奖赏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溍在讲授中，总是以历史为鉴，运用历史上兴衰的生动事例，陈述仁民爱物之道理。这无异给皇上敲起了警钟，劝导他实施仁政。就这样，黄溍在朝时，先后给皇上授课32次，这在经筵官中是很少有的。
元代设立国子学，为当时官立最高学府。国子博士，即国子学的教授官。黄溍为国子博士，给弟子授课，从来没有以师道自尊，摆先生架子，弟子们也深感他平易近人，有如对待同辈朋友。当时，国子学想要增设“礼殿配位”四个。依礼大臣配位当坐东朝西。而学官中有人提议，座位应左右分置，以分高下。对此，同列不敢提出异议，而黄溍独一人出面，制止了此事，终于没有左右分坐。在这样宽松和谐的师生关系中，前来求学的弟子们都怀着更加恭敬的心情，发奋学习，其中不少人学业有成，进入仕途，成为当代的名人。如宋濂、王袆、傅烁、金涓、朱廉、傅藻，都是黄溍的门生。
黄溍还曾三度出任浙江等省的乡试主考官，又奉旨为廷试读卷官。不论是在乡试考举人中，还是在廷试考进士中，黄溍都以伯乐之心，慧眼识才，努力甄拔后学。
黄溍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他在京师断断续续20年，始终铁骨柔肠，挺立朝廷。他“足不登巨公势家之门”，不攀附权势，不阿谀显贵，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当时才德之士，莫不钦佩，异口同声称赞他道：“清风高节，如冰壶玉尺，纤尘不染。”
黄溍精通儒学，也奉行儒教。他特别孝顺父母，拳拳之心始终如一。他67岁时，还不到引退年龄，但他时时想到在老家的年迈母亲，就迫不及待地向皇上呈上了纳福侍亲的请求，并迳自南下还乡。至正九年（1349年）四月，黄溍再次向皇上递呈奏章，请求辞官还乡，不等圣旨下来，他又迳自而行。皇上闻此，立即派遣人马追赶，一直追到武林驿（今浙江杭州），终于把黄溍请回京师，并官复原位。
至正十年（1350年）四月，黄溍年已七十有四，终于告老还乡。他南归故里后，悠然生活在稠州乡村田野间。但他依然勤治学，严修身，到老不懈怠，尤其是吟诗作赋，意趣不减当年。
平时，黄溍平易近人，从不以高官自居，同时，也严以律己，绝不滥用自己的威望。亲友如有非分之请讬，他总是婉却。一些贪鄙钻营之徒，想通过他的荐引，谋取一官半职，他也是坚决拒绝，并告诉他们：“国家设置官爵，为的是选拔贤能，为国效力，为民造福，难道可以当作私产授受。而助长贪鄙者的利欲吗？”有些庸俗之辈讥他不近人情，他只是一笑置之。
黄溍一生，仕途上并无多大崎岖，但他没有骄纵之气，始终纯朴坦率，从不故意做作。与他相交的人，也受到感染，“鄙吝顿消”。他生性刚烈，疾恶如仇，见到不平事，面对奸诈人，他便勃然大怒，好像弦急霆震，不稍宽容。但他又胸怀坦荡，不抱成见。如果把不平事公正地解决了，奸诈者有所悔改了，转瞬间他就煦如阳春。他生活俭朴异常，虽居高位，但从不奢靡，贵而能贫。日常生活，萧然不异于平民。他清心寡欲，正当强壮之年岁时，“即独榻于外，给事于左右者，二苍头（仆人）而已。”
至正十七年（1357年）闰九月五日，黄溍逝于稠城绣湖畔自家住宅内，终年81岁。噩耗传开，学士大夫闻之，俱流涕曰：“黄公亡矣，一代文章尽矣！”朝廷追赠他为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并追封他为“江夏郡公”，谥“文献”。学生宋濂、王袆、金涓、傅藻等，都来相治后事。是月十八日，同先他一年而卒的夫人王氏合葬于县城东北3华里的崇德乡东野之原，在今宾王路南侧，孝子祠附近。碑碣己不存，墓址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