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灾难：“百日无孩”运动(图)
【看中国2016年11月4日讯】一、引言
去年（2015）10月29日，中共十八大五中全会决定实施开放全面二孩政策，似乎中国长达近40年之久的计划生育的这一页历史就此轻轻翻过去了：人们对中国自1979年起开始实施的野蛮的计划生育的愤怒似乎一夜之间就化解了，人们对其罪恶的敏感也就此减弱，甚至连人权人士也甚少议论它了。然而，就像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的所有灾难和事件一样，这一页历史还没有翻过，手脚和心智被捆绑的中国人尚没有能力翻过它，它太沉重了。
中国30年的暴力计生，是人类迄今为止为实施某一政策而造成的规模最大的人权侵害事件。这个断言并不仅仅建立在中国官方“三十年计生让中国少生4亿人”的估算之上，更严重的是，因三十年计生政策而遭人权侵犯的中国公民数量，却远不止4亿。首先，在开除公职、丢掉工作的威胁之下，城市居民几乎毫无例外地被严禁生育二胎，其次，农村家庭曾遭受强制堕胎、强制结扎、计生罚款、暴力殴打、死亡、非法拘禁、计生株连、非法孕检、被迫逃亡等各种侵害的家庭，绝不下于半数。随着中国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计划生育所造成的人权侵犯问题较之此前将有大幅度下降，但以规模而论，三十年计生确切无疑可谓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单一政策下最广泛的人权侵犯事件。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罪恶与血泪涉及数亿家庭，野蛮计生的手段残酷多样难以尽书，尤其是多数恶性计生侵权个案发生在教育、交通、通讯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对这些个案的全面记录和研究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尤其是在中国大陆，计生侵权是一个与最敏感政治问题同样严格的法律和舆论禁区，象滕彪2005年在山东所做的《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这样的宝贵的调查资料实在少得可怜。临沂是我的家乡，尽管多年居住海外，来自家乡人的转述使我对滕彪的调查所述并不感到陌生，但在我曾经求学的地区聊城，1991年曾经发生过的骇人听闻的“百日无孩”运动，我却是事后多年才开始有所耳闻，此后，断断续续对这一运动试图进行了解，赶在今天——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一周年——完成这篇文章。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也很难对此事件进行全面的了解和详述，如有可能，希望居住在聊城附近的国内有心人对此予以关注调查，“公民力量”主办的《公民议报》网刊，随时欢迎这方面的调查稿件。
二、“百日无孩”运动
所谓“百日无孩”运动，简而言之，就是在25年前，从1991年4月起，聊城地区的冠县、莘县先后实施人类历史上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措施。为降低当年人口出生率，在冠县县委书记曾昭起和莘县县委书记白志刚的领导下，通过对行政系统的全面动员，要求两县自5月1日到8月10日，无论头胎二胎，不问合法“非法”，一个都不许生，完全杜绝任何婴儿正常分娩。
1991年是中国农历羊年，当地人将这一运动称为“杀羊羔”，莘县当地有民谣流传：
白志刚，杀羊羔，新婚一胎全动刀。
莘县父老人人骂，掘他祖坟恨难消。
伤天害理天不容，天打五雷剐千刀。
有朝一日天睁眼，白氏家族断根苗！
不过，白志刚并非“杀羊羔”的首创者，他的动作比曾昭起稍晚几天。1990年，中国大陆进行了第四次人口普查，为保证普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对多年来超生而未报户口的婴儿采取了免费户籍登记，这就使多数地区的幼儿户籍登记数量出现较大增长。计划生育工作的时松时紧和罚款利益驱动下基层计生官员对超生问题的周期性默许甚至纵容，使得计划生育从来不曾有效地达到在农村地区实施一胎化的效果，也就是说，具有二胎生育欲望的家庭，一般总是可以想方设法达到目的，代价是罚款、躲逃和遭到不知何时突如其来的计生“严打”而已。第四次人口普查过后，1991年投胎冠县、莘县的羊羔们，就要为此前“超生”的孩子承受“严打”的代价了。
4月26日，曾昭起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要求所有干部必须全力以赴，实现他向聊城地委立下的军令状，一年内由全地区计划生育倒数第一变为正数第一。为实现这一目标，曾昭起可谓不惜动用雷霆手段：所有工作消极或态度犹豫的官员，立马免职，强令公安、武警、计生人员一起上阵抓人，务使所有怀孕妇女自5月1日起强制流产，而那些逃避计划生育的孕妇的家人亲戚被抓捕殴打，成为人质。由于冠县县医院规模所限，从县医院到百货大楼，沿路密密麻麻新起的帐篷成了全县计生对象堕胎、结扎的临时病房。冠县的大街小巷刷满了标语“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上吊给根绳，喝药给一瓶”、“宁肯流出来，不许生出来”……
由于一时流产、引产数量太大，死婴被集中丢在县医院锅炉房旁边的几口已经干枯的深井里，据当地居民说，那几口井几年后都还有强烈的腐臭味道，由于流产、引产婴儿太多，尸体处理不当，经常有野狗叼着孩子的尸体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当时被强制流产的包括怀孕7个月以上甚至即将临产的孕妇，有些婴儿被强制引产出来的时候还是活的，离开娘胎发出第一声啼哭声后，马上被医生护士照头上一针，小腿儿乱蹬几下就死了。有的产妇看到这个场面当时就疯了。还有将近40岁的妇女多年不孕，好不容易怀孕，却没能逃过“百日无孩”运动，被强制引产后，终生不孕。
这些教育程度多数较低的普通农妇，就这样失去了她们的孩子，我们听不见她们的哭声，因为中国媒体对计划生育的残酷是严禁报道的，但强制堕胎给她们的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却可能持续一生。据民间粗略统计，仅冠县、莘县两地，“百日无孩”运动中就有超过两万人被强制流产、引产。这还不包括受冠县、莘县“启发”而采取类似措施的阳谷、东阿等县。
冠县、莘县的“百日无孩”运动所采取的强制手段在中国大陆的野蛮计生中并无特别之处，其惊人之处在于曾昭起、白志刚这两个脑残心黑的县太爷实施了毫无区别的“一视同仁”的强制堕胎，据说曾昭起在向地委领导立军令状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至今流传于冠县的名言：“这一百天里，但凡有一个孩子出生，我就叫他爹。”果然，除极少数逃跑成功且不顾家人遭受各种株连迫害而坚持逃亡在外的孕妇之外，自1991年5月1日到8月10日，冠县、莘县境内，几无一个婴儿出生，以至于七年、十年后，当本该是“羊羔”们进入小学、初中读书的时候，冠县、莘县都会出现原本拥挤的学校也招生不足的现象。
三、为“计生”转型正义做准备
几万“羊羔”们的冤魂铺就了曾昭起、白志刚的升官之路。由于出色完成计划生育任务，一直从事县基层工作的曾昭起很快便于1992年升任聊城地委副书记，几个月后转任菏泽地委副书记兼副专员，从此踏上官场通途，先后担任山东省二轻厅厅长、山东省经贸委副主任、山东省国资委主任，最令人惊愕的是，在卸任山东省国资委主任后，曾昭起竟然担任了山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那成千上万的“羊羔”冤魂，如果能够活下来，20多岁的他们，正好属于该被曾昭起关心的“下一代”吧，不知曾昭起可曾在内心里对他们的亡灵有过一丝愧疚。在聊城，曾昭起属于典型的红二代，其父曾广福作为劳模曾参加1949年开国大典，1950年被政务院授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历任村党支部书记，农业合作社社长，省、地、县委委员，地、县革委会副主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第一、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九大至十二大代表。除曾昭起外，曾广福还有个儿子叫曾昭泰，是山东知名房地产企业天业集团董事长，其财富的积累，与一直官运亨通的曾昭起不无关系，2012年，占地二十多亩的全国劳模曾广福纪念馆在曾昭起曾担任县长的莘县开馆，曾昭起、曾昭泰高调参加开馆仪式。无论在冠县还是莘县，尽管很多人对曾昭起、白志刚恨之入骨，二人也一直无法摆脱人们因“百日无孩”运动而对他们的议论，但无论是担任山东省国资委主任的曾昭起还是担任山东省供销社主任的白志刚，都在官场混得春风得意，从来也不曾表示过对当年残杀婴儿的忏悔。
自1979年野蛮计生政策开始实施，因计生而造成的大规模人权侵犯就开始了，其最大责任当然不应由曾昭起、白志刚承担，但对如此恶劣而又骇人听闻的“百日无孩”运动，任何具有基本思维能力的人都会看清罪恶所在，无论是“百日无孩”运动的发起人曾昭起，还是最著名的跟随者白志刚，都无法摆脱自己应该承担的个人责任，毕竟，最高当局的计划生育政策无论多么残暴，都没有主动要求基层官员以这种不加区别的政策残杀婴儿，曾昭起、白志刚的所作所为，唯一动机是不顾一切追求计生政绩达到升官的目的，事实上他们也达到了这个目的，从而也就把自己永远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我相信，总有一天，在冠县、莘县，会有“百日无孩”惨案的纪念碑立起，那时候，曾昭起、白志刚会成为聊城人心中残暴无耻的代名词。我不是法官，但如果让我给他们一个罪名，我只能以“反人类罪”来审判他们当年的行为。
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无法期望正义明天就到来，但我们可以做的至少有两件事：1，具备条件的有心人，请以民间调查的方式，尽量准确、全面地收集记录“百日无孩”运动的真实资料；2，让更多的人，首先是聊城、山东人知道他们所犯下的罪恶，既然无法进行当下的法律审判，我们就只能诉诸舆论审判，让人民从现在起就开始对他们进行审判。
四、案例对照——山西翼城
中国计划生育的罪恶罄竹难书，曾昭起、白志刚不过是计生人权犯罪中最为突出的案例之一，1991年是全国范围内的计划生育“严打年”。当中国政府在2015年放弃一胎化政策之后，关于计划生育效果的讨论并没有停止，而且，由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让有关计划生育的讨论变得敏感度稍减，更多的信息反而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自1979年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广泛而严重地侵犯人权，而且从经济、人口控制效果上也是完全错误的政策选择。和历史上多数作恶者一样，其作恶的原因不仅仅因为坏，更多的是因为蠢和拒绝听取不同意见。在全国唯一没有实施一胎化的试点地区山西翼城，按照人口学家梁中堂的设计，在“不宣传、不报道、不推广”的限制政策下，自1985年起，一直进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化试点，三十年后的事实证明，在不强制推行一胎化的翼城，其人口增长率不仅不比临汾、山西和全中国高，其人口结构也远比全国其它地区合理，而不合理的人口结构，今天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隐患。由于允许生育二胎，翼城县多数夫妇遵循了“晚婚晚育加间隔”的各种规定，因为完全没有必要为了生育二胎而违规受罚，相反，在其它地方，由于普遍“违法”生育二胎，多数夫妇反而既无法进行有效计划，也无法遵循政府规定从而形成诸如“错峰”的生育分布。因此，梁中堂认为：“现在看来，计划生育政策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东西，它就没有一个对社会现象合乎逻辑的认识。”
作为一个人权活动者，我对中国计划生育带来的严重人权侵害深恶痛绝，但是很多时候，对人权保护的呼声往往会遭到以“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名的压制和嘲笑，这是中国很多所谓“理性、建设性”人士的思维方式。然而，随着“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民众生育愿望低于政府预计的现实再次表明政府在人口生育问题上的“计划”，与中共建政后对经济的“计划”一样根本就不靠谱，其指导思想即使在社会经济领域乃至于简单算术上也是完全错误的。此前，2000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认为“未来十几年，我国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预计年均净增1000万人以上”，而事实上，2000至2010年间人口年均净增长只有740万人。
五、中共的专制特性与计划生育
作为人权活动者，我曾经并将继续致力于消除中国的计生侵权，我不是人口学者，但在人权保护的理念之外，我也想尝试梳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脉络，在人权领域之外，来探究和分析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荒唐无效与反常识反人性之处，而且，我们会发现，计划生育这一荒唐的决策，与中共统治的专制特性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中共建国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农民造反领袖进城，对现代社会的管理几乎一无所知，当时的政策大都是全盘拷贝苏联，而在斯大林基于苏联社会特点鼓励生育的做法影响之下，加上战争时期对人口需要的惯性思维，最初毛泽东采取了鼓励人口生育的做法，但是，仅仅过了几年，1954年左右，中共开始意识到人口数量增长带来的负担，开始考虑节制人口生育问题，这时候的人口增长数量过高，与战争结束、多数地区经济落后，教育普及程度差有关，而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也与“抗美援朝”对经济资源的过多需求，以及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社会财富过多用于非民生领域有关。马寅初提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但是反对人工流产，主张晚婚晚育，奖励只生二胎。毛泽东最初对马寅初的观点表示赞赏，后在大跃进时期头脑发热，转而认为人口多一些更好，“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以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由于马寅初坚持自己的观点，大跃进运动的同时，马寅初受到公开批判。但缺少治国经验的毛泽东在实际上对人口增长问题也存在矛盾和摇摆心态，即使在大跃进时期，一方面说人口多一点好，同时又对邵力子说：“对计划生育，仍应实施”。
大跃进结束后，人口再次出现较高增长，1962年起，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提计划生育，1963年，周恩来说“要节制生育，一对夫妇生两个就够了”。1964年，国务院设立计划生育委员会。部分地区开始推动结扎绝育等做法。
但在六十年代，中国人口总体上还是出现较快增长，除经济、教育落后地区一般存在的人口高出生率之外，与人民公社成立后的粮食分配制度也有关系，生产队在粮食分配中按照人头数设置基本口粮，多生孩子分配到的粮食就多，而小孩子对粮食所需较少，所得粮食反而可以补充成人所需，另外，农民被严格限制在土地上，完全不具备经济自由发展的空间，在无力支配经济生产的时候，唯一可支配的就是人口生产，这时候，多数农民不仅不具有节育的愿望，反而尽可能多地生育孩子，这一时期，除少数地区外，计划生育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自1971年起，国务院开始重视计划生育，1972年开始制定“晚、稀、少”人口政策，1973年7月，国务院设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12月召开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自此开始，由于政策的明确和避孕工具的推广，人口增长速度开始降低。但由于六十年代人口的过快增长，以及闭关锁国和文革对经济发展的破坏，人口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凸显，毛泽东去世后，无论华国锋、邓小平、陈云，还是胡耀邦、赵紫阳，都主张计划生育，并提出了限制人口增长率的具体目标。但华国锋的主张是提倡一胎化但不强迫反对二胎，而且反对强制堕胎。在一胎化和强制堕胎问题上，陈云和邓小平意见极为一致，在当时人口压力大又急于发展经济的背景下，他们急于限制人口增长的想法看上去似乎也有合理性，但是象多数中共革命家一样，其决策来自个人感觉，而不是科学和民主论证。在宋健等人的人口理论影响下，面对六十年代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孩子即将进入生育期的现实问题，包括胡耀邦在内的中共最高领导简单采取一胎化政策，并默许地方政府采取强制堕胎。其后的做法越来越左越来越激进，其标志就是选定了钱信忠作为计生负责人，这一越来越激进的过程，抛弃了此前赵紫阳曾经坚持的一孩半政策。
军医出身的钱信忠长期从事计划生育工作，并参与领导取得了上海地区计划生育的“成功经验”，1978年上海地区人口增长率由1965年的千分之十一，下降到千分之五。这一下降过程，其实也存在中共决策普遍不讲科学，一味追求数字政绩的问题。“上海经验”的主要参与者钱信忠，在1979年邓小平和陈云试图短期内迅速降低人口增长率的需要之下，成了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执行人，1981年3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钱信忠任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2年5月任主任、党组书记。1983年，钱信忠提出不分生男生女“一胎上环，二胎绝育”的严格计生政策，1983年全国结扎输卵管1640万人，结扎输精管426万人，人工流产1437万例，其中，1983年结扎输卵管（女性绝育）手术人数达1981年的10倍多。钱信忠的激进做法可以说是导致天怒人怨，也遭到党内的激烈批评，很快便于1983年12月被迫下台。
1984年，计划生育政策稍稍松动，1984年4月5日，《中央会议决定事项通知》中说：“我们关于计划生育的实质，就是要逐步做到，除城市、城市郊区外，在大部分农村地区，要逐步做到允许第一胎生女孩的再生第二胎。”也就在这一年，梁中堂上书主张二胎化，计生委干部张晓彤和马瀛通也提交《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建议，主张二胎化。最先对这个问题做出批示的是总理赵紫阳：“我认为此文有道理，值得重视。所提措施，可让有关方面测算一下，如确有可能，建议采用。本世纪人口控制指标，可以增加一点弹性，没什么大了不起。”赵紫阳原本主张一孩半政策，后来曾经“基本同意”过钱信忠的“一胎上环，二胎绝育”。赵紫阳的这个批示有三点值得注意：1，愿意听取一般干部和研究人员的意见，尽管曾经赞同过钱信忠错误做法，但并不固执己见；2，尊重科学，不轻易下结论；3，对在2000年将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的目标，认为“可以增加一点弹性，没什么大了不起”，是一种比较务实而不拘泥数字目标的做法，这与将数字指标视为命根子或圣旨的各级领导人不同。
赵紫阳批示之后，胡耀邦也做了批示，“我主张按紫阳同志提出的请有关部门测算后，代中央起草一个新的文件，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发出。”今天回顾这两个批示，对照山西翼城三十年的试点结果来看，如果当时胡赵的批示能够落实，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权侵害事件大体可以避免。批示中胡赵均未提及公民权益，但在此前，虽默许了基层的强制堕胎强制结扎，却也表示过对计划生育引起的干群关系紧张的担忧。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万里则曾明确反对强制结扎。
尽管胡赵的批示受抵制没有落实（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军事化的数字指标和开始形成的部门利益一同制约这两个批示），但由于胡赵先后担任中国名义上的最高领导，身处中央工作一线实际工作中，自1984年起，计划生育政策还是有所松动，基本在农村地区采取了“一孩半”，并有了山西翼城的试点。更重要的是在胡赵政治改革和透明化的思想之下，社会整体气氛宽松，计划生育工作中人权侵犯的现象大大减少，计生手段也没有此前那么残酷。公正地说，无论胡耀邦还是赵紫阳，在计划生育问题上，一开始的认识是有偏差的，并且也没有尽最大努力制止计生中的人权侵犯，但相对而言，二人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听取不同意见，也降低了计生侵权的严重性。开始阶段，胡耀邦赵紫阳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阶段并不比其他领导人高明，但二人一度有机会接近实现对人口问题的正确认识。
中国政府之所以强力推行计划生育，除了对人口生育和变化规律的无知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源自苏联社会主义的“计划”心态，毛泽东最初赞赏马寅初“计划生育”的时候，也不是出于对人口数字的计算，而是与对全国经济的强行“计划”一样，有一种对人口也要进行“计划”的兴趣和雄心。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权威也最固执的计划经济专家陈云，恰恰也是计划生育最权威也最卖力的支持者，而长期担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会长的宋平也是一个计划经济的忠实信徒。与陈云同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在经济问题上主张宽松自由而少计划控制，但在人口问题上却得出了与陈云相同的结论，除了对人权问题的漠视之外，就是其传统革命家好大喜功不求甚解的个性所致。当他试图快速发展经济的时候，一味强调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与其经济改革思路一样，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只看重人口的数量而不注重人口质量以及经济发展中人口质量必然提高带来的数量下降趋势。作为一个领导人来说，知识和认识上的缺陷，以及独断专行的个性，注重权力而轻视民主与科学，使他失去了修正在人口问题上错误认识的可能，1975年，邓小平曾提议1980年前把人口增长率降低到千分之十五，1985年前降低到千分之十，1979年5月，邓小平听取习仲勋汇报时却突然插话说“力争人口降到千分之五，用行政的、经济的办法都可以，只要能降下来，就是最大胜利”。从十五到十，又到五，全是整数数字，而且短短几年就下降了多半，全无论证，全凭感觉。更严重的是，中共这种极权体制，一旦最高领导人犯下错误，那么，修正错误的时间和社会成本将高得惊人。自1979年起，中国用了三十多年时间，付出难以计数的行政资源和社会代价推行计划生育，造成了一起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权侵害事件，究竟是为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好处？
六、六四后的计生严打
1991年是中国计划生育史上重要的一年，继1983年的钱信忠之后，又一次更激进的计生严打就发生在这一年，并且将这一次周期性的计生严打持续了4年。这时候，“六四”之后的中国政局发生根本改变，胡赵均已下台，社会完全不再具有制约权力的能力，而高层最早主张一胎化的领导人陈云正是政治上最得意的时候，早在1979年6月1日,陈云在一次谈话时就说，要“制定法令，明确规定只准生一个”，“先念同志对我说实行‘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我说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一个’。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不这样，将来不得了。”而他的忠实追随者宋平在赵紫阳下台后进入中央常委，并于1990年起兼任权力极大的中国计生协会会长。与1990年的人口普查一起，这构成了1991年全国性又一次计划生育严打的背景。就在冠县、莘县“百日无孩”运动展开的同时，199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各地开始推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对基层党政领导施加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自1991年起，计划生育严打几年一个周期的循环就开始了，类似“百日无孩”的恶性事件，并不只发生在冠县、莘县，至少就我所知，1991年山东菏泽地区也有地方模仿曾昭起的做法。与1989年之前不同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计划生育工作中，从上到下，一层一层只要统计数字，完全不再约束基层干部对民众的人权侵害和随意罚款，除发生打死计生对象的问题之外，也有很多计生对象被逼自杀。在很多地区，不计后果的计生罚款成了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的一个法宝，其作用类似于后来的“土地财政”。殴打、株连、强迫罚款之下，全国有多少计生对象家破人亡，无法统计。
七、再说计划生育
关于计划生育，除了对人权的广泛而严重侵犯之外，我觉得还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
1，由国家主导的对生育的“计划”不会有效，中国目前的人口数量，基本上就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如果说计划生育政策起到了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严重破坏了合理的人口结构；
2，计划生育这个概念根本就是错误的，生育本来就不应该被国家“计划”；人口增长与降低与社会发展状况自然对应，国家与社会可以提供节育的技术手段，也可以提供鼓励生育的社会补助措施，以税收等政策进行调节和引导，但生育应由家庭自行决定，才能实现人口数量最优均衡。
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程度、对幸福的理解以及社会保障制度都可以影响人类的生育愿望，只要有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出生的合理总数量基本可以由单个家庭的分散决定来完成，人口出生率关系很多经济、社会、文化因素，既不应该由国家计划出一个简单的数字，也不可能由国家计划来实现这数字。一般来说，当一对夫妇产生了对生育的需求和基本条件，这种需求总会找到它得以实现的办法，而在需求得以实现后，在具备避孕手段的前提下，也不会再轻易多生。我们看到在实行二胎化的翼城，其人口增长率与全国其它地区基本相同，部分乡村甚至出现过人口负增长，这就说明自1985年至今，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二胎是绝大多数夫妻的自然选择，一胎化无法满足需要，三胎的要求也不强烈。至于城市居民，尽管目前已放开二胎，但对二胎的需求同样较弱。当然，这种生育愿望下降的趋势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多种变化有关，其中包括养育孩子的成本提升过快。至少可以说，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初期，无论中国最高层还是当时的人口专家，多数并没有看到这一趋势，因而过分夸大了中国人未来的生育需求。
计划生育的最大和最直接失败是，在强力推行计划生育的地区主要是农村地区，二胎化的需要几乎从来没有被计划生育成功阻止，原因是市场经济下的农民缺少对国家的依赖，只要有了生育欲望，无论计生政策多么严格，农民总会想方设法去实现这种欲望，国家的生育“计划”虽然可以暂时破坏作为生育主体的家庭的生育“计划”，但这种破坏并不具有永久性，因为中国政府已经不可能长期限制农民的自由流动，有生育愿望的夫妻即使被强迫堕胎，此后也总会有办法找到一个能够把孩子生下来的躲逃之地，而且，计生严打不可能长期维持，根据计生“严打”规律，找到两次严打之间的十个月左右的宽松期并不困难，而基层计生官员其实也在纵容人们对这种宽松期的利用，于是，你得孩子，我得计生罚款。目前，中国农村家庭，绝大多数仍然是两个孩子，与实施二胎化的翼城并无区别，足以说明计划生育完全是失败的，如果说在过去三十多年计划生育起到过什么作用，或许可以说，计划生育确实少量减少了人口的出生（这一数量的减少与强制堕胎数量完全不成比例，即使实施了四亿起堕胎手术，也绝不能就认为计划生育为中国减少了四亿人口），但最主要的作用只是制造了无数的家庭悲剧，伤害了无数妇女的身体，将大量的计生罚款从农村抽去到了城市加剧了城乡收入分化，并严重破坏了合理人口结构……总之，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到最后根本就无法通过强迫孕妇堕胎减少人口出生，而在事实上变成了仅仅是为了堕胎而堕胎。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行为。当中国人可以对这一场长达三十年的切肤之痛进行自由调查和研究的时候，我们将不得不承认人类是地球上最蠢的物种，不幸的是，这一证据完全是由中国提供给的。
八、不是结语的结语
据说，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北正定担任县委书记时，1983年，也就是钱信忠推行计划生育大跃进的时候，他在正定也推行了最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全县实现育龄妇女结扎3.1万人，如果这一数字属实的话，以正定当时的人口数量计算，习近平的计生力度远远高于钱信忠时期的全国平均水平，这是他作为红二代官员的一面，另一方面，虽然无法知晓习近平和彭丽媛当年的生育愿望，但我注意到，目前的中共常委中，王岐山无子女，另外五人均只有一个孩子，唯一没有实行一胎化的常委刘云山出生于1947年，1979年实行一胎化时，他的年龄已是32岁，二胎有可能是在此前所生。至少可以说，仅就习近平、李克强而言，以他们的年龄，未必他们当时没有生育二胎的愿望，但作为追求“上进”的官员，他们不得不严格遵守严格到极点的计划生育政策，从这个角度说，他们也未必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受害者。胡锦涛时代，有关计划生育的学术争论基本上不再有什么悬念，尽快废除一胎化政策成了人口学领域的主流意见，但不曾遭受过计生之害的胡锦涛温家宝没有表现出这方面的改革动力，在这一问题上他们可能也受曾经强力推行野蛮计生的江泽民牵制。习近平上台后，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放开二胎，未尝不受自身做为一胎化受害者的感受这一因素影响。当然，人口结构恶化导致经济发展乏力可能是更直接的原因。如今中国的人口密度在世界上处在60名左右，而人口出生率是全世界倒数第一，即将面临人口结构坍塌的危险。从习近平这一代开始，中国政府必须开始承认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越来越多的恶果了。
问题是，制造人权灾难和愚蠢错误的制度不变，继续排斥民主与科学的决策，谁知道今天的领导会为以后的中国制造什么新的恶果，谁能说自己不会成为新的人权受害者，谁又能说专制体制造成的种种错误后果，最后究竟能给几个人带来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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