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rry Christmas”－打倒上帝（上）
【williamhill官网 2016年08月23日讯】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国大陆的百姓不再有自己的信仰。中共建政初期就对宗教暴虐镇压，全面取缔会、道、门。1950年，中共就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全面取缔会道门，当地的宗教即帮会组织。文件中指出：“封建会道门组织乃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份子操纵的工具。”
中共发动了一系列运动，波及全国城镇乡村。中共政府尽其所能动员所谓可靠的阶级及“革命群众”揭发和打击会道门成员。首先宣布解散所谓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别是一贯道）、佛教等组织。1951年又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于死刑或无期徒刑。据信，这次运动打击了广大信神向善，遵纪守法的普通百姓。共有不下三百万教徒、帮会成员被抓被杀。在广大城镇乡村，几乎每家每户都遭到盘查，连农民供的灶王爷也被砸烂。
从此，中共更进一步确立了只有共产党的思想体系才是唯一合法的思想体系，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唯一合法的信仰。中共统治管理的大学更是严密，它用教育计划、课程设置、组织与管理结构系统和规章制度来强化和推进共产主义及其信仰占统治地位。
我读中学时，还知道哪位老师是基督徒或是天主教徒，在大学里再也见不到谁是什么教徒，那是犯禁的。轻者批判，重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中共建政几十年时间里，"圣诞节"早已名存实亡。一些地方、一些人群仍然年年有“圣诞节”，只不过是偷偷的过。从此，至少有整整三十年我没有听过一句“Merry Christmas”了！记得"反右"斗争开始后的圣诞节那天，我们系的“党组织”特意安排了一场批判大会。一位“当之无愧”的“右派”朱教授被拉上“批斗台”，胸前挂上了他曾经热爱的学生、也是十分热爱他的学生为他特制的一块很大的“十字架”。身材不高稍显孱弱的小老头，倔强的站在台上。低着头弯着腰，眼睛直盯着自己的脚尖，一动不动。就因为他毕业于美国的两所大学，获得了心理学和神学两个学位。
一向谨小慎微的朱教授为我们年级讲的是《西方心理学史》，介绍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心理学发展的历史及现况，介绍了许多西方心理学家的重要理论成果以及他们治学的经验。对于我们这种封闭式大学的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了解世界最先进的心理科学，实在是难得有的机会。
上课之初，同学们一致认为有朱教授授课是我们的福气。当时，我继续学习初、高中时学的俄语，而英文一文不名，可惜没有条件看朱教授布置的课外阅读的原著，损失是终身的。朱教授的课找不到半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言论。这些受无神论毒害的所谓新中国大学生（运动初期只是少数人）不知如何批判朱教授，他既无反党言论，更找不到反党事实，一位公认的做学问的老老实实的老师。只好翻出他读过美国神学院的历史和曾经是神父的身份，“向神宣战”，“向上帝开炮”，成了批判上帝的大会。
批来批去，尼采借一个疯人的口喊出的“上帝死了”的一句话，却由用唯物理论“武装起来”的大学生更加疯狂地喊道：“打倒上帝”！历史的进程有它的客观规律，难怪十年后的"文革"，成百万的“红卫兵小将”响应魔头“红司令”的号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成了更加十倍百倍地疯狂的群众运动。摧毁了中华文化的根基，毁掉了我中华文化传统优秀的伦理道德，使我伟大的中华民族险些沦落到“被开除地球籍”的境地！
由于多种原因，我已失去昔日开朗质朴的性格，缺少了在大学里的“活跃热情”。我那时仍然幼稚，但绝无狂热，没有跟随同窗浩浩荡荡地去向上帝进攻！我的人生轨迹运行至此本能地成了“疯狂运动”的"旁观者"，但不是逃避，也不是躲避！也许正是从此开始，在我的心灵净化的路上痛苦的徘徊。那高墙十字架上钉着的人，我读教会学校，教堂的神圣经历和熏陶，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过慈悲的种子；7、8岁时在四川万县（现改叫万州），钻进母亲怀里恐惧地亲眼看见日本强盗的飞机狂轰滥炸，民众血肉横飞的惨景，只恨日本强盗豺狼成性。
还有一个初中学生记忆中永远抹不去的观看“集体枪毙人”，枪杀“地主小老婆”（16-17岁）血淋淋的场景以及我的初中女友、少年伙伴的爸爸、那个文质彬彬，气宇轩昂的善良老人，被拖回乡下枪毙的噩耗给我留下心灵伤痛……。一遍又一遍在我脑际闪动。所有的批判斗争会都不把人当人对待，随意践踏、蹂躏，让人失去人格和尊严。我不是狡猾的人，我诚实，我真实的本能的反感以至反对对人实行精神、心灵和肉体的摧残，我从小都不忍对那些活生生的生命实施摧残。
我一生都少有“无产阶级觉悟”，缺乏“对敌人的仇恨”。“文革”时，我成了批斗的对象。我照例被批、被斗，曾挂过近两米长、一米宽的黑板，脖子被细铁丝给压出迹印；"民兵"用步枪押参加最重的抬房建预制板的劳动。奇了怪了，批我的、斗我的、打我的、包括工作中整我的、害我的，我怎么就“恨”不起来，更别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记得八十年代掀起的“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我又首当其冲成了“本校的方励之”。一位校领导批判我，说我是“理想主义者”，用法国的雨果的“勿以暴力抗恶”的资产阶级观点对待“阶级斗争”，既天真幼稚又无斗争知识。我不忌恨一般人，却又成了我的问题。使我明白了这个社会的统治意识，就是要人们相互仇恨、相互斗争，以此"促进社会的发展"。我万万不能接受，所以只好与持这种"统治意识"的"统治者"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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