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日持久的红色恐怖(图)

（网络图片）

一、广西“文化大革命”浩劫

1981年4月至6月，我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中央赴广西落实政策，文化大革命问题调查组”，1983年4月至1984年1月，又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共中央组织的“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下面记述的是我们调查了解的广西“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部分问题。

二、死人问题

“文革”期间的死人问题，是广西的特殊问题，是我们调查组、工作组到广西后广泛接触到的一个最普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带有爆炸性、危险性的问题。

广西“文革”期间究竟死了多少人？

1979年1月，区党委向中央报告称：1967年、1968年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万人。1981年调查组到广西时，据自治区处理“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区党委书记赵茂勋主管，公检法三长参加，简称“三人办”）汇报，1967、1968年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万人，其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2.7万多人，干部、群众1.7万多人（不包括自杀数）。

当时全区12个地市，我们调查组仅据南宁、桂林、玉林、钦州4个地区和南宁、桂林二市党委的汇报，“非正常死亡”就有4.7万人，如果加上其余6个地市和区直机关以及柳州铁路局单位，死亡不少于10万人。1981年6月30日，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向中纪委汇报时说：“文革10年，广西死了（非正常死亡）70400人”。有的干部、群众反映死了20万人，也有的说死了50万人。当年韦国清同志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何兰楷私下谈话时，说广西“文革”中死了15万人。众说不一，各执一词，究竟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

即将要批斗的“牛鬼蛇神拉”上台去，身体折成90度，两腿绷直，双臂平伸，做喷气式飞机状。无论多长时间，不准喝水，不准解手，更不准直立身体。

1984年1月，我们赴广西工作组行将结束、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进入扫尾阶段时，自治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根据全区各地（市）、县、公社“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报上来的统计表明，全区“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8.97万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 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南宁地区14个县，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个，光一个宾阳县就死了3777人。另外，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

死的是一些什么人，怎么死的？

1981年自治区“三人办”向中央调查组汇报说，广西“文革”中死人，一是武斗打死的；二是刮“十二级台风”，贫下中农处决了一批四类分子，这是多数；三是造反派乱抓乱杀保守派的一些人，保守派翻过来后也乱抓乱杀了一些造反派。1981年的调查组和1983年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事实证明，这个说法掩盖了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是：

一是乱打乱杀死的多，武斗死的少。桂林市和桂林地区是武斗比较激烈的地方，但在1967、1968年两年死亡的11027人中，也只有458人死于武斗，占4.1%。南宁地区的武鸣县死亡的2197人中，武斗打死的仅3人。还有许多县、市根本没有发生武斗，也死了很多人。

二是干部、群众死的多。南宁地区14个县、市（不含自治区、地直属单位），死亡16494人，其中干部、工人、社员死9739人，占57%，四类分子及其子 女死6755人，占41%。桂林地区“文革”中死亡的11612人中，干部、群众死亡7461人，占64.2%，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亡4151人，占35.8%。临桂县死亡1865人，干部、群众死亡1406人，占74.8%，四类分子死亡458人，占25.2%。

三是对立派“4·22”死的多，掌权派“联指”死的少。如，马山县死亡的1262人中，“联指”成员仅4人，绝大部分是对立派“4·22”成员，四类分子死414人。凤山县城厢公社死亡的285人中，持“联指”观点的3人，是在武斗中打死的。临桂县死亡的1865人中，“联指”成员只有3人，是在武斗中打死的，其余1862人是被有组织有领导地杀死的。武鸣县葛阳大队杀死73人，一个“联指”成员也没有。

1981 年自治区“三人办”向中央调查组汇报说，死人主要发生于从湖南、广东刮来的“十二级台风”，由“贫下中农处死了一些人；革委会刚成立，因为没有权威，群众乱杀了一些”。这个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1981年我们调查组和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自治区各级“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上报的结果，杀人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且多数是在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进行的。

三、桂林“八二○事件”

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广西“联指”造反派在解决南宁问题，围剿、拔除“4·22”据点之后，又着手解决桂林问题，策划、制造了桂林“八二○事件”，一万余名群众被无辜杀害，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事件发生前桂林的“文革”情况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桂林和广西其他地区一样，群众组织因支持韦国清和反对韦国清分裂成两派，前者为“联指”，占少数，后者为“革命造反大军”（简称“老多”，即“4·22”）占绝大多数。

1967年下半年开始，两派多次抢枪武斗。“4·22”三次抢了各种枪支3000余支、加农炮8门。“联指”四次抢了各种枪支7000余支，机关枪10挺。仅1968年6月6日至13日的7天内两派发生武斗17次。6月下旬，“联指”在桂林军分区的支持下，以“保卫革命委员会”名义，从全地区12个县调集数千名武装民兵进城，形成对“4·22”的包围，导致大规模的武斗。两派在湘桂铁路两侧设立据点，不断冲突，迫使铁路中断。

《七· 三布告》公布后，周恩来于7月25日在京再次接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提出立即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恢复交通，动员进城民兵回乡。同时，由驻桂林的6955部队派出人员，进驻两派武斗据点，实行武装隔离。8月8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驻军支左小组，又一次发出通令，要求两派必须在8月12日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桂林军分区政委陈秉德也于1968年8月10日向“4·22”表态：“只要‘4·22’交枪，保证不抓人，‘联指’也交枪。”

经过上述工作，两派于8月12日停火，当晚铁路通车。“4·22”于8月13、14日向公检法军管会交出3000余支枪，拆除了工事，恢复了市内交通，部分人员集聚在市工人文化宫，等待办学习班。与此相反，“联指”只交了30余支枪，工事未拆，据点未撤，调集来进城参与武斗的武装民兵未回乡，且将武斗人员以市革委名义，改编为武装的“工人纠察队”，配发了一部分“4·22”上交的武器。

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一书中评价喷气式批斗说：在这里，我必须向发明者奉献出我最大的敬意，他们精通科学技术，懂得喷气式飞机的构造原理，才发明了喷气式批斗法。这种方法禽兽们是想不出来的。图为被“喷气式”批斗的彭德怀元帅。

无所不用其极

抓起来的人没有被打死的，也遭到百般折磨。“联指”以桂林市革委会名义，在桂林广西师范学院搞了一个“‘4·22’反革命罪行展览”，第四展览室是“活人展览”，将抓起来的“4·22”成员，轮流囚禁在特制的木笼里，任凭参观者打骂凌辱。

“八二事件”后，在桂林拥有10万群众的“4·22”组织，成了历史罪人，受到残酷镇压。无数被无辜杀害的干部、群众，被当成反革命来镇压，他们的家属也被当做“反属”或“被杀家属”，有些家住城镇的，被强行迁往农村。特别是那些父母双双被杀或父亡母改嫁的孤儿，生活极其悲惨。直到1974年才对被害人做了“非正常死亡，属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1979年又统一修改为“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于×年×月×日去世”的结论。

四、杀人手段骇人听闻

凶残狠毒

10年“文革”（广西可说是十六七年“文革”），广西不仅死人多，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骇人听闻。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柳州钢铁厂“联指”头目岑国荣（原为该厂工人，“文革”起来造反，当过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担任过自治区工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等人在该厂“4·22”成员黄日高（该厂人事科干部）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

灵山县谭墟公社里屋大队侯国震解放前当过土匪杀过人，“文革”中参加“联指”，先后8次参加打砸抢杀，捉了6名教师，亲自打死了3人，取肝6副，卖了36元（后仅判刑10年）。贵县，1968年8月一次在南门外江边杀死十几人，全部被剖腹挖肝，由执行枪毙的刽子手炒吃下酒。该县思阳公社民兵营长黄必友，杀人后将胆取出晒干后当作熊胆出卖。

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的严重事件。仅全州县的一个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76人。由此造成成批乱杀人的局面，后果极其严重。如1968年10月初，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议，商议决定召集民兵班、排长等30多个骨干开会。会上黄天辉说了湖南道县杀地、富情况，并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他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样。”最后采取坑杀的办法，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云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妻子，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也得留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3岁，小的1岁）跳坑而死。1983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黄天辉才被依法逮捕，于1985年1月被处决。

人性丧尽

梧州地区公安处一科副科长毛明日，“文革”中被诬陷，两次被逮捕关押，他的父亲和两个弟弟“文革”中被杀，其大弟毛明昭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拉去枪杀时，他抱住一位军代表的腿，要求救他，那位军代表不理睬，还踢了他一脚，结果拉去枪杀了，还将他的头割下，挂在富川县城示众。1983年毛明日同志到南宁找到我们工作组哭诉，是我接待的他。

1968年柳州市在贯彻《七·三布告》时，中共柳州市委大院抓获35名干部、群众，然后将他们一个一个装入麻袋里，从市委后院推入柳江淹死。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区文史馆副馆长、民族史学家刘介，他四岁的小孙子玩耍时不慎将邻居蔡振华家的一条小狗从楼上掉下，“联指”小头目蔡振华以“打狗欺主”之名，伙同另一名“联指”成员申松华，将刘介一家祖孙三代四口全部杀死，同时还杀死了一名为此讲过几句公道话的人。

武鸣县华侨农场民涵分场的邓斯环，是伪保安团长邓文兴的侄子，解放后邓文兴等被政府镇压，“文革”中邓斯环参加了“联指”，乘机进行报复，以“反共救国团” 罪名，抓了支部书记邓思凤等26人，其中活活打死、剖腹、割死的有7人。事后邓斯环对人说：“游击队能杀人，我们就不能吗？”

崇左县锰矿党支部书记苏士林等3人来信反映：“1968年8月，‘联指’在全县进行大屠杀，一个晚上，太平镇就杀了24人。被杀者从家里捉起来，蒙上双眼，推上汽车，拉到县城外的半边山，一个一个用刀子捅死。哀号声、挣扎声、哭叫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吓得附近村庄，家家关门闭户，生怕大祸降临，这哪里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比法西斯还不如”。

上思县革委会成立后，1968年9月1日县 “三代会”在平山广场召开杀人大会，十多名参加“4·22”组织的干部、群众被活活打死。散会以后，县革委会委员黎郝，将打死的十几名死者尸体，全部剖腹，将心肝挖出来，拿到县革委会食堂炒熟后给“三代会”代表下酒。南宁市徐振武的群众来信反映：“‘文革’期间，武宣、上思、灵山等县发生过吃人肉、吃人肝事件。武鸣县吃了29个人，副县长覃炳刚同志被打晕后，拉去开膛时，因人太瘦，周身无肉，又被拖出去丢在野外，遇救幸免”。上思县受害者家属来信反映： “《上思晚报》‘联指’头头黄元清等4人，将参加‘4·22’的女青年杨振明、刘吉芬抓起来，多次轮奸后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