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小说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26)(图)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七章农业合作化运动
五、去做管肚皮的亊
什么是管肚皮的事？粮食统购统销。1953年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中规定：“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农民在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粮，可以自由存储和自由使用，可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但这只是官样文章。所以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具体执行中却不准许农民在市场上销售或互通有无的交易，只能卖给国家。而且不淮农民积粮，凡有积粮均视为余粮，一律强迫“统购”去。自此农村再无存粮，一遇歉收或青黄不接便出现饥饿。
共产党为什么要实行这个政策？不少专家认为：新中国伊始，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一方面城镇人口数量大幅度增长，粮食需求量大增；另一方面由于私营粮商与国家争夺粮食市场以及农民的惜售心理导致的粮食征收困难局面。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政务院才发布了以上命令：“为了保证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所需要的粮食，稳定粮价，消灭粮食投机，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特根据共同纲领第二十八条“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的规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由统购统销出台的背景及所要实现的目标来看，有两个特点：一是农村粮食征购中的强制性；二是统销对城镇粮食供应的保障性。农村粮食征购中的强制性主要表现在国家不断加强对农村粮食的控制，农民逐渐丧失对粮食的自由处置权，农村粮食被国家最大限度的掌控。换句话说，统购统销体制的确立，事实上确立了一种城乡粮食分配中的不平等机制。在这种带有偏向性的体制安排下，农村作为粮食的供应地却缺少必要的粮食保障，城镇在国家的粮食供应中明显居于优势地位。为此，才有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说得明白一点，那场大饥荒固然有“大跃进”、“大炼钢鉄”的客观诱因，而根本问题是这一政策把农村存粮洗劫一空，也就是说饿死的几千万中国人，是毛泽东从根本上否定了原有的行之有效的存粮于民的传统优良的制度。
翻开历史画卷，历朝历代农民所收下的粮食除自食外，均能将余下的粮食积存起来。民间有句成语“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由于民间粮食富裕，纵是天干三年也不会出现饥馑。农民是最现实的保守主义者，从不轻易卖掉自己库存的粮食，在遇上红白喜事或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忍痛出售一点粮食。纵是如此，他们也要多次地权衡价格后才拿到市场去销售，一当难关过去有了钱又去把它买回来。故粮价总是随行就市，自由销售交易，不受权力或政府掌控与制约。当时成都四城门都有米市，各条街有米店，价格一天一个行情，无论买米或是卖米，都是以斗、升、合计算。一斗米重量为30斤，十升为一斗，十合为一升，把米盛在斗、升、合里面，用一个特制的木刮一刮，天公地道皆无二言。卖米的米贩子多是四乡农民，他们每天从集市（四川叫赶场）上零星收来，然后再装成袋用黄牛驮到米市上去卖，买主多是米店的老板。他们谈论价格均是双方的手放在袖笼里面捏指拇，什么“拐、么、叉、筒子”近似黑话。生意成交后，米贩按照成交的价格、质量，又用黄牛或板车把米送到米商开设的店铺去，米商再卖给需要买米的各家各户。千百年来市场就这样运转，大家都习以为常。可是共产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把这一切良好的供销关系全部粉碎，认为这样会造成不法奸商屯积居奇，抬高粮价，坑害百姓，破坏国家建设。他们总是说“我们做一切事情都是从老百姓利益出发”，偏巧老百姓却不买账，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拼死抵抗，因而产生不少悲剧。粮食“统购统销”便发生了不少这样的悲剧。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这项新的创举，区委、区政府又向各乡派出工作组，我是站东乡工作组的组长。统购是有任务数字的，数字由中央分配到省，省分配到市，市分配到区，区分配到乡，一级一级压下去，滴水不漏。
这些任务数字从何而来呢？说起来既简单又“科学”，简单得连小学生都能计算，“科学”得连华罗庚都信服。比如一亩田栽多少棵秧，每棵秧有多少棵谷穗，每穗有多少粒水稻，用秤一称求出大约之数，再乘以棵、乘以亩，便是田亩产量。这种“科学的换算法”无懈可击，但在实际中却远非如此，常常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悬殊，可又无法反驳说这种计算方法是错误的。
工作的开展办法仍然是学习文件，统一思想认识，召开区、乡、村三级干部会议。层层加码分配任务，区包到乡，乡包到村，村包到组，组落实到各家各户。
我所在站东乡的“统购任务”是340万斤。老天，一个人口不足两万，田土不满八千，平均每亩要向国家卖出三百多斤余粮，公粮还另计。大家听着都咋舌，纷纷叫喊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共产党有的是办法，坐下来一边学习文件，一边算粮食的收入支出帐，这一算还余有十几万斤粮食，叫卖不出的嘴巴全闭口了。区长李运成在三级干部会上说：“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关系到国家大政方针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也考验每个干部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因此必须完成，一定要保证完成！哪个乡不完成，工作组长要负责，乡长要负责，参与此项工作的每个干部要负责……”
千斤重担压得大家喘不过气，背上直冒冷汗，谁敢说完不成？参会人员迫于形势只好纷纷表态：“保证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一定超额完成任务！”有的乡还向党写了决心书，表示一定听领导的话，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回到乡里，周龙联乡长私下向我诉苦，道：“黄组长，按算帐的办法我家五亩多田也该卖一千七百多斤，咋卖得够啊！把口粮贴进去都完不成。你叫我婆娘娃儿吃什么？”
我想也不想回说：“那算帐的办法不是很科学合理吗？你怎么当时不说呢，下来叫苦。”
他狡黠地笑笑：“那场合能说完不成吗？除非我不要这顶乡长的乌纱帽了。”
我也感到事情棘手，是个“炭圆活”（四川话：手里捏着火团）便问：“你说该怎么办？”
他想了会儿，不动声色地咬咬牙说：“卖！，把口粮贴进去都要完成任务。哪个狗日的敢不卖，老子开会组织人斗争他！”
我道：“还是要坚持说服工作啊！”
他阴不阴不阳地补一句：“说服？我说黄组长呀，没有生过娃儿的婆娘怎么晓得屁疼，我是农民，那个农民不存点隔夜粮啊！”
我沉默了好一阵，环顾左右压低声音说：“临行前李区长向我作了个别交待，先全力组织农民卖，完成任务后再说下文。如果实在卖多了还可返销。”
他一下眉开眼笑，立即拍手道：“有李区长这句话，我们就不怕了。”
我感到有点失言，即忙纠正说：“周乡长，这可是秘密，你可不能对外讲哟！”
他卷上叶子烟，悠悠然然地抽起来，说：“放心，黄组长，我又不是傻蛋。”
我配备好各村干部，也采取按人头包干的办法，一层一层压了下去，有的村还加了码。我督战建设村，用以点带面的办法逐步推开。建设村村长夏雨祥是个风风火火的人，此时正在争取入党，对工作十分配合卖力。在村干部会上，他带头表态卖余粮，数额远远超过他家应卖的余粮数。会后，我心里不踏实，惴惴不安地问：“你卖了这样多，过年后吃什么？”他朗朗一笑道：“黄组长，干革命死都不怕、还愁我没饭吃么？”
我十分感动，紧紧握住他的手。当夜将他带头卖余粮的先进事迹写成通报发到各村，号召大家向他学习。然后用这个例子在各村推广，组织党团员带头表态，积极分子跟进，给超报余粮数的农民戴红花、拍巴掌等激励手段。经过几天几夜的工作，成绩斐然，各家所报出来卖余粮的数字远远超过区里所下达的任务指标。区长李运成来乡检查工作，听完我的汇报后高兴地说：“小黄，干得不错，你很有工作能力，对党的事业忠诚老实，上次对你处理看来重了一点，等适当时机我建议支部恢复你的候补期。”
我很受感动，表示今后更要努力工作。
超额完成任务的数字仅仅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到入仓时候却兑不了现，怎么办？乡长周龙联把大腿一拍说：“派民兵给我挨家挨户搜，我看哪个龟儿子敢不卖？”。我认为这做法不妥，思考了会儿提出一个新的设想，说：“这样吧，我们以检查卫生的名，派积极分子到那些说卖不出余粮家先去看一看，如果真有粮食不卖，再派民兵去。”他同意我这“两条腿走路”的方法，经过极积分子现场勘察发现，真有十多户农民匿粮不卖，其中最典型的一户是姓柳的富裕中农，他把粮食藏在一副寿木里，我们立即派武装先看住粮食，立马召开现场批斗会把这个柳姓富裕中农斗了好半天，然后把这事情作为活材料拿出教育全乡农民。
在骗、逼、压三管齐下的胁迫下，总算完成了粮食统购入仓任务数，可是不足一月全乡各村出现缺粮现象，其它乡村和周边县区也相继出现，情况比我们乡还严重。这些缺粮农民，成群集队涌进城里去抢购锅魁、面食、点心，有的还到餐馆去买饭，好在那时虽有粮食定量，但买熟食品还不要粮票，人心比较稳定，可是抢购风越来越严重，引起上面不安。一次我去建设村了解情况，正听到夏雨祥和老婆吵架。他妻子一边哭一边叫着骂：“你狗日的显屁儿白，装假积极，搞得一家人没米下锅，卖他妈屁余粮，咋不把你屁股卖了，还卖不卖老婆、儿女？”
夏雨祥急得跳脚说：“你这是什么话？什么话？还给不给我留张脸。”
我心里深感歉意，即忙上前劝解，他老婆拉着我衣襟哭：“黄同志呀、你不是说统购统销只统购农民的余粮嘛、为啥共产党把我们的口粮都统购去了哩！呜呜。。。。。。”
我无言以对，只好竭力安慰：“放心，夏大嫂，只要共产党在，就不会叫你们饿饭。”
于是我骑着单车赶回区上，向李区长作了反映，建议是否根据实际情况批准返销一点口粮？他听后两眼圆睁，粗声粗气说：“才入仓几天就返销，有这政策吗？你向市委说去。”
我回敬一句道：“未必看着农民饿死不成？”
他道：“那个乡死了人那个乡负责。”
我一气之下向市委反映了全区统购统销的真实情况，这等于是告了领导的一状，当然那恢复候补期的许诺也就泡汤了。自此，我们的关系更加矛盾白热化，可他奈何我不得，那时上级想整倒一个下级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机关里还没有“阶级斗争”。
六、初识中国民主
毛泽东统治下的二十八年，中国只有两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会通过的，仅是写在纸上的文字符号，从来也没有实行过；“婚姻法”倒帮助了不少老干部“休”去家里黄脸老婆，使他们心满意足地与城市姑娘结了婚。
其实毛泽东最讨厌法律，认为那东西碍了手脚。，他说，他是个“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的人。干什么事有《人民日报》就行了。社论一发号召，全国就动了起来，法律有鸟用！
不过既然叫“国家”，就得有法，尽管那是写在纸上的文字符号，也得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手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应由人民选举产生，可是中国太大不能由直选，便来了个“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史称“普选”。本人便是此次“普选”基层工作委员会的主席，故此节叫“初识中国民主”。
可别看我们中国只有“四大发明”，这“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也是个重大的发明呀！遗憾的是，这个“伟大发明”至今没有去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或诺贝尔奖！真可惜。
什么是“自下而上”的选举？即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市（地）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市（地）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农、工、兵、学、商，宗（教）、科（学）、教（育）、文（艺）、民（民主党派），方方面面应有尽有。就像计划经済，各级人民代表的产生也有严格的计划，不然何以叫“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是这样选举产生的；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就是这样举手表决通过的。多神圣！多庄严！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假自由能比吗？
为了搞好这次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普选工作，国家又抽出大批干部，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我有幸被派往成都市龙潭区站东乡普选工作委员会担任主席。这主席，是成都市普选工作委员会委任的，盖有大红章，一点不马虎。
毛泽东说：“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斗争才有发展。”我“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1947年，一贯搞“假民主”的国民党，为了实现民主宪政，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除共产党的解放区外，在国统区的数亿人口里搞了一次民选国大代表。国大代表相当于今天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一律由老百姓直选，凡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都有资格参加投票。那时我刚十三岁不够投票年龄，但至今还记得那场选举。
此时，我正在成都市上西顺城街申伍苏裱店当学徒，那片选区的投票点设在店铺对面不远的一座中心小学校里。师父白申伍三十七八，胖胖身体，一手过硬的苏裱技术。他每天晚上收听地下电台，关注国共两党战争的胜败情况。每当听到国军弃城失地消息时，总是自个儿地叹气说：老蒋又输给朱毛了！若是国民党有所小胜，他就高高兴兴地扬起眉毛，一边喝小酒一边啍几句川戏：我坐在城楼观动静，看看司马老儿怎么行军……
一言蔽之，他是个传统小商人、小知识分子，既忧民忧囯，又想着生意和盘算赚銭。他视囯民党蒋介石为正统，视共产党为乱臣贼子的反叛，对那场“国大”选举特别关注。用他的话说，老百姓选出的总统总不能去推翻嘛？
那时的成都大约有60万人口，要直选一名“国大代表”，而竟选有四个人。一个叫孙震，又名孙德操，是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曾任国民党多项军、政要职；一个叫关麟征，是中央军校（其前身为黄埔军校）成都分校的教务长，受到一部份军方人士的支持。一个叫徐子昌，是代表民间势力出面参选的。此人家道殷实，是成都有名的"袍哥"大爷。“袍哥”是民间社会组织，是民众自愿自发组织成的一种团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自身维权免受人欺负。他们以三国时刘关张桃园结义为道德楷模与精神信仰，组成一个团体，互相声援支持。把关羽供奉为神。团体的领导人称"大哥"，却没有"二哥"，因为二哥是关羽圣人，谁也不敢去坐此交椅。三哥称"红旗管事"，处理对外事务，五哥称"黑旗管事"，处理内务。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民间社团。徐子昌就是成都袍哥的首领，竟然敢与国民党提名的竞选人分庭抗礼，可见当时蒋氏对民间力量还是持宽容态度。再一个叫官箴宇，是律师、市议员，好打抱不平，专为受辱受凌的小户人家打官司（现称弱势群体），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精神，在法庭上公然敢大骂检察官与推事（审判员或审判长）不公之举，在市议会上竞能为老百姓说话抗争，常常闹庭质疑市长，为何不惩办军阀某的横行？故大家送他一个绰号“官大炮”。这樽炮很厉害，要不要自个儿出銭印些揭露国民党达官贵人不法行为与贪污腐败的油印小报（现称非法出版物，逮住要判刑），不知那时为何不管，还称为进步东西？我们铺子上就收到过几张，一张揭露国民党特务抓捕川大进步学生刘某，一张反对军阀刘湘遗孀太太屯集居奇哄抬物价，一张国民党某高官强占农民土地……如果发生在此日此时，“官大炮”一定“违害社会治安”或“颠复国家罪”，早早关进牢房吃“233”了（每日囚粮标准：早2两、午晚各3两），奇怪，国民党不但不关押他，还訨其参选“国大代表”，奇怪乎？
记得投票那天是个星期日，师父、师娘穿戴整齐，准十点去到斜对面中心小学校投下了他（她）神圣的一票。听师父、师娘讲，他们投的是孙震将军。说他为人正直公义，好善乐施，助学兴教，是树德中学（现名成都市九中）的董事长，此校至今也是名校。后来四人中孙震当选，看来师父、师娘的票没有投错。
“国大代表”选后三年，共产党夺得政权，1950年11月成都开始“镇压反革命”，“囯大代表”属于“镇反对象”。所幸当选的孙震和落选的关麟征，因是军人关系跟着蒋介石先生撤到台湾，保住了老命。留在成都的徐子昌徐大爷，官缄宇“官大炮”就惨了。徐子昌作为大恶霸，1950年12月关进川西行署公安厅“政训班。何谓政训班？解放初期，中共为瓦解敌人，大搞统战工作，川西行署开办一个政治训练斑（简称政训班）号召囯民党旧政权人员去自首学习改造思想，然后量材录用分配工作。一时大家信以为真，去了二百多人报名。结果到后来绝大部份被杀，不杀的均判重刑。此政训班后来为省公安厅梓橦卷秘密监狱。1963年初，我因“马盟”一案关押于此，同室关押代号为338的、本名贾祥端，浙江奉化人，国民党二厅某处长，少校军衔，戴笠部下。1948年他随南京政府迂广州，再重庆、成都，1950年3月向川西军管会报名参加学习，是政训班老学员，曾和徐子昌同组，一直关押到1973年特赦囯民党军政人员才出监狱。他向我讲，徐子昌还在政训班“操大哥”的轶亊。他说徐子昌仁义，家里很有銭，经常包席进来请大家吃，还买日用品送外地的学员。就是这个落选的徐子昌，成都1951年的“大镇压”中，是共产党最早杀的“反革命恶霸分子”。我参加了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召开的公审会。那时治安还不稳安，沿途站有解放军，怕他兄弟伙劫杀场。他五花大绑站在公审大会主席台下，气宇轩昂没有倒桩（成都话未低头），大骂共产党是骗子不会有好报，后杀于外西抚琴台，是打的脑袋，只剩个桩桩人。“官大炮”在1951年3月27日大逮捕中被捕，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送去劳改，后死于劳改队。在共产党夺得天下后的58年中，我除去关押的23年外，有35年生活在“伟大的新中国”。在我记忆里参加过两次投票选人民代表。一次，“改正”回归报社后的1981年选区人民代表，被选的人不认识，但服从组织安排，叫选谁就选准，画下了圈圈。另一次就是1953年的“普选”，我不但是参与人，还是乡一级的负责经办人。现将它如实写出来，留给历史，让大家作个比较，辩别民主与不民主。
那年本人刚满19岁，还是个“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孩子，便是一个乡普选工作委员会主席，统领指挥30多位工作人员。其中一半是机关干部，一半是小学教师。干部叫普选工作指导员，教师叫普选工作技术员；前者管大方向的政策宣讲，后者管一家一户的登记填表。全乡以16个自然村为单一选区，每个选区要公布三次选民资格榜，还要公布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员的名单。出身富农、地主阶级年满十八岁的子女，只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地主、富农及管制分子，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幸那时没有右（派）、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托（派）、叛（徒）等分子，不然还得增加一半登记填表的技术员。
翻身农民十分看重此事，感到有选举权十分光荣，是当家作主的表现，可以按自己意志选出代表，再由自已选出的代表去治理国家。但在内部却有不成文的规定（共产党做任何事都有内部文件，那外部文件只是给人看）：被提名为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一，必须是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二，必须是大公无私，能带领广大农民走集体富裕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的；三，必须有阶级觉悟，能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的。
代表候选人产生的办法是：由乡普选工作委员会邀请所在选区的青、工、妇和党团员，以及其它有代表性的人物，酝酿提出名单，交由选民讨论通过，然后再由选民投票确认。其实这些代表侯选人名单，都是我们乡普选工作委员会事先拟定好后报区委审核，待区委同意后我们才能拿出来交选民们酝酿、提名、通过，投票选举仅仅是走过场的形式而己。
我作为乡普选工作委员会主席，这个乡的代表基本上是我说了算，民意仅是供参考的东西，谁不买我账谁就休想当代表，正如我要听区委书记和区长的话一样。特别是那些想当代表和村长、乡长的人，对我更是毕恭毕敬，热情周详。
乡长周龙联是土改建政选出来的，此次生怕选不上，成天主席前主席后的拍我马屁。一天，他笑嘻嘻走进我的办公室，求情似地低声下气说：“黄主席，你一直领导我，相处时间也很久了，你看我有什么缺点和错误？有没有不尊敬你的地方？请你大胆批评教育我，今后我才能改正。”
当时，我心里真有点看不起他，就不是为了那32元乡长的工资嘛！32元钱虽不多，却比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收入却多了好几倍到十倍。我竭力支持他当上代表，当上乡长。
选票是一张巴掌大的纸，上面盖有普选工作委员会红印，凡有选民资格的一人一张，投向你要选的乡人民代表。乡人民代表百人中选一，都是历次运动中的极积分子，不少人是党团员，由他们在乡人代会上选出乡长和区人民代表。一个村有两百多人，参加竞选的乡人民代表有三至四人，从他们中选出两人，办法是在选票上写上他们的名字，写不上的由工作人员代写，然后投在红色选票箱内。投完即开箱唱票，选上的人即披上红绸，接受大家的掌声，到也感人。
区代表在选之前早由上面圈定，党团员多少？妇女多少？军队、学校、农村、工矿各多少？都是有不成文的比例。此套路直至市、省、中央，你要当代表，首先要取悦领导对你的好感与信任，没有此前题休想。
无论怎样说，这次普选出的乡人民代表不但经选民多次讨论，还有差额，比起50多年后的今天似乎还有点民主气氛？而今天连形式也不走一下，那代表到底是谁选出的？谁也搞不清楚。
这真不知是“与时俱进”，还是“与时俱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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