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hill官网 】民国文人白先勇有句八字真言：百年中文，内忧外患。一是说欧化文体，二是说网络混乱。其实汉字的简化才是内外患之最。简化把中华民族的优美文字砍伐得遍体鳞伤，造成了文化断层。
汉字简化的指令来自苏共
北大教授季羡林说：汉字用了几千年没听说难，忽然到了现代变难了。汉字难的说法早先来自日本。福泽谕吉提倡脱亚入欧，维新派不再崇奉儒家文化，诉说汉字的繁难。留日的知识分子钱玄同、鲁迅、陈独秀也跟着鼓吹。日本人创造了假名，汉字在日文里也没有废止。
另一个说汉字难的发源地就是苏俄。列宁提出少数民族文字要拉丁化。海参崴一带当时有一些华人，使用汉字。但是引起布尔什维克重视的是，在苏维埃革命之前已经有大量中国劳工被招募到俄国，最多时超过五十万人。在地广人稀的俄国，这可不是一个小数。而且这一批中国人，都是精壮男丁，农民工，文盲半文盲多。他们吃苦耐劳，有情有义，贫困无家，最符合苏共意识形态的要求。布尔什维克做了宣传鼓动，竟有五万多人加入红军，指挥员逾千人，他们英勇善战，流血牺牲，战功卓着。这支队伍相当于五个师，引起俄共很大的重视。列宁甚至学会了说你好、同志。但是他们发现汉字极难学习。要跟这些华人沟通除了个别会说俄语的华人，几乎没办法。
俄国并非没有汉学家，可是要么是传教士，要么是外交官或古典文学教授，都不符合布尔什维克的要求。共产国际渗透周边各国都要派遣能操该国语文的干部和特工，可是针对中国却长期找不到会中文的人选。从组建中共的维经斯基和马林，跟孙中山谈判的越飞，军事顾问鲍罗廷，布柳赫尔、国际代表罗密纳兹，长征顾问李德，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驻上海的间谍牛兰，没有一个会中文，只有在抗战中的延安总算来了一个会点中文的孙平弗拉基米洛夫。这些不懂中文的人严重地影响了不懂外文的斯大林等人。
都说汉字非常非常难学， 语言心理学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做学习关键期critical period，青春期之后学其它语文，事倍功半。这些布尔什维克三、四十岁了，当然难学。再加上马列的阶级分析，汉字变成了剥削阶级垄断文化，欺压劳动人民的工具。
1928开始，在苏联进行了一场文化革命。当然没有搞得像毛泽东那样出现街头暴力和校园暴力，但是苏联的上层建筑也经历了一场彻底的权力更替。原来的学术带头人被打下去，所谓红色教授，即出身工农思想激进的党员干部接管学术岗位，格鲁吉亚人、语言学教授马尔登上党代会讲台，代表革命知识分子向斯大林表忠心。马尔的语言阶级论风行一时。马尔学说和米丘林学说都是世界学术界的大笑话。这一年正好是中共六大在苏联举行，代表团成员瞿秋白到达莫斯科，除了开会以外，他与苏联汉学家一起研究出版了汉语拉丁化方案，不久该方案获得全苏新文字委员会批准。
1931年在海参崴举行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第一届代表大会，接受这个方案并在华人中推广。会议文件明显带有阶级论的荒谬内容。例如汉语必须去除政治上有害、思想上不正确的词语；而且规定了要实行拼音化，就是废除汉字；甚至规定了不能一次性废除汉字，也就是先简化，再废除。回顾五十年代的简化运动，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实际上所有做法几乎就是按照斯大林当年的部署一步一步实行的。斯大林当面也对毛泽东说过：你们的汉字太难学了，所以文盲多，还是应该改成拼音文字。 （陈伯达回忆）
1930年瞿秋白把语文阶级论的错误思想带回了上海，在国内掀起了诅咒汉字的运动。他把汉字说成是中世纪最龌龊的茅坑，鲁迅则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马尔学说泛滥成灾以后，1950年斯大林不得不出面澄清，文章名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在中国却因为毛泽东一贯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所以一直没有被彻底清算，成为所谓繁体字是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说法的思想基础。
国共两党和汉字简化
五四运动出现了反传统主义的思想。左翼以外的知识界，例如第三种人，胡适、傅斯年、周作人等也参与了抨击汉字，主张汉字简化，影响了教育界。 1935年国民政府同意在学校试行简化方案，在报刊登载了324个简体字例。目的是方便民众书写，规范民间的俗体，但并不是废止汉字。不到半年时间，一方面是日军进犯，全民抗战；另一方面是社会的反弹，据说国民党中常会上，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忽然下跪，挥泪陈词：汉字乃中华文化根脉，不可轻易伤动。简化就终止了。
抗战以后，三年内战，两岸分治。大陆筹备文字改革，台湾又在1954年尝试汉字简化，蒋介石明确说明，士兵教育困难，学生学习太难，可以简化。可是再次遭到国民党考试院长胡秋原等人强烈反对，他在立法院获得机会进谏，简化再次搁寝。蒋介石两次动议，又知难而退，说明国民党还有相当的民主。相反毛泽东导演的汉字简化运动，穿插了血腥的反右斗争，一大批对文字改革提出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著名文字学家陈梦家是其中之一，文革自杀身亡。有些国内的朋友对我说，谈汉字就不要说政治问题。我告诉他，在全国人大被点名批判的大右派章伯钧当时的右派言论就是文字问题不要政治化。他是这样说的：“文字改革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而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如果文字改革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就因为这样的意见，他成了全国第一号大右派分子。
关于大陆的简化字现状，大家都熟悉，我不说了。仅仅介绍几个基本观点：
1.简繁之争中说：爱无心，亲不见；团内有才，国有宝玉，应该怎么看？如果争论停留在表面，英语love、俄语любить 和德语lieben爱字也没有心。但是文字不仅是语言的记录工具，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西方各国都重视词源学Etymology，字典都注明来源。简化字砍掉的正是词源的信息。爱有心，说明我们的祖先已经想到，爱是心灵的活动，砍掉一个心，其实是砍掉了古人的文化思维，砍掉了文化人类学重视的文化遗传密码，砍掉了文化遗产。传统的国字，表示划有边界的土地，口字里面的内容代表地域。太平天国时代的国字里面是一个王，表示专制的王权，共产党觉得王字太露骨，于是胡乱加了一个点，于是国有玉。
2. 繁体字的可贵仅仅是比简化字好看吗？简化字的审美缺陷不能泛泛而谈。仅举两例来说。一个是草书楷化。书、专、长、农之类是用草书楷化的方法简化的。本来草书的笔划要的是自如、跃动，楷书的笔划要的是正直、端庄，结果两者拼合或排列在一起，就十分彆扭。学过书法的人都知道，草书楷化是书法的大忌。另一个是破坏了对称美。汉字继承了很多篆体和隶书的对称美。可是简化字东东，门门、车车、韦韦，失去了对称美。
3. 简化字不仅在审美上有问题，而且违背了信息学、认知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科学规律。就拿认知心理学来说，英文Chunk翻译出来，就是信息块。汉字偏旁、部首和英文的前缀、后缀都是信息块。心理学证明，chunk偏旁里面的笔划多少不影响记忆。就是说，马和马，在记忆上没有区别。而国务院公布2272个简化字中78.4%以上都是这类简化，根本没有帮助记忆。例如论论，饱饱，觉觉，简化字总表第三表共1754字简化毫无意义。其余剩下的完全变化了的，有的是简单了，但是出现了另外的问题。农本是曲辰合体，都是偏旁，变成农，反而不伦不类，增加了记忆难度。而且简化以后，容易混淆的字反而大大增加了。汉字原有一些比较容易混淆的字：已己巳，戊戌戍等。但是经过语文学家的研究，发现这些字的同时出现的概率在十万分之一以下，而简化字中容易混淆的字大大增加了，比如：厂广、泸沪、远运、从丛、汇江、仑仓、厉历、义乂、风凤、归旧、设没、划铲、处外。特别是设和没，没是极常用的否定词。请看例句：“本店设有充电器”和“本店没有充电器”，很容易搞错。一个商人谈生意后发出传真，我将设法筹款汇出。对方以为是“我将没法筹款汇出”。一笔生意就错过了。
4. 简化字提高了社会主义的建设速度？没有。因为简化以前知识界早有一大批约定俗成的行草简字，例如事、明、等、各、青、每、正……，简化字总表仅仅吸收了其中一小部分如农，团、书、万、专、长。其余的一律废止，不准使用，文革中谁写了就是迫害工农子女的表现。必须规范化，不能写得花（就是行草），结果知识分子的书写反而慢了。全民族的书写总效率反而降低了。
5. 简化帮助了扫盲？没有根据。大陆的文盲情况长期比台湾严重，台湾1960年基本扫盲。大陆文盲1982年还高达2.3亿，到本世纪初2005年（简化以后近四十年）文盲率仍是8，33%达1，14亿人。中国政府有个扫盲两千字的规定，常用两千字，能识一千五，会写名字，会算简单加减，就算脱盲。
两千都是常用字，大家好你我他上下左右高低南北，都没有简化。还有一些是偏旁减笔字，属上述的无效简化。剩下的简化字仅六分之一，真正简化能有助于扫盲的不到十分之一。同时增加了以上那些容易混淆的简化字，实际上是增加了难度。
6. 有人说，许多简体字千年以前就存在了，所以简化有道理？这是体制内文人余秋雨、王立群和方舟子等人混淆视听的书法。古代文人识繁写简，所以从来不发生文化断层。四书五经和科举考试都用正体不准用俗字，俗字用于账册、方剂和民间小说，不登大雅之堂。所以不发生青少年看不懂古文的问题。甚至外族入主中原也没有发生过这类问题。现在废除了繁体字，古今和两岸的沟通就不行了。
7. 1980年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主导编写了《标准行书范本》，吸取了大陆简化字的教训，官方继续使用正体字，民间允许手写的行书。范本使之规范化。识繁写简的路子走对了。西方国家都有印刷体和手写体。给汉字的重生指明了方向。
对于汉字的未来，我认为中华民族不论两岸政治上分治还是统一，在文字上应该统一。德国奥地利瑞士每次语言文字的变动都要共同商议，统一步调。一国两字是非常不正常的状态，影响交流和发展。造成极大的浪费。一本书要出简体版和繁体版，全世界独一无二。
我希望台湾和香港认清简化字的严重弊端，坚守正体的文化传统，不为政治高压和市场效应所动（大陆市场大，有利润）。慎终追远的台湾守住正统，等待文化统一的未来。港台的学生运动增添了我们的信心。我也相信，大陆的经济发展，人文精神的复兴将使人民觉悟到简化字得不偿失，转而认同识繁写简的正统，以会写正体为荣，中华汉字统一的时机就来临了。
白先勇说的“百年中文内忧外患”，最直接的忧患还是汉字简化。百年以前，中外文化发生了严重的碰撞，古老的汉字文化首当其冲，遍体鳞伤。我们回溯历史，不难发现，简化字的源头竟来自苏共帝国。国民党人运用人性哭诉和民主抗议的方式，两度化解了汉字几乎简化的危机；而共产党人则直接接受来自苏共的指令，以暴力的方式强制推行了汉字简化。结果，戴季陶胡秋原的预言不幸言中，真的造成了中华文化的断层，出现了工农兵大学生查资料找不到《后汉书》的奇闻。
今天，由于马列教条对于中华文化的摧残，大陆社会上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但是人们也逐渐觉醒，马列已经丧尽人心。国内人大政协也有人质疑简化汉字，两岸学界还对文史哲论文提出了正体字的规范。现代以色列人让死灭了2000年的希伯来文焕发了青春。简化不足百年的汉字，随着人性的复归和文化的复兴，必将浴火重生再现生机，适当优化的正体字必将重新成为沟通古今，跨越两岸、驰骋网路的现代化载体，更加精微准确地承载人类的思想、文化和道德。
视频来源：《透视中国》制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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