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只会“耳边突然响起了毛主席教导”
文革一开始，正常的教学秩序就被打乱了。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毛主席语录，开批判会和参加游行示威。统治者强行向学生灌输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理论”，其目的就是要把学生驯化成没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只有统治阶级意志的忠实奴仆，成为他们可靠的“接班人”，能够在关键时刻为他们挺身而出，成为他们的打手。
对学生来说，学知识、长见识、增智慧，培养健康心智和学会谋生本领，是最迫切和最重要的。这一涉及家家户户和每个学生的切身利益的大事，统治者是不屑一顾的，甚至将这一正常需求批判为“个人奋斗”和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
那时的学生，没有经过严格的阅读和写作训练，又没有养成在日常生活中细致观察环境和事物的习惯，看人和事都是粗线条的、笼统的。都受大气候的影响，喜欢以时髦的观点给人贴标签、下结论。再加上刚接触社会，缺少经验积累，没的自己的独立见解。
更为严重的是，恐怖气氛下，有点见识的人都担心祸从口出，都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真情实感都不敢流露。学生们学不到真知灼见，许多人就把教科书和广播、报纸上宣扬的革命、斗争、暴力的理论当成真理。而一旦相信和接受了这套“理论”，那就无异于病魔附体了：它让人迷信、癫狂、偏执、僵化、愚昧和暴戾。在以后的岁月里，如果不以顽强毅力同这个病魔搏斗，那就很难摆脱它的控制，而成为事实上的废人。
很难想像，在这样环境中生长的小孩能写出富有人情味又生动活泼的文章来。所以，那时候最烦的就是写作文，每遇写作文，都觉得大脑一片空白，无从下笔。
当时的作文有两大类，一类是大批判文章，一类是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文章。大批判文章，主要是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以及刘少奇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剥削有功论”、“唯生产力论”等所谓的修正主义的一套东西。这类文章，当时的小学生、初中生根本没有能力写，只能从大字报上摘录，或者从报纸上照抄。
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这类文章，其实就是写记叙文，当时叫写“好人好事”。可以写自己经历的事也可以写自己的见闻，但都必须突出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个中心。
正如前面所说，当时的学生，既没有生活积累也没有知识储备，思维又受到严厉掣肘和限制，哪里写得出像样的文章？写来写去就是那干巴巴的几句话。比如，一天，放学了，某某同学正往家走，看到一位老大娘提东西很吃力，就不顾自己还饿着肚子，跑过去帮这位老大娘提东西，老大娘连声称谢。这位同学就说，莫谢我，是毛主席叫我这样做的。他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榜样，我要向他学习。
老师对这样的“豆腐块”自然不高兴，就要我们尽可能地写详细一些。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同学们虽然很努力，个个冥思苦想，可仍然写不出令老师满意的文章来。
1967年的夏天，我们公社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一位学生比我大不了多少，也就十二、三岁的样子，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大会上发言。因个子太小，与会的人又都想看看这位小“积极分子”是啥模样，主持人就索性把他抱到讲桌上。他就站在桌子上，介绍他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他不看讲稿，侃侃而谈，一口气讲了近半个小时，台下不时爆发出掌声。
其实，他讲的事，跟我们平时记叙的事差不多，都是帮老大娘提东西，给五保户送柴禾之类的事。只是，他加进了一些心理活动，讲出了做好事的动力来自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并且有“上纲上线”的自我批判，所以，听起来就觉得内容翔实，曲折生动。
比如，他在自留地干活时，看到一位老人拉板车，上坡，很吃力。是去帮助老人拉车，还是继续干自己家的活？思想开始了斗争，犹豫不决。就在他打算放弃帮助的想法时，耳边突然响起毛主席教导：“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位老人是老贫农，是阶级亲人，应当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帮助他。想到这里，就放下手中的活计，帮助老人拉车。虽然很累，心里却是甜的。同时，为刚才“一闪念”的私心感到羞愧，这说明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毛主席的话还没有成为自己的自觉行动，没有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以后还要继续努力学习，抓紧改造世界观。
无独有偶，区、县组织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上，“积极分子”们在讲学习毛主席著作体会时，也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上述那位学生所描述的场景：在要不要帮助他人举棋不定时，耳边突然响起了毛主席教导，于是就高高兴兴地帮助了别人。
一次语文课上，老师给我们念了报纸上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专程送针》。讲的是一支部队野营拉练时，一名战士的衣服破了，就找当地的乡亲借了一根针缝补衣服。后来集合号响了，就匆匆忙忙离开了驻地。行军一天后，到了新的宿营地，发现针没有还给老乡。怎么办？是往返近百里还针还是就此作罢？正在犹豫时，耳边回响起了毛主席教导：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于是就决定专程送针，连长支持他的决定，并批了一天假。这名战士就返回原驻地，把这根针还给了老乡。
这样的事看多了、听多了，同学们也就“无师自通”了，总结出了一套写这类文章的规律：发现了需要帮助的对象，起初犹豫不决，继而打算放弃，突然想起了“伟人”教导，于是决定帮助，最后以批判“一闪念”私心结尾。同学们都以这种既定的程式写“好人好事”。
一天上午，学校组织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轮流上台介绍学习体会的同学，都按照这种新“八股”套路讲授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当台上的同学说道：是帮助老大爷还是不帮助呢？这时——还没有等台上的同学说出下文，台下的同学已经异口同声地替他说出来了：耳边突然响起了毛主席教导。于是，同学们哄然大笑。一上午，这样滑稽又令人捧腹的场面重复了多次。
一个社会，把有大脑、能思考的人整治得不敢想、不会想，让人们不敢说真话，说人话，只能说假话、大话、空话和胡话。只能学习接受并赞美一种思想，不能有任何质疑。只能按既定模式去思考、表达。除了蒙昧野蛮的非理性岁月，还有什么时代能演绎这种“神话”？
人们动辄得咎，噤若寒蝉，不得不自我封闭、画地为牢，造就了一代甚至几代思想僵化、思维贫乏的人。这对民族的戕害该有多深，还不值得深刻反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