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党在北大“优秀儿女”的厄运(williamhill官网 )
往事中的划痕


当年的我

【williamhill官网 2015年06月03日讯】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自述简历:丙子年生于北京,家庭虽无显赫门第,却亦不乏书香,自幼接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传统人伦教育。十八岁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丁酉年躬逢先皇阳谋之盛举,获颁赐右派分子封号。朝廷特为此类分子制订劳动教养刑律,遂于丁酉除夕与诸多北大学子同系狱,此后廿余年,服苦役于兴凯湖与清河两劳改农场,后又远戍新疆。终日“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胼手胝足以求生。己未年嗣皇上谕,谓:丁酉之祸乃将数人扩大至数十万之误,并对此数十万中之存活者,恩授改正右派封号。余忝列其中,乃得以多舛之身,在边陲小镇获一西席,执教于新疆兵团农二师电大,并于又一个丙子年退休,苟活至今。北大校庆日于燕园曾凑得仄韵七绝以答学友之问:湖光塔影春依旧,如梦似烟学句读(音dòu)。识字清风今何在*,西疆古道驼铃骤。

*注:清初徐述夔《一柱楼诗》中有诗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为此酿成康乾盛世又一文字狱大案。

个人往事中的划痕

一九五七年五月下旬,也就是“五一九”过后的那几天,专政机器在北大校园内暂时停摆了。于是便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学生,做出了当局不能容忍的事情。有几个学生竟然异想天开的想办一份独立的刊物,以将当时校园内的自由氛围延续下去。他们组成了编委会,筹备完成了创刊号,为使人们不忘北大自由民主的传统,刊物命名为《广场》,以纪念旧日北大红楼的“民主广场”。

刊物受到了“不明真相的”(这是现在流行的官方语言)师生们的支持,纷纷解囊预订,马寅初校长也答应给500元的资助。继而就发生了纸张被印刷厂工人扣留,马校长的承诺也被他的秘书拒绝。于是编委们自掏腰包重新购买纸张,决心将刊物出版交到预订的同学手中。

我和主持此次出版工作的陈奉孝同为数学系54级的同学,得知他们的困难时,便从化学系一位同学家中借来了油印机,当时是生物系的徐锦堂同学负责刻蜡纸,我负责油印。记得在最后装订时,物理系的一个班(忘记是那个班了)由班长带队全班干了大半夜,创刊号终于油印出版了。然而那台暂时停摆的机器又高速的运转了,《广场》被收缴并集中在大饭厅前焚烧,积极靠拢组织的同学们在焚书的灰烬旁欢呼雀跃,欢庆自己又获得了党委的关爱。

《广场》这次油印出版过程的一切细节,全被侦查得一清二楚,参与人员无一漏网。连化学系那位家中有油印机并出借的同学也被授予了“右派分子”的称号,我本人获得的称号字数颇多:“极右分子,广场集团骨干、实干派,陈奉孝反革命小组织发展对象”。

1958年2月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先是由班内的同学充任临时的兼职警察,然后到了2月15日也就是农历除夕,将我移交给正式的警察。警察当面向我宣布:接受我的劳动教养申请。然后与其他同样得到批准的人一起,押送至海淀公安分局,按下了十个指纹和掌纹,办妥了入狱手续,再押送至半步桥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就这样开始了二十年的艰苦劳动,辗转于东北(兴凯湖)、华北(清河)、西北(新疆塔里木)各劳改单位。从事着脱胎换骨的“被革命”工作。

回首往事,兴凯湖农场、清河农场以及新疆塔里木荒漠中修路的工地,竟然都一片模糊,只留下了几道划痕。现将较深的记录于下:

劳教人员和劳改人员住同一个大院、在同样条件下劳动、受同一群军警的保护,不同之处是劳改人员知道自己的刑期,劳教人员却不知道自己的教养期限,我们这些“黄埔一期”(教养期间,狱方规定彼此要互称同学,故有此比喻)的教养人员是在几年以后才宣布教养期限的,而且那期限是从宣布之日起计算的,宣布之前的那几年算是“试用期”,不被计入“教龄”的。

在清河农场发生的一件事,却凸显了劳改与劳教人员的不同待遇,也算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形象展示;某一天大院中的劳改队员们都已集合完毕,还听不到我们队长吹集合的哨声,直到劳改队员们都出工走完了,才听到哨声和“集合了”的喊声。出了监舍来到院中,发现气氛与往日大不相同,不但四周增岗加哨,墙头还架设了几挺机枪,因而集合时队伍里较往日安静了许多。

集合完毕,队长开始训话:“今天要进行选举!你们虽然犯了严重的罪错,但和劳改人员还是有区别,你们还是有公民权的,要感谢党和政府。下面发选票,每人一张,选票上有候选人的名字,在上面打勾,然后排队把选票投到那边的票箱里。”

由于是第一次享受这样的待遇,受宠若惊的人们,乱哄哄的奔向票箱,我趁乱将领到的选票揉成一团,偷放到口袋里,准备出工后扔到地里。当然这一举动是不能被别人看到的。选举完成后,重新整队带上工具出工。在出工的路上,我不免有些担心,我的行动若被发现,有可能变成破坏选举的罪行。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当局根本不屑于统计选票,也就无从发现我的罪行。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两天之后,一切又都归于平静。

不过这道划痕,却无法抹平。以后“到了社会上”(这是我们在劳动教养及教养期满留场就业时所一直向往的),每逢学校组织选举投票时,我都要抬头仰望,寻找墙头架设的机枪,然后将选票揉成一团,随手丢掉。

六六年幸运地被从清河农场再发配至新疆,在荒漠中修公路,虽不免“与天斗,其乐无”但却逃过了“与人斗”的厄运,得以苟活至今。记得在龙御上宾之日曾凑得七律,现录于此作为往事中的又一道划痕。

重阳感怀:

鹿马堂前沐皇恩,薛霸董超紧随身。湖河恶浪难离梦,大漠蜃楼易断魂。顶束南冠胎依旧,舟泊瀚海心未昏。遥望天都寻后羿,桑榆落日景愈真。

丁酉年北大的点滴记忆

由于专制机器的暂时松动,五七年的五、六月份北大校园内很是活跃了一段时间,展现了一个大学应有的辉煌。当时一位青年记者(只记得是刘王立明之子)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简短报道,将当时的北大校园比作伦敦的海德公园,当然这是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尚未遭到先皇指责时发表的,随后这位记者为此丢了饭碗且身陷囹圄多年。

因时隔久远,加之当局实行的,选择性强迫遗忘政策,成效显著,导致这方面资料的缺失。近年来几位年逾古稀的当事人,纷纷撰文,试图为那段历史提供一些文字资料。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或许对将来将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有所裨益。由于个人前半生的二十多年里一直从事着被革命工作,羞于动笔,损伤了脑力,因而无法系统地回忆那段日子,只能做些拾遗补阙的工作,将个人记忆中尚未被别人提及的情节记录于下。而以下凭记忆所述之情节,有些不免要冠以“也许”、“大约”的字样,许多细节也难免失真。但决无凭空杜撰之事。

当时校园内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另有三个刊物颇有典型意义;一为声名显赫之《广场》,这已有多人多处提及。当时也受到官方特殊关注,因而许多文字作为反面教材被保留了下来,内中许多文章被收录入《原上草》一书,此处不再赘述。

另一为《浪淘沙》,是由中文系一些研究生出版的壁报,自我标榜为卫道者,与《广场》针锋相对,但却无力辨理,自恃文字功夫了得,便以生花之笔编造一些无聊文字,多为人身攻击或造谣,好似当今之恶搞,不过更加无畏,因为他们知道无人敢于追究。记得当时壁报的某一期上,公然造谣说《广场》编委们用读者交的预定书款在饭店大吃大喝。事实是《广场》油印出版完成后,大家凑钱举行一次会餐,然后宣布解散。我当时因无钱,是赵青同学为我代付(忘记是多少钱了)才得以参加的。看到这条造谣的文字,很是气愤,但也无可奈何。因为那架“机器”已高速运转起来了。《浪淘沙》的作者们大都自我感觉良好,但却未获当局赏识。至今也无一文流传。

第三是数学系学生,我们54级的同学洪允楣办的壁报《探索》,标榜中立,呼吁各方不要意气用事,大家坐下来共同探索,以求得解决之道。因是个人独立创办,又只张贴在宿舍楼道里,因而影响不大,但也体现一种思潮。

这三类人竟然殊途同归,悉数进入网中,只是时间有先后。首先是当局制造了一个《广场》集团,凡与《广场》有关的人,全被网罗其中,给以封号。然后是针对《探索》的批判:打着平等探索的旗号,为反动分子张目,这样的人当然也是右派分子。洪本人虽未入狱,但也被下放工厂劳动,由工人阶级监督改造。

最后是那些《浪淘沙》的编委们也都未能幸免于难,尽数进入先皇的网中。猜想(只能猜想)一是那些卫道文字实在过于粗俗,更主要的是他们是脱离党委领导主动出击,不符“驯服工具”之标准。且同人刊物犯官家之大忌,因而作了“杀鸡儆猴”中之“鸡”。(可不是现在“繁荣娼盛”后的“鸡”)。这些《浪淘沙》的编委们,想必都是文学巨子,若能写些回忆文字,定能为那段历史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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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文完成后,恰有一位北大学友来访,指出小文中对该事件的一些叙述错误,以及对当年形势的看法。以下是主、客对话的主要内容。

主:仁兄看完小文,有何指教

客:你文中所写关于“探索”部分有误,首先那壁报不是洪独自创办的,参与者来自各系,大多为学生干部,总共有十多人,都是洪约来的。另外壁报不是贴在楼道内,而是张贴在大饭厅那边。不过你所说“探索”“标榜中立,呼吁各方不要意气用事,大家坐下来共同探索,以求得解决之道”是正确的。

主:如此说来,这些人都是党在学校中的“优秀儿女”了。那又如何对他们进行批斗哪?

客:洪是被当成个人野心家而遭批斗,罪名是以中间面貌出现,和共产党争夺中间群众,影响极为恶劣。对“探索”本身的批判,好像有意避开了,这种避实就虚的“批判斗争”艺术,在那时就已经被朝廷纯熟运用,臻于佳境了。

主:“探索”的诸君都说了些什么,以致触怒了朝廷?

客:具体说了什么,并不重要。朝廷要铲除的是“个人自由表达”的坏习惯,通过扫荡,树立起“全民奉命行事”的好风气。

主:那十几位被洪约来的人,都成了“引蛇出洞”中的蛇了吧?

客:凡和“探索”有关的人全部落入网中,无一幸免。不过我对你的“引蛇出洞”之说并不同意;所谓“引蛇出洞”、“阳谋”等说辞,不过是想表明,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的,用另一种形式证明朝廷一贯的伟光正而已。

当年朝廷还是有类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想法的,在保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思想。还记得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吗?那不就是这种想法的体现嘛。

“五一九”运动初起时,校方在未得到朝廷旨意时,依照惯性行事,并未对学生的行为进行干涉。这表明当时对学生们自由表达思想,当局还是允许的。洪等人恐也是基于这种认识,才采取办壁报这种行动。既为学生干部,自然是有一定“组织观念”的,因而我估计他们的行动恐也是在上峰默许或纵容下进行的。

后来这场由青年学生自发参与的自由民主运动,完全超出朝廷控制,不得不采取镇压措施,与此同时,提出了“引蛇出洞”、“阳谋”等说辞以遮羞。至于以后所谓的“扩大化”,各单位定指标,层层下达抓人任务,那不过是恼羞成怒后的疯狂报复。

主:仁兄的这些看法,可有依据?

客:我一介草民,如何能染指朝廷机密,一切不过是逻辑推理而已。另外今天只是两个老朽间的私下谈话,请勿张扬。我可不想被请去喝茶。

主:仁兄不必担心,若锦衣卫请我喝茶,我便说客乃我杜撰之人,实际主、客皆我一人。

客:如此甚好,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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