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欧洲加入亚投行 加速中国经济崩溃！(下)
【看中国2015年03月21日讯】（接前文）
在欧洲加入后，中国面对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规模显著扩大，在德英意法四个老牌工业国加入后，如果还维持过去的小圈子规模，无法满足这些国家的胃口。规模扩大意味着资金消耗更多，中国作为亚投行的发起国，需要投入的资金也越多。二是中国难以控制局面，尤其在发包和选择供应商过程中，中国无法完全说了算。由于股权按照GDP总量进行安排，当英国进入后，中国的主导地位仍然能够保持。但是，在德法意加入后，即使亚投行股权安排有利于中国，能够达到很大的份额，但是中国在整个亚投行中的地位将会遭到显著削弱，无法达到最初的绝对优势，难以实现完全垄断。在具体的项目操作中，中国即使能够通过自己的主导权，拿到总承包的位置，在具体的材料和设备供应商选择上，欧洲国家也能够占据一定份额，从中获得好处。如果中国以极低的价格输出过剩产能，占领主要的材料份额；欧洲也能够通过高价设备的输出，实现高利润的揩油策略。
当中国难以控制局面，结果是加速失血。欧洲国家虽然内部利益矛盾重重，但是对外协同作战。只要有利益，必然积极参与，并且通过相应的技术手段，尽可能获得最大的好处。在美苏争霸过程中，欧洲通过对两头的操控，实现自身的快速增长。在苏联解体后，赢得冷战的并不是美国，而是欧洲和日本。在亚投行进入的操作过程中，欧洲也会采取同样的手段。既然欧洲加入亚投行，而且名称是亚洲，主要应由亚洲承担项目融资的出资义务，也就是由中国承担。在中国加大资金支持后，将陷入更加难缠的局面。欧洲的技术手段水平高，主要表现在利用规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要有一线机会可乘，欧洲必然能够从中找到更多的利益。
在亚投行的项目操作上，由于中国输出过剩产能的意图尽人皆知，所以欧洲能够更轻松地通过技术操作获益。比如，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在融资贷款和项目招投标过程中，必然存在各种不符合规则的操作。在中国占绝对主导权的时候，可以随意操作，当欧洲组团参与后，中国无法完全说了算，必须与欧洲妥协。欧洲最简单的做法是，根据亚投行的操作规则，对相关项目从技术上挑毛病，在时间上延缓项目进程。欧洲人拖得起，时间拖多久都无所谓。但是中国的过剩产能已经形成，必须按时消耗，所以中国人拖不起。中国人为了项目能够尽快实施，必然在条款上向欧洲妥协，给欧洲更多的好处。这样的结果是，欧洲只需要缴纳很少的成员会费，就可以想法扩大融资规模，进而从中捞取真金白银的利益。中国则必须提供更多的资金，并且从中给欧洲更多的分成，也就是失血更多。
如果亚投行开始全面运作，将对中国外储形成更大压力。任何一个国家主办政治性银行，都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或者说工业发展能力。世界银行主要由美国主导，而亚洲开发银行则由美日主导。美元是世界公认的硬通货，当世行发放政策性贷款时，美国只需要印刷美钞即可。在美日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日本作为主要的实际操作者，也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日本的工业水平高，工业创造的收入和利润高，因此有能力支持亚洲开发银行。即使如此，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上，都需要严格的审批程序，并且控制贷款规模。因为即使家底厚，资金多，也需要精打细算，否则很容易折腾光家产。中国主导建立亚投行，则基于不同的条件。中国的经济基础是血汗工厂，也就是通过廉价出卖自然资源和环境，以及年轻劳动力，获得主要收入来源。同时中国需要大量资金购买各种大宗商品、高价技术和零部件、各种大型设备、以及各类奢侈品等等。中国的大量外储形成，主要并不是中国血汗工厂的结果，而是各种外资流入后的积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建立亚投行，也不会像美国和日本那样精打细算，而是致力于多花钱。在融资的过程中，也不会用人民币结算，而是以美元结算。中国需要从外储中拿出美元分配。如果中国自己融资和项目决策，尽量采购中国材料和主要设备。这些美元大部分又回到中资企业手中，等于外储消耗不多，还能够拉动中国的生产。但是，当欧洲加入后，相当一部分美元得分给欧洲，等于外储加速流失，加重外储的压力。
在国际经济突变的背景下，中国外储变得更加脆弱。习李提出亚投行时，本希望通过消耗外储，促进更多消费，减轻中国过剩产能的压力。直到2014年上半年，中国外储还在持续增加，让中共感觉到外储资金越来越充裕，李克强当时说外储太多是负担，应该合理分配和消化。如果外储持续上升，也就是流入中国的资金越来越多，这样的政策将是合理决策，毕竟钱留着也是贬值，还不如用来刺激经济，保障中国的生产运转。但是，中共没想到的是，在习李开始倡议亚投行之后，美联储就开始减少QE3规模；在李克强说外储太多是负担之后，QE3的规模持续缩减。到2014年中期，当QE3规模缩减过平衡点后，也就是市场中美元供应小于美元需求后，美元指数开始上涨之路。而美联储毫不停步，到2014年底完全停止QE3。随着美元印钞供应中断，引发大量资金从落后国家市场向美国回流，带动美指大幅上涨。随着美元升值和相应的大宗产品暴跌，拉美、俄罗斯等国受资金外流影响，经济发生崩溃。中国同样面临越来越大规模的资金外流，外储增加的趋势遭到逆转。美元升值促使更多外汇流出中国，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急剧减少，同时进口急剧增加，都在对外储造成极大的压力。随着时间推移，美元加速流出，中国已经开始出现外储危机。
一旦亚投行大规模运作，其消耗可能成为压垮外储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的国内经济已经进入崩溃阶段，难以维持下去。只因为中国表面上还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储，中共以此来操作，希望延缓崩溃的深入。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经济崩溃，采取逃跑政策。权贵和富人的移民跑路潮更汹涌，带走越来越多的美元。随着人民币跟随美元大幅升值以及国内经济崩溃，导致外资企业在中国越来越无利可图。越来越的外企关闭生产，抛售在中国的资产，换成美元撤离中国。同时，没能力出国民众也越来越多将人民币换成美元。随着这些行为日益增强，中国外储快速走向枯竭。在这样的背景下，合理的方式是人民币贬值，而且收回亚投行的倡议。但是，基于中国的外储模式和僵化体制，既不能让人民币贬值，也不敢收回亚投行的倡议。如果收回亚投行的承诺，中共担心被外界看出中国的虚弱，只能强撑着面子。可是让中共没想到的是，欧洲竟然也加入。中共在面子上得到极大满足的同时，面对实际上更加虚弱的外储，以及亚投行带来的更大外汇消耗。一旦亚投行开始运作，中国必须拿出大量的外汇现金支持性操作。届时，即使中国外储还继续维持，也将因为亚投行而加速消耗，甚至可能快速耗光。
亚投行事件自身可能对中共会形成重大打击，加速中国崩溃。亚投行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事件，直接影响到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关系。按照亚投行自身的运作角度，从筹建到大规模的系统运作，需要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国能够显得更强，而且不需要花多少钱，看上去是免费提高中国形象的一件好事。而且，欧洲公司与政府的模式类似，就是以眼前的利益为导向。当欧洲公司看到欧洲投入亚投行的怀抱，一部分也跟着欧洲政府的脚步，更积极地进入中国，支持中共的运转。但是，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不是自身的发展，而是主要来自于美日的支持。在中国的外企中，绝大部分是美日外企，以及为美日外企服务的港台企业，只有少部分是欧洲公司。当欧洲通过亚投行投靠中国，实际上将中国与美日进行对立。
当美日面对分道扬镳的中国，自然会采取疏远的立场。对于日本人来说，政治立场高于短期利益立场。虽然美国人在二战中对日本造成致命打击，而且美日摩擦也经常发生，但是出于对强者的崇拜以及二战后麦克阿瑟重组日本给日本带来的发展，日本人从政治立场上紧跟美国，成为美国最为忠实的盟友。日本对美国的追随不仅仅在国家层面，涉及到整个社会层面。当中国成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后，日本则对中国采取更加警觉的态度。本来，日本企业已经批量从中国撤离，而且撤离方式坚决果断。亚投行的事件发生，从心理上影响日本企业，加速日本企业从中国撤离。仅仅日本企业全面撤资，就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极为沉重的打击。
美国态度的变化，则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从1945年二战后，美国民主党是中共的主要支持者，在民主党当政期间，多次以亲华的姿态挽救中共。但是，民主党支持中共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就是中国不能挑战美国的地位。同时，奥巴马的个人特点是，好大喜功，需要满足个人的面子，否则会想方设法报复。在亚投行问题上，中共既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又让奥巴马脸面无光。不论出于国家利益，还是个人心理，奥巴马都会对中国采取更加严厉的姿态。亚投行之后，中国威胁论也重新开始抬头，为奥巴马的报复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在此之前，一直利用美国的自由言论空间支持中共独裁政权，并且在美国政策上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沈大伟完全转向，宣传中共崩溃论。不论中国威胁论，还是中共崩溃论，都会对美国的外交形成重大影响，进而引导美国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经贸关系包括中美贸易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随着美国政治态度转变，美国将推动与中国隔离的贸易关系，加快经贸关系中的去中国化进程。而且，美国企业和资金也将受到影响，加速从中国撤资。美国的姿态将直接影响日本的政策，进一步加速日本从中国撤退的行动。所以，由于亚投行造成的国际影响，对中共的实际利益将造成沉重打击。对于已经极为虚弱的中国经济，这种打击等于是雪上加霜，加速中国崩溃和中共灭亡。
所以，亚投行表面上是对中国的重大利好，实际上资金撤离中国的最后机会。中国已经从经济崩溃进入社会崩溃的过渡期，只是因为中国仍有巨额外储，才能保持表面的稳定。而在中国表面的巨额外储下，实际上是大部分死账。大规模的资金外逃已经开始，外储在迅速走向枯竭。在这个时候，中共最需要稳定的局面，以延长统治时间。亚投行等于给中共制造新的波动，让中共套上自己设置的绞索，加速中共的灭亡。中共灭亡意味着中国社会崩溃，也就是全面的乱世。对于在中国的投资来说，也意味着需要尽快撤出，也就是股市中的借利好消息出货。只有这样，才能够保全自己的资产，不至于成为中共灭亡的陪葬品。（全文完）
（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