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一专栏】东方之珠的明天：论香港危局（下）
【看中国2015年03月19日讯】（接前文）
香港的城市经营基础困境加剧。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程度，往往在得病时才明显表现出来。同样道理，衡量一个社会的健康程度，不是繁荣时期，而是经济崩溃。过去几年，香港在中美经济刺激的支持下，经济似乎极为火热。但是真正重要的是，香港在未来应对经济崩溃的能力以及崩溃后的恢复能力。根据香港的基本运营模式基础，香港应对经济崩溃的能力极其脆弱，而且难以恢复。这也意味着，香港在经济崩溃后，将面临极为困难的处境，香港民众也将经历漫长的艰难困苦。
大致上，一个社会的基本运营模式包括自然资源禀赋、主导经济模式、基础设施系统、对外交往状况以及最重要的社会（民众）组织模式。对这些组件逐一分析，就可以看出香港面对的核心问题。
自然资源上，香港人多地狭，自然资源匮乏，缺乏纵深腹地。根据2014年中的人口统计，香港人口达到720多万人，全世界排名100位。如此多的人口居住在陆地面积1105平方公里（世界排名183位）的范围内，以至香港的人口密度达到世界第4。从地形上，香港绝大部分面积为丘陵，覆盖着被永久保护的山林、灌木丛等植被。绝大多数香港人居住在面积很小的沿海平地上，人均生活空间狭小拥挤。除了渔业之外，香港无法实现生活自给，粮食、蔬菜和肉蛋奶食品以及大部分基本生活品均需要进口。香港与中国大陆相连，离其它国家和地区距离较远。这样的地理位置意味着，从大陆进口生鲜食品和多种生活必需品相对便宜。但这样的问题是，一旦大陆出现崩溃，香港不仅面临经济崩溃，还有生活用品供应的问题。如果香港能获得足够的外汇，生活成本也会明显提高；如果资金流失又得不到足够的外汇补充，生活物资将短缺又昂贵，香港大多数民众的生活状况将经历严峻考验。
港口经济属于被动型经济，这个经济模式加剧香港的困境。2013年，香港的GDP超过300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35。香港以世界第183位的土地面积，支持第100位的人口，达到GDP第35位的地位，非常了不起。能够实现如此辉煌的业绩，关键的基础是香港作为港口城市的地位。尤其在大陆实施血汗工厂政策后，香港快速放弃制造业，向港口经济集中。港口经济的特点是自己不从事具体生产，而是集中在高收益的物资、资金和人员的中转和分配环节。香港经济规模巨大，主要依靠中转和分配的高收益环节。而港口城市的关键问题是随时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经济景气时，越兴旺繁荣的港口城市，到经济大萧条时，受到的冲击也越大越难以恢复。
2008年后，在美国和中国的共同经济刺激下，香港作为主要中转地，呈现出空前繁荣的表象。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绝大多数香港民众的生活日益艰难。由于香港强化港口经济，制造业大多数消失，失去产品的设计生产、主动开拓国际市场以及国际市场获利的能力。由于港口经济属于被动型经济，只能等待货物运输，从中获取收入，而无法主动拿着产品开拓国际市场。随着大陆崩溃，大陆生产消失，香港缺乏自身生产能力，香港的作为港口城市的作用很大程度消失。当香港失去大部分港口经济收入，自然形成经济崩溃的硬着陆。港口经济发展越繁荣，经济崩溃时，造成的打击也越沉重。
成本极为高昂的基础设施让香港经济更难恢复。根据生于0715的城市成本论，城市属于高建设成本、高维护成本、高维修成本的三高成本经济体。三高成本属于固定成本，难以缩减，只能通过增加收入来保障城市运营。其中，建设成本最高，需要城市良好运营几十年以上，才能逐步消化。所以，在大城市快速发展和繁荣的背后，普遍都有规模巨大的债务。而香港由于独特的地形，建设成本更加高昂。
比如香港新机场建设，从两方面集中反映香港建设成本的高昂：一是空间极为有限，只能废弃旧机场、重建新机场。扩建成本和新建成本，不可同日而语。新建成本只能通过大规模的债务形势，留到未来摊销，直接增加整个社会的运营成本。二是填海建新机场，以及相应的配套附属设施，导致建设成本过于高企。香港新机场在预算的时候，已经是令人吃惊的数字。而在建设中间，一再超支，并且追加资金，到最后实际比预算大大超支，这些成本都以消耗储备和增加债务的形式，摊销到每一位香港人的头上。同理，香港的高档摩天大楼，不是通过拆除旧建筑新建，就是通过填海建设，都意味着极高的建设成本，最终也都以不同方式转移到香港民众的生活成本中。
更重要的是，不论新机场还是摩天大楼，都需要极高的维修和维护成本。不论使用率多低，其成本都差不多。当国际资金撤退、港口经济崩溃后，新机场客流和物流骤减、摩天大楼空置率超高。香港本身已经负债累累，在经济崩溃的情况下，无力继续维护和维修所有的基础设施和建筑。而如果不维修和维护，必然出现大量废弃设施和建筑，不久变得破败不堪，让整个城市更难以恢复。
香港富人的流民心态对香港形成更严重的影响。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中，政府官员和富人因为拥有社会中主要的公私资金，对社会起到关键作用。在社会遭遇各种打击或者灾难的时候，政府官员和富人应当承担起责任，利用自身的能力，组织社会不同的力量，进行自救。在这样的组织下，即使整个社会遭遇重大经济崩溃，也能减弱经济崩溃的影响。但是在香港，不论政府官员和富人，都基于流民心态。
首先，政府官员由大陆中央政府指派，对中央政府效忠。不论个人能力、价值导向还是具体决策，都忽略香港的民众利益和长远发展。1997年香港回归后，各届香港特首都有这样的特点，而现任特首梁振英更是表现的格外扎眼。随着大陆崩溃，香港政府也随之垮台，不仅不能有效组织社会资源，还将加剧社会混乱。
其次，香港富人将香港看作赚钱基础，依托香港的特殊地位赚钱。这些富人拥有香港的主要资产以及相应的庞大组织。这些组织本身就是力量，能够增强整个社会的抗风险能力。但是，绝大多数富人并不真正以香港为家，而是将大量投资分散在世界各地。一旦香港经济危机，富人不是利用自己的财力、影响力和组织能力，带领社会度过难关；而是随时离开，到海外享受自己的投资收益。李嘉诚作为香港首富，看到大陆经济的趋势后，不仅从大陆持续撤资，而且持续抛售香港资产，并且通过资产重组的方式，减少个人在香港的权益。
当政府官员和富人都置香港利益而不顾时，直接影响大量中产阶级的心理，引发越来越多的香港中产阶级移民或者准备移民。由于中产阶级是香港经济的中坚，当中产阶级对香港失去信心和希望，整个香港将沦为一盘散沙。
香港文化日益消极被动，更意味着未来雪上加霜。20世纪，香港在发展制造业的过程中，华人群体知识水平持续提高，融合中西方文化，形成积极学习、开拓进取、团队协作的社会文化。因为在生产过程中，不论设计、制造和市场开拓，都需要这样的文化做支持。香港电影作为香港社会文化的代表，也精彩纷呈。在香港制造业向大陆转移后，这样的社会文化快速褪色。
由于港口经济的空间局限性和工作固定性，人们越来越被桎梏在狭小和固定的生活轨迹与思维轨迹上。移民持续进入香港，导致生活空间日渐狭小，再加上香港房价暴涨，更让大多数人为了买房而挣扎，卑微地生活。2003年港府开放自由行和之后的金融业繁荣后，香港人的核心生活空间更被金融精英和大陆富人占领，进一步腐蚀香港文化。而且，随着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干涉程度日深，香港人的思想和言论空间日益被挤压。一系列的社会环境变化，导致人们的思维在不知不觉改变，整个社会文化日益被动消极。生长在这样环境中的年轻人，因为没有人生经验的对比，难以切身体会到文化的差异。不过，如果将97之前和2015年的社会文化相对比，仅仅18年的世界，就可以看出巨大的变化。
香港政府官员和富人的流民心态，与被动消极的社会文化叠加，意味着香港抗风险能力极弱。当经济崩溃的冲击到来，香港社会将难以有效组织，形成整体的社会崩溃，加剧危机的深度和广度，香港的恢复也更加艰难。
简言之，香港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中，由于深受大陆影响而变得极为脆弱。大陆经济增长如同毒品，最初利诱香港的参与，进而让香港依赖，已经注定香港未来的经济崩溃。今天，全面依赖大陆经济的香港，经济结构极度扭曲，如同重度的吸毒者。在能吸食大陆经济毒品时，香港主要在楼市和股市等方面受益，同时将主要害处留给大部分社会民众；当毒品供应不上，香港由于涉毒太深，必然经历极为痛苦的全面崩溃期。（全文完）
（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