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hill官网 2014年12月13日讯】12月13日，中国大陆将迎来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一天的到来，很多人期盼已久。
2005年，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的赵龙在当年的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提交提案，首次提出把每年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国家公祭日，由国家领导人参与整个公祭活动，以法律或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世界永不忘记，让国人永远铭记。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决定，将每年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南京市对首次公祭日早已着手准备，考虑到公祭日会有大量人流涌入，南京将实施严厉的环境管控，比青奥会还要严；公祭当日，南京2000多工地停工，拉响防空警报，全城车辆停驶鸣笛致哀1分钟，行人就地默哀1分钟。
可以想象，凄厉的警报震动耳膜，77年前悲惨的历史记忆不断复现，将是一次民族情绪的集中调动，更有可能是一种国家意识的重塑。事实上，国内某官媒已发表评论，“国家公祭日：一种培养国家意识的新符号”，认为国家公祭“可以警示我们反抗侵略，有助于培养我们的国家意识。”
需不需要将国家公祭日变成培养国家意识的新符号值得讨论，在我看来，国家公祭首先应视为一次还账，即南京大屠杀77年过去，中共建国65年，才上升为国家层面来哀悼，已经是迟到的缅怀。要知道，早在77年前，日本侵略者进入南京城的第6天，就为他们在攻打南京时阵亡的千余名官兵举行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公祭”。
我不知道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有没有对此举行国家公祭，不管有与没有，这不只是一个执政党的灾难，而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中共夺取政权后，等于自动地承接了这笔历史债务，理应及早设立公祭日，以国家立法和制度的方式来哀悼逝者。65年的姗姗来迟，委实愧对那些被屠杀的生命，让国人失去了太多经历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本该是活生生的教育者。
对战争中的死难者进行公祭，是国际惯例，比如波兰、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将1月27日设为国家级哀悼日，以国家公祭的形式来祭奠二战屠杀中的死难者；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将德国投降的翌日设定为胜利纪念日，在这一天他们为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哀悼，并庆祝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包括联合国2005年确定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国际上有许多类似的公祭日。依葫芦画瓢本不是难事，不知是出于党派意识，还是其他原因，迟迟没有设立国家公祭日，让人费解。
公祭是一种痛苦的选择，祭奠犹如揭开伤疤，直面血淋淋的旧痛，但这是人类走向成熟理性所必须的选择，只有不断地直视伤痛，才能抗拒遗忘，才能反省造成这种伤痛的根源，时时警醒自己，不要重蹈复辙。
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无论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只要有战争，就会有牺牲，就会给无数家庭带来伤痛，这种伤痛不只属于战败国和被侵略者。正是因此，战败国、侵略国德国和意大利公祭二战中的死难者，战胜国、被侵略国俄罗斯等国也公祭二战中的死难者。战胜国、被侵略国俄罗斯等国并不反对德国和意大利进行公祭，反对的只是“任何否定纳粹大屠杀历史事实的做法”，这也是联合国所公认的精神。
单纯以哀悼死难者，尊重生命，反思战争，企求和平为目的的公祭，都应该受到欢迎，包括日本进行的类似公祭。不能说，中国可以公祭自己的死难者，却反对日本公祭自己的死难者，这是另一种形式对生命的不尊重。
我们固然痛恨仇人、侵略者，但是，当仇人、侵略者死掉了，不能继续作恶了，我们是否还应该痛恨？或者说将这种痛恨转移到他的亲朋好友、他的国民同胞身上？这也许合情，但未必合理。一个侵略者不但自己失去了生命，而且给他的父母子女亲人朋友带来巨大的伤痛，这种生命的丧失和伤痛是令人遗憾的。进而言之，不是人非人，是战争把人变成了“非人”，不是人非正义，是这种对生命的剥夺及其残酷的后遗症是非正义。终极而言，我们应该痛恨的是恶本身，而不是行恶的且与恶同归于尽的人。
从中共建国算起，一场早该到来的国家公祭等了65年，是多么漫长。然而，这65年的等待，能不能等来对生命的真诚尊重和对战争的深刻反思，真不好说。倘若还只停留在“雪耻”的民族情绪中，以史为鉴的价值就要大大降低。牢记历史，不是为了累积仇恨，但宽恕死去的敌人，也不等于忘却，而是为了警醒恶本身，是为了避免历史重演，这才是对所有死难者最好的悼念和告慰。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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