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谏诤传统(图)
敢谏鼓
中国很早便形成了谏诤的传统。相传远古尧时曾设鼓于庭堂,使民击之以进谏,称为“敢谏鼓”;舜时设木于道旁,使人书之以谏言,称为“诽谤木”。后来沿袭成制,各代都在朝堂外悬大鼓,臣民有进谏之言或冤抑之情,皆可挝鼓上闻,称为“登闻鼓”。北宋时专设“登闻鼓院”及“登闻检院”,文武官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事关朝政得失、公私利害、军事机密、理雪冤狱及奇方异术等,无成例通进者,均可赴登闻鼓院投进,倘遭拒绝,可再投登闻检院。清初亦曾仿宋制于都察院设“登闻鼓厅”。
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谏官谏议制度成为一项重要的辅政措施被古代各王朝所承袭。如《周礼·地官》言“保氏掌谏王恶”,说明“保氏”即是专掌谏君的谏官。秦汉谏官称谏议大夫,唐时除谏议大夫外,又增设补阙、拾遗,宋代补阙称司谏,拾遗称正言,明清言官地位益重。同时谏诤并不仅仅是专任谏官的专职,也逐渐成为其他臣民的职责和义务。
重视谏诤的作用,提倡犯颜直谏,是历代有远见的政治家和贤明君主的共识。汉代刘向《说苑·臣术》中说:“君有过失而不谏诤,将危国家、殒社稷也。”宋代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认为:“过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唯圣贤为能知而改之。古之圣王,患其有过而不自知也,故设诽谤之木,置敢谏之鼓。”(《资治通鉴》卷12)古代“圣王”的高明之处在于为匡救过失主动创造条件,通过积极接纳进谏补正过失。“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国家之福也。是以人君日夜求之,唯惧弗得。”(《资治通鉴》卷43)臣民的进谏,不仅仅对君主有益,更重要的是对国政得失有补偏救弊之效。所以,《孝经·谏诤》章说:“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把谏诤提到了关系国家社稷安危存亡的高度。对此,作为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曾经对臣僚说:“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贞观政要·求谏》)
围绕对待谏诤的迥异态度,人们将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分为两大类别:那些居安思危、忧勤万机、从谏如流的帝王被称为明君圣主,那些刚愎自用、暴虐武断、弭谤拒谏的君主被称为昏君暗王;那些夙兴夜寐、忧国忧民、直言敢谏、不辞其诛者,被称为骨鲠忠臣,那些苟且偷安、投主所好、巧言令色、阻塞言路、危国害民者,被称为谄佞奸臣。“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鼓)”(《淮南子·主术训》),成为历代君主的楷模;道路以目,人莫敢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语·周语》),周厉王、隋炀帝成为弭谤拒谏、身死国亡的典型。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堵塞言路的贾似道、言过则诛的严嵩,是历代奸臣的代表;鞠躬尽瘁的诸葛亮、君过则谏的魏征、直言不挠的曹修古、忧国奋争的范仲淹、谏不避死的海瑞,是古代忠臣的风范。其中,对谏诤认识尤为深刻,并积极纳谏和进谏的人物当数唐太宗和魏征。
唐太宗在谏诤方面经常以隋为鉴。他认为,隋炀帝“好自矜夸”,“愎谏自贤”,大臣虞世基等阿谀顺旨,杜口无谏,结果隋炀帝被弑,虞世基等身亡。“顺一人之颜性,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所以,唐太宗广开言路,鼓励臣下积极进谏。他说:“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又说,“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朕所为事,若有不当,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贞观政要·求谏》),可谓求谏若渴。唐太宗有任贤纳谏之美,魏征则有辅君进谏之忠。魏征既敢于直谏,又善于进谏,史载从贞观初年到十七年病逝为止,他前后谏诤二百多项,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以及皇帝行为生活等各个方面。唐太宗将魏征的谏诤比作一面镜子,给予很高评价:“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正是由于唐太宗和魏征等君臣之间能做到“臣不以数谏为嫌,君不以数谏为忤”,使得当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形成了“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因此,清朝乾隆皇帝曾不无艳羡地说:“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贞观政要》乾隆序)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触犯)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韩非子·说难》)对于进谏的臣子来说,遇到从谏如流的英明君主固然有幸,但大多数情况下,犯颜直谏的行为往往被视为“逆龙鳞”,而有触忤贬官、下狱、杀头甚至灭门的危险。夏桀囚杀贤臣关龙逢,商纣剖心忠臣比干,吴王夫差剥皮诤臣伍子胥,即是先例。韩非曾详细列举了臣下向君主进言可能遭到杀戮的七种情况:无意说破君主内心秘密者;察知君主借一种公开的行动以掩饰内心的另图者;猜测到君主内心谋划而有泄密之嫌者;君主恩遇不厚而进言奏效者;借礼义以揭发君主过失者;谋略得当君主想独占其功而参与其谋者;要求君主做其不愿做之事者。
批评君主的过失,就好比触犯“逆鳞”,只要君主有一丝不满和猜疑,臣子即刻便要遭殃,这生动反映了君主专制下臣子的谏诤之难。谏诤之臣为了使自己的谏诤之言能被接受,既需要敢谏的胆识,又需要善谏的智慧,由此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进谏态度和方式。一种是忠直死谏。进谏者出于忠君为国或者为了道义名节,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犯颜直上,极陈利害。一种是婉言规谏。它通过旁敲侧击、诙谐言谈、现身说法、见机行事、譬喻讽谏等方式向君主委婉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既避免迁怒君主,又达到谏诤的目的。根据不同的情况,古人将其分别称为讽谏、顺谏、窥谏、谲谏等。这些既反映了臣子在君主专制下谏诤的不易和难以言状的心理,也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进谏者为达目的而注重方式方法的灵活和机智。例如,秦始皇计划修建一个“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的大苑囿,大臣们惧威不敢阻止,优旃却对秦始皇说:“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史记·滑稽列传》)秦始皇因此停止了计划。此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邹忌讽齐王纳谏,触詟说赵太后,淳于髡以鸟喻使齐威王一鸣惊人等故事,都是委婉规谏的典型。可见,婉谏也的确能起到直谏所起不到的效果,所以司马迁说:“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实际上,不管直谏还是婉谏,毕竟都是指责君主过失,仍然要冒很大的风险,历代围绕着谏诤与纳谏上演了多少慷慨悲歌的历史活剧。无数忠直骨鲠之士,为了国家的治乱安危,为了兴利除弊,义无反顾地把谏诤作为责无旁贷的使命,前者赴,后者继,使得这一传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的重要内容和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