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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真资格的老特务胡然……(williamhill官网 )

新老政治囚徒的窝里斗

 2014-10-28 23:29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williamhill官网 2014年10月28日讯】编者按:本网站专栏作家、81岁的老作家铁流先生,9月13日在北京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中共警方带走并遭非法刑事拘留。1957年他曾被中共划为右派遭劳改关押,蒙冤受屈长达23年。他也是本网站《往事微痕》栏目的创始人与主要撰稿人之一,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他此前投稿给本站的部份文章整理后陆续重新发表,以飨读者。

题记:好斗“伟人”毛泽东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故一时间大家就像吃错药的疯子,精神亢奋,何处不是儿子斗老爸。妻子斗丈夫、弟弟斗兄长、妹妹斗姐姐、学生斗老师、徒弟斗师父,亲戚、朋友、邻里更是斗得一塌糊涂了。社会如此,监狱也是如此。为了苟活,只能伤害对方。

“大总管”王慕仁

王慕仁是南溪县税务局的小税官,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中定为“极右”。主要“罪行”是对1955年“肃反运动”不满。

他出身地主家庭,父亲当过国民政府的“七品县令”,自幼生活在殷实之家,不愁穿,不愁吃,过着少爷生活。高中毕业考入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参加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属于左倾人士。

1948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通过父亲关系在一处地方法院当了不足两年的推士,坐堂审案打板子自是业务之事。解放后转到县税务局工作,官至稽征组长。这样的家庭出身,这样的复杂历史,在55年的“肃反运动”中自然是重点批查对象,又批又斗外加关禁闭,积怨于胸,心存不满。

1957年共党“整风”,他作为党外人士邀请到局里“鸣放”,于是他忘乎所以,大谈特谈“肃反运动”对他的不公,要中共按照“哪里搞错,哪里平反”的政策,向他公开道歉,这样便成了全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极右”,一律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凡有历史问题者为“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他当个推事嘴会说,审判时与预审员较劲,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X条X款,说自已仅是言论,构不成“反革命犯罪”,结果弄过“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被判处无期徒刑,1959年初送来这里服刑。

他个子精瘦,小盘子脸,下巴尖削,一嘴络腮胡,三角眼晴窘窘有神,喜欢抽烟,成天默默思考问题,不停地眨巴着眼睛,仍有推事的威严。他是天生的聪明人,来到这里后再不敢和狱吏顶撞,表现得规规矩矩十分听话,他很快为中队长余继发看中,提拔起来做分队学习总纪录。何谓“总纪录”?就是全分队六个学习小组犯人的发言送到他这里汇总,再由他分别归类出各种“反动观点”呈报中队部,有点近似中南海的秘书。笔一歪,可治你于死地;笔一正,让你太平无忧。大家惧他三分,背地称他为“大总管”。

他不住在大监舍里,有一间近八平米属于自已的小房子。房里一张窄窄的木床,一张不大的的办公桌,在床对面有一个木柜,木柜里塞满同改在监舍放不下的东西,统一交他保管。他晚上独一人住在小屋子里,起夜不喊报告,如果夜里整理材料写得太夜深,不但有份四两米的加班饭,早晨还可以不参加集合点名。除此,他一个人还可以在监区里任意走,抽抽烟,品品茶,很是自由。我才去时误认为他是二劳改的“就业员”,十天半月后才闹清他的身份。

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总是把人看得很善良,吃了不少的亏也不吸取教训。先初对他并不提防,每晚下学习去交学习纪录,和他总要多多少少聊几句:一是自巳案情,二是外面的一些见闻。突然一天刘万生管教把我叫到一旁问:黄泽荣,最近你向别人说了些什么不该说的话,这样下去对你处境很不利啊!我一下被打哑了,半天回不过神,想了多一阵才道:报告管教,我没有说过什么不利改造的话,只和王慕仁聊过几句。刘管教“哦”了一声,像明白了什么,思慎了会儿才提醒我说:他入监时间比你长,上下都相信他,你要想办法和他处好关系,协助他搞好分队学习,把人员思想如实地反映上来。

我明白刘说话的意思,一是不愿意让我吃亏,二是不希望我俩针锋相对。王在他心目中印象也不错,我虽初来乍到却是他倚重对像,闹上矛盾不好处理。我思考了几天,是回击还是求和?想去想来决定“和为上”。他是右派,我是右派,右派与右派何必互为仇敌?他为什么出手哩?经过分折是“一山不容二虎”所致,惟恐我夺去他“大总管”位置,来了个先下手为强的招数。为让他尽快知道我不是“虎”,是只没有贪心的猫,办法就是让他了解我。于是,主动将我不服“反右斗争”处理,把写给中共中央总书书邓小平的两万余字的申诉信送给他看,然后拉开窗子亮话:“慕仁兄,你我都是一根藤上的瓜,别再苦上加苦了。你无期,我十二年,无论怎样都比你先取脱(四川话先解系)。唯一希望的是日安一饱,夜图一宿,除此还想什么呢?我初来乍到有不对地方请多关照,我也不会在中队长和管教面前说你坏话,我是个重朋友讲义气的人。”

江湖话叫“拿言语”,社会话叫“甘拜下风”。鬼都听上符,何况人?他化解了心中疑虑,也来了个开门见山:“老黄,不是我有什么地方过不去,这里可怕,都想立功减刑,成天你盯我,我盯你,恨不得明天就回家。你看一组那几个老反革命,哪月不写我几十篇检举揭发材料交给政府啊……”我道:“得讲事实哟!”他三角眼一眨,阴阴地一笑说:什么叫事实?戈倍尔说的“谎言重复三遍就是真理”!说到这里掩上小房木门,压低声音:“你我都当过干部,共产党何曾讲事实?。这个社会坏透了,你不整人,人就整你。老黄呀,从我入监到现在,能坐稳这个位子不容易啊!?过去我信奉基督,一切忍,一切让,可上帝的宽容在这里行不通,只有斗!张声容和你我不是同一道的人,他们是“历反”,我们多少端过共产党几天饭碗,他想坐这个位置没门!像你这样好心肠的人不多了,希望今后我们合作起来,收拾那些“历史反革命”,笔头当歪的时候就得歪,不能一味当善菩萨,被人整了还不知道。”我听着心里冷得打战,总不敢去歪笔头,老记住父母教诲:善恶到头终有报,三尺之上有神明。

“二杆子”吴显成公众的猎物

一夜下了学习,他把我叫到小屋,指着放在桌上的第一小组发言记录,有点激动兴奋地说:吴显成今晚表演得很充分,大放厥词吹嘘美帝国主义实力,说抗日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投降,全靠美国在长琦、广岛扔下的两颗原子弹。刘管教叫我赶快把他的发言整理出来送报管教股。我忙不过来,你帮帮忙。我不知所措,长时间无语。

我和吴显成虽不同组,但对他略有了解。他是古蔺县城区人,原是个搬运工,读书不多只有小学文程度,是个典型的“二杆子”,北方话叫“二百五”,好出风头,喜欢表现。犯罪原因很简单,在那低工资,口粮少的年代,装不饱肚子,成天经常骂领导屁儿黑,不关心职工生活。搬运站站长没办法,一次被他骂火了,便挑衅说:你歪,我惹不起你,你若有胆量就对着县委会大门吼几声:共产党领导屁儿黑,不给老百姓吃饱饭,就是顶呱呱英雄。那天他恰恰喝了点烧酒,心发热,脑发昏,便道:有什么不敢?喊打倒共产党老子都敢。站长顺势纵恿道:英雄!英雄!你去喊,喊了我当众给你磕响头。

吴显成不知厉害,一股风跑到县委大门口公然大喊三声: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当即被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逮捕。审讯中他又和预审员顶牛,说:我喊几声打倒共产党,未必就把共产党打倒了么?除非共产党和美帝国主义一样是“纸老虎”。气得预审员大骂他反动透顶,判了个无期徒刑。在毛泽东极权专制年代,这是了不得的“谋反罪”,不杀已经是宽大,在今天也会抓进监狱。不信你试试?

吴显成所在的三分队一小组,是一窝“历史反革命”,全是人精,想“立功减刑”想得发疯,他便成了大嘶咬的对像。“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的吴显成,在任何地方都是一尊炮,成天只管“咚咚咚”地发射,从不管是否集中目标与后果。每晚政治思想改造的学习会上,他总是第一个抢先发言,惟恐落后了表现不出自已的能耐。他总是一吐为快,竹筒倒豆子倾其所有,是个嘴巴指挥脑袋的人。说到高兴处一脸红光,全身肌肉颤动。

平心而论,他的发言全说的真话实话,没点造假。但他每次一发言下来,就有数十张检举材料飞到中队部,自然成了狱吏关注的重点对像。我远远听着为他捏把汗。一次借没人注意,暗地向他递话:吴显成,嘴巴上加把锁为好。他起昂头,咕着双发红的牛眼睛,不知好歹地回一句:加什么锁?吓得我不敢再言。

今晚王慕仁叫我整理他吹嘘“美帝国主义”的材料,我犯难,真下不了手。吴显成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美帝国主义出兵北部湾,我看越南凶多吉少。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军事强国,武装到了牙齿。当年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日本已打到独山,要不是它的两颗原子弹,日本绝不会无条件投降。”

他的发言应该说没有点错,错在和毛泽东不同调。毛说:日本无条件投降是苏联出兵东北,消灭了日本的关东军才投降的。还说“原子弹有什么了不起?依我看和美帝国主义一样,都是吓人的纸老虎”。上报的材料要把他的发言斩头去尾,拼凑成一篇“恶毒攻击共产党”,为“美帝国主义”叫好的上纲东西。别以为这个“东西”不重要,不定哪一天就成了杀头的“钢鞭”。果不其然到了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吴显成就被杀掉了。

“一窝反革命”的由来

王慕仁称一组是“一窝反革命”,好像自已不在此列。正如年尾祭祖宰鸡,一旁看热闹的鸭子很是幸灾乐祸,以为没有宰到自已,待后来作为菜肴摆在餐席上才有所悟:鸡能上桌当供果,自己只能上餐席填肚。王慕仁就是不能上桌的鸭子,只能在餐席上供人品味的鸡,同是牺牲品。

国民党川南党部总干事张声容

值星员张声容,一个五十多畏畏缩缩的老头,短头秃顶,窿胸佝背,成天无事好像闭着眼睛养神,其实在记录观察别人一言一行。他可风光过,原是国民党川南党部总干事,解放时没去台湾,奉令留下潜伏。解放军一攻下泸州,主动起义投诚,交出潜伏人员全部名单,把共事多年的同伴一个一个送上断头台。他虽有垒垒血债,因立大功免除一死。十几年活得窝囊,不但规规矩矩认罪守法,说句话都得想三遍,成日检查交待“反动思想”,只要有可能就把自巳臭骂一顿,祖宗三代都不倖免。他似乎对生活没有失去信心,总想为中共做点事,可狱吏把他看成一条没脊梁的狗,呼去咋来使唤。他最希望是坐上王慕仁那个位置,总想把对方搞倒。于是表面上和王亲亲热热,内心里恨王恨得要死,可是无论写了多少张检举揭发材料,别人任是“大总管”。他多次拉拢我说:你出身好,当个干部和记者,12年有期徒刑,这个位置你不坐谁坐?我笑笑道:没劲,只想吃饱睡,睡醒吃。他无可奈何地叹口气:你太让得人了。不让能行吗?

国民党的军法官林佛

学习纪录林佛,山东临水人,大个头高长子,看去像只灯杆,直直地高人一头。不知是长期饥饿的原因还是爹妈铸就的体形,脸上没四两肉,身上没半斤膘,可精神特好。他着装讲究,头上戴顶自制的苏加诺黑呢槽帽,身上穿着经自已改制的劳改衣服,挺胸扬头有点杀气。

他原是国民党的军法官,审讯过不少“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好在没有血债。1949年国民党溃败时,他提着皮箱没目的地瞎跑,又惊又饿只好主动投案解脱,获得判处无期徒刑的“宽大处理”。为感谢共产党不杀之恩,他处处争取表现,常常在学习会上声泪俱下痛哭流涕:我有罪!我有罪!对不起党和人民,感谢人民政府不杀之恩,决心走“改恶从善,重做新人”的道路。怎么“重做新人”?就是疯狂地告密,疯狂地厮咬,只要一有休息时间就展纸提笔,不是向政府写坦白交心,就是向狱吏写检举揭发。反正一天写到晚,一晚写到亮,干劲十足毫不疲倦。这也是人生一种寄托,或叫另一款追求境界

真资格的老特务胡然。

年迈花甲的胡然。又是另种类型。他是江苏南京人,一个国民党训练有素的职业特务,熟于跟踪,精于监视,挺有绝招。仅凭对方嘴巴的蠕动,就知道你在说什么?看下你的手和眼睛,就能判断出对方的职业。他善于看人说话,贯于落井下石,是个难对付的咬人狗。任你怎样骂他、辱他,他绝不计较或争胜好上,软得来浑身没点骨架。他的揭发检举材常常是百发百中,杀伤力特强。不知为什么狱吏不喜欢他,背地里骂他是老特务。

我和他交过一次锋,那是1967年“文革夺权”最乱的年代,同组好友“现反”郭兆南不慎卷入周英杰的“暴动越狱案”,戴上脚镣关进小监,引发狱吏猜疑,处境危急。可他杀了出来,咬住我与郭兆南有关系,不是同伙也是知情者。好在中队几个狱吏知我是个明哲保身的人,绝不会卷入此案。后来被我知道是他出的手,决定晓以厉害报这一箭之仇。说也巧,当年“双十节”那天,他突然精神焕发穿一身新衣,我灵机一动立即当着众人面前,向中队长余继发大声告发:报告余中队长,昨晚胡然说梦话喊国民党万岁!说明天是他们的节日要穿新衣服庆祝!

这个训练有术的老特务一时不知所措,连声不选地辩解:我没有呀!我没有呀!是他冤枉我的。余中队长既不支持我的公举,也不默认他的叫屈,不冷不热问一句: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穿这一身新衣服干啥?他一下泄气了,有口难辩。不过狱吏未追究,自此不再和我挑衅,背着向人说:黄泽荣这个家伙厉害,惹不得。要惹得,我早没命了。

刘湘的干儿子莫湘

除此,还有几个是旧军人。一是莫湘,军阀刘湘的干儿子,官至少将师长。他是个矮胖子短身身,光脑袋大嘴巴,坐了十几年大牢还满面红光,据说有养身秘密。不喑政治斗争,更不长于勾心斗角,只知吃喝玩乐嫖女人,是个不求有功只求无过的自保典型。一天除劳动、学习外,不是补衣服就是睡觉,不与人发生纵和横的交往。在政治学习会上带耳朵不带嘴巴,万不得已说几句毛腔毛调的话:历史未来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就要逆历史潮流而动。我在党和政府教育下好不容易认清了历史潮流,一定下决心跟共产党走,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狱吏听得耳朵生茧,打起灯笼火把难找出一句越轨言行。可他也有话多的时候,天天讲那个重复了百多遍的老故事,总是不慌不忙慢悠悠地说:重庆那阵子三天两头跑警报,也不分白天黑天,只要警报一拉响就没命地跑,高一脚低一脚,见防空洞就钻。那时我在城防司令部当团长,负责上清寺一带老百姓疏散,这可是个苦差事捞不到半点油水。不久,我和上清寺一个开馆子的老板娘绞上了,先是眉来眼去,再后是摸一把,捏一下。一个乌蒙蒙的飘雨天,我想日本飞机不会来空袭了,便跑到馆子去借吃饭想过沾花惹草的瘾。老板不在,我便往屋里窜,正好那婆娘在换衣服,白白的一身肉惹得我心发荒,憋不住了,一步上前把她抱上床。她一见是我也不叫喊,任我怎样摆弄。妈屁,正干在兴头上,空袭警报拉响了,一街人乱成一锅粥,没命的四处跑。弟兄们不见指挥官,就一街叫:莫团长!莫团长!我不理塔,干完事提着裤子走出来,火冲地正着神问:吼个球哟?一个弟兄说:我们还以为你被日本鬼子炸弹炸死了哩!我道:是死了,安逸死了。他说完,一阵哈哈笑。就说这挡事,谁也没法写成检举。一次被狱吏听见,顶多骂一句:花里俏枝,也不脸红。

国民党杂牌军团长郭修武

郭修武,一个国民党杂牌军上校团长。他是郭汝槐部下,贴心巴肝,因起义“反水”获罪。他从不承认“起义反水”,但又从未挑明。他是富顺人,家住富顺那个号称小西湖的水边上。那是个十里翠堤,千亩荷花的好地方,景色优美,一眼碧波。书香门弟,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装有一肚墨水,常常击壁呕歌,却无人知其所唱。他性格怪怪,成天不说话不看报,打发日子的办法是抄报上文章。一提起上司郭汝槐就脾暴火气,骂个不停:那妈的不是个好东西,打着老蒋旗号把我们拉出来,说是杂牌变成中央军,共产党打来了又叫我们起义当解放军,弄去弄来又成了反共救国军,到底唱的什么戏,直到今天也不清楚。我们蹲班房他是大官,输嬴都吃钱。去他妈的,还是当大脑壳(即大官意思)好。后来和我同一小组,也是天天抄报纸上文章。一天我问他你抄来干啥?他望着我笑笑说:什么也不干,混混时间,安全保险不出问题,还能练字。我猛的有所悟:一堵防风墙,一堵很好的防风墙!

武棒棒上校邓越

邓越,中央军团长,典型的武棒棒,台儿庄大战的勇士,三年内战的中层指挥官。他身上既留有日本鬼子的子弹,也有准海战役的枪伤,说话发言音粗声大,距三间房远也能听得见。挂在嘴巴的口头蝉是:老子是当兵的,玩枪玩炮,踩着死尸冲出来的。不偷、不抢、不跟国民党,怕个球?那个惹毛老子,老子就和他拼!自保的办法是从破衣上抽丝,然后搓成一根一根的棉线送给大家补衣服。如谁不接受馈赠,便骂谁不是东西。狱吏对他谦让三分,同改中无人敢欺负,爱画猫猫的找不到可写材料,纵是胡然也远远地躲着,怕他毛了揍人。有一次张声容在归纳他发言时,把他反对赫鲁晓夫“三和一少”弄成同意,他发现后二话不说“叭”地一个耳光。打得张回不过神,摸着被打红的脸颊问:你为什么打人?你为什么打人?他板着张铁青脸,气咻咻地说:老子打你用笔杆杀人。最后闹到中队部去,不了了之。胡然不吃眼前亏,见着他总一脸是笑说:郭大爷,你好,你好。他不吃这套,横着眼道:老子不是你大爷,是你太爷!胡然低眉下气,连声说:是,太爷!太爷!

国民党专员的黄道勋

他们中最使我敬佩的有两人,一人是当过国民党专员的黄道勋,一个就是国民党《挺进报》总编高照。

黄道勋浙江绍兴人,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大学,博学多闻,自幼是个才子,被判处无期徒刑,无血债也无劣行。用他的话说是“吃错药,当错官”。1950年被逮捕后即和家里终断关系,自今不知妻儿死活,可他不伤心,仍很乐观,总是说:人生命天注定,贫穷富贵循环来,不然不公平。他与世无争,对谁无仇无恨,成天不是闭目养神就是默诵佛经,重修来世。他曾给我讲了一个很有哲理的故事:有个人在荒郊野外走,突然遇上一只猛虎,吓得没命的瞎跑。他在前面跑,虎在后面追,眼看就要追上了,前面出现一口古井,一根藤蔓横在古井上。他立即攀藤而下藏身古井中,可攀到井中一半,突然看见井底有条蟒蛇,张着血盆大口等着他的到来。他两手紧抓藤蔓,双脚蹬着井石,既不敢上也不敢下。上,猛虎爬在井口;下,蟒蛇张着血盆。在这生命万分垂危之际,突然发现藤蔓上端有个蜂窝,蜂窝里浸满蜜糖,那甜蜜蜜的蜜糖正一点一点往下滴。他立即张着嘴巴,把下滴的蜜糖一点点地吮下喉管……

他讲完这个故事,问我寓意什么?我想了会儿道:为了求活。他点点头说:不只求活求生,还求解脱,这就是人的本性。监狱的囚犯不也这样,随时随刻处危险中,还喜于争斗砍杀,这就是人的本性。

《挺进报》总编高照

高照,一个有典型军人气质的书生,处乱不惊,面危不惧,冷静自若,我行我素。他从不向狱吏告密,更不与张声容、林弗等同流合污,不卑不亢,一副士大夫本色。学习会上也积极发言,但思路慎密无懈可击,字字推敲,句句有据,纵是推事出身的王慕仁,老特工的张声容、胡然,军法官林佛等,也摇头叹惜:这人老练,有水平。他们惧三分,我敬他一丈。从他身上我似乎看到国民党军政人员有过的光点,虽是凤毛麟角却是不泯的风范。如果国民党人有他一半的品质,何致溃守台湾!

吏治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旺,也决定着一个政党的灭亡,千百年来莫不如是。历史重复,人世重复,谁又去吸取教训呢?

除这“一窝历史反革命”外,为管理方便或利于监控,狱吏也插进几个“现反”。除以写过的吴显成外,还有王勇、余定友、黄剑几人。这几人也各具特色,风景那般。

“抗美援朝”的转业军官王勇

王勇,“抗美援朝”的转业军官,也是古蔺县人,曾是一个公社武装部的部长,官虽不大却也是个美差。此人读书不多,却爱民。1961年人为造成的大灾难,千家万户吃不饱穿不暖,丛山叠叠的古蔺县方圆几百里也是饿殍盈道,鸡犬禁声,人相食惨不忍睹。作为公社武装部长的他,不但能吃饱穿暖,还能好酒好肉地过日子。可他不忍心子民活活饿死,不但不制止社员去田边地角偷吃集体的瓜瓜菜菜,还不准各大队民兵去追查制止。他说:男怕背盗,女怕背娼,不饿,谁愿意去偷?公社书记批评他思想右倾,他回顶道:右不右看碗头,饿你十天半月孔夫子都要成强盗。

一天,成百上千饿急的农民,结队到镇里粮库抢粮,他拒绝弹压。事后县里为推卸抢粮责任,定他为肇事者的“黑后台”。他不服,和县委书记争执,在激愤中打了县委书记一耳括子。这还了得,“黑后台”加了三个字“反革命”。那个年代县委书记就是县里“皇帝”,自然作为“现反”抓捕,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不像吴显成伸着脖子让人宰,他是有来必回,绝不放过检举揭发他的人,常常挠腿晃脑骂一帮“历反”说:敲碎骨头也找不到老子反共的东西,可你们是天生的反共坏蛋。扬言:谁个写我一张检举,老子就写他十张。到镇住了些人,对他不敢轻举妄动。

地地道道皮鞋匠黄剑

黄剑,另个类型,粗中有细人物。他自幼是皮鞋匠,抗日战争结束内战爆发,拉去当壮丁送到准海战役前线,很快被共军围困,随部队起义投诚。用他话说,他端过国共两家饭碗,什么都懂得起。1955年转业回到家乡自贡,安排在一家汽车厂当修理工。工资低,活儿重,成天牢骚满腹,从车间主任骂到厂长。为养家活口,在困难年间公开在街上摆起修皮鞋地摊。61年全国开展“社教运动”,他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弄出来批判斗争游街示众。他不服,大骂工作组,定为“坏分子”,被判处三年管制。于是怀恨在心决定和共产党干到底,便纠结厂里几个工人成立“工人抗争党”。这个党一无纲领,二无计划,三无目标,是酒桌上的即兴之作。第二天东窗事发,揭举他的是他的拜把兄弟。他伤心透底,大骂人没良心。来监狱后不认罪,说他的“反革命组织”是子虚乌有,是小娃娃伴“姑姑宴”。他对什么都不相信,对什么人都恨,一句挂在嘴上的口头蝉是:人有良心,鸡儿都长骨头。

国营厂的技术员余定友

余定友一个大长个子,大学文化,某国营厂的技术员,酷爱史学热衷政治,对什么事都喜欢发表评论,十分坚持已见,不轻易服输。他有个最好也是最坏的习惯,就是长年累月地“写日记”。他的日记不是写的姜葱蒜苗,花花草草,全是评论时政。记得最多的是对毛伟人“总路线”、“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的批评,说“总路线”是劳民伤财,和苏联30年新经济一个调调,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大跃进”是大作梦,“超英赶美”异想天开;“大炼钢铁”是大胡闹,瞎折腾,没有几代人的付出根本不能实现;“人民公社”是历史的后退,是封建制回到农奴制。这日记是锁在家里柜子里,告密的人竟是他老婆。他来到这里后虽不再写日记,嘴巴却仍说个不停,一天几只眼睛几支笔跟着他,好在不再评论时政,多是些历史观点,诸如满清为何入关?戌戍变法为什么失败?孙中山为什么辞去临时大总统?检举人很难下笔,狱吏更是看不懂。

这个组人才济济,都是狱中“重量级人物”,每晚学习最为热闹,是管教股抓的重点,不是刘管教来坐镇,就是龚股长来旁听。他们观点新颖,互相争论不休,可忙坏了张声容、胡然,常常开夜车写检举揭发,就像那畏虎惧蟒攀着藤蔓吮蜜的人,在危急中仍不失去希望。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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