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hill官网 2014年10月28日讯】编者按：本网站专栏作家、81岁的老作家铁流先生，9月13日在北京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中共警方带走并遭非法刑事拘留。1957年他曾被中共划为右派遭劳改关押，蒙冤受屈长达23年。他也是本网站《往事微痕》栏目的创始人与主要撰稿人之一，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他此前投稿给本站的部份文章整理后陆续重新发表，以飨读者。
题记：好斗“伟人”毛泽东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故一时间大家就像吃错药的疯子，精神亢奋，何处不是儿子斗老爸。妻子斗丈夫、弟弟斗兄长、妹妹斗姐姐、学生斗老师、徒弟斗师父，亲戚、朋友、邻里更是斗得一塌糊涂了。社会如此，监狱也是如此。为了苟活，只能伤害对方。
“大总管”王慕仁
王慕仁是南溪县税务局的小税官，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中定为“极右”。主要“罪行”是对1955年“肃反运动”不满。
他出身地主家庭，父亲当过国民政府的“七品县令”，自幼生活在殷实之家，不愁穿，不愁吃，过着少爷生活。高中毕业考入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参加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属于左倾人士。
1948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通过父亲关系在一处地方法院当了不足两年的推士，坐堂审案打板子自是业务之事。解放后转到县税务局工作，官至稽征组长。这样的家庭出身，这样的复杂历史，在55年的“肃反运动”中自然是重点批查对象，又批又斗外加关禁闭，积怨于胸，心存不满。
1957年共党“整风”，他作为党外人士邀请到局里“鸣放”，于是他忘乎所以，大谈特谈“肃反运动”对他的不公，要中共按照“哪里搞错，哪里平反”的政策，向他公开道歉，这样便成了全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极右”，一律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凡有历史问题者为“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他当个推事嘴会说，审判时与预审员较劲，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X条X款，说自已仅是言论，构不成“反革命犯罪”，结果弄过“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被判处无期徒刑，1959年初送来这里服刑。
他个子精瘦，小盘子脸，下巴尖削，一嘴络腮胡，三角眼晴窘窘有神，喜欢抽烟，成天默默思考问题，不停地眨巴着眼睛，仍有推事的威严。他是天生的聪明人，来到这里后再不敢和狱吏顶撞，表现得规规矩矩十分听话，他很快为中队长余继发看中，提拔起来做分队学习总纪录。何谓“总纪录”？就是全分队六个学习小组犯人的发言送到他这里汇总，再由他分别归类出各种“反动观点”呈报中队部，有点近似中南海的秘书。笔一歪，可治你于死地；笔一正，让你太平无忧。大家惧他三分，背地称他为“大总管”。
他不住在大监舍里，有一间近八平米属于自已的小房子。房里一张窄窄的木床，一张不大的的办公桌，在床对面有一个木柜，木柜里塞满同改在监舍放不下的东西，统一交他保管。他晚上独一人住在小屋子里，起夜不喊报告，如果夜里整理材料写得太夜深，不但有份四两米的加班饭，早晨还可以不参加集合点名。除此，他一个人还可以在监区里任意走，抽抽烟，品品茶，很是自由。我才去时误认为他是二劳改的“就业员”，十天半月后才闹清他的身份。
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总是把人看得很善良，吃了不少的亏也不吸取教训。先初对他并不提防，每晚下学习去交学习纪录，和他总要多多少少聊几句：一是自巳案情，二是外面的一些见闻。突然一天刘万生管教把我叫到一旁问：黄泽荣，最近你向别人说了些什么不该说的话，这样下去对你处境很不利啊！我一下被打哑了，半天回不过神，想了多一阵才道：报告管教，我没有说过什么不利改造的话，只和王慕仁聊过几句。刘管教“哦”了一声，像明白了什么，思慎了会儿才提醒我说：他入监时间比你长，上下都相信他，你要想办法和他处好关系，协助他搞好分队学习，把人员思想如实地反映上来。
我明白刘说话的意思，一是不愿意让我吃亏，二是不希望我俩针锋相对。王在他心目中印象也不错，我虽初来乍到却是他倚重对像，闹上矛盾不好处理。我思考了几天，是回击还是求和？想去想来决定“和为上”。他是右派，我是右派，右派与右派何必互为仇敌？他为什么出手哩？经过分折是“一山不容二虎”所致，惟恐我夺去他“大总管”位置，来了个先下手为强的招数。为让他尽快知道我不是“虎”，是只没有贪心的猫，办法就是让他了解我。于是，主动将我不服“反右斗争”处理，把写给中共中央总书书邓小平的两万余字的申诉信送给他看，然后拉开窗子亮话：“慕仁兄，你我都是一根藤上的瓜，别再苦上加苦了。你无期，我十二年，无论怎样都比你先取脱（四川话先解系）。唯一希望的是日安一饱，夜图一宿，除此还想什么呢？我初来乍到有不对地方请多关照，我也不会在中队长和管教面前说你坏话，我是个重朋友讲义气的人。”
江湖话叫“拿言语”，社会话叫“甘拜下风”。鬼都听上符，何况人？他化解了心中疑虑，也来了个开门见山：“老黄，不是我有什么地方过不去，这里可怕，都想立功减刑，成天你盯我，我盯你，恨不得明天就回家。你看一组那几个老反革命，哪月不写我几十篇检举揭发材料交给政府啊……”我道：“得讲事实哟！”他三角眼一眨，阴阴地一笑说：什么叫事实？戈倍尔说的“谎言重复三遍就是真理”！说到这里掩上小房木门，压低声音：“你我都当过干部，共产党何曾讲事实？。这个社会坏透了，你不整人，人就整你。老黄呀，从我入监到现在，能坐稳这个位子不容易啊！？过去我信奉基督，一切忍，一切让，可上帝的宽容在这里行不通，只有斗！张声容和你我不是同一道的人，他们是“历反”，我们多少端过共产党几天饭碗，他想坐这个位置没门！像你这样好心肠的人不多了，希望今后我们合作起来，收拾那些“历史反革命”，笔头当歪的时候就得歪，不能一味当善菩萨，被人整了还不知道。”我听着心里冷得打战，总不敢去歪笔头，老记住父母教诲：善恶到头终有报，三尺之上有神明。
“二杆子”吴显成公众的猎物
一夜下了学习，他把我叫到小屋，指着放在桌上的第一小组发言记录，有点激动兴奋地说：吴显成今晚表演得很充分，大放厥词吹嘘美帝国主义实力，说抗日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投降，全靠美国在长琦、广岛扔下的两颗原子弹。刘管教叫我赶快把他的发言整理出来送报管教股。我忙不过来，你帮帮忙。我不知所措，长时间无语。
我和吴显成虽不同组，但对他略有了解。他是古蔺县城区人，原是个搬运工，读书不多只有小学文程度，是个典型的“二杆子”，北方话叫“二百五”，好出风头，喜欢表现。犯罪原因很简单，在那低工资，口粮少的年代，装不饱肚子，成天经常骂领导屁儿黑，不关心职工生活。搬运站站长没办法，一次被他骂火了，便挑衅说：你歪，我惹不起你，你若有胆量就对着县委会大门吼几声：共产党领导屁儿黑，不给老百姓吃饱饭，就是顶呱呱英雄。那天他恰恰喝了点烧酒，心发热，脑发昏，便道：有什么不敢？喊打倒共产党老子都敢。站长顺势纵恿道：英雄！英雄！你去喊，喊了我当众给你磕响头。
吴显成不知厉害，一股风跑到县委大门口公然大喊三声：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当即被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逮捕。审讯中他又和预审员顶牛，说：我喊几声打倒共产党，未必就把共产党打倒了么？除非共产党和美帝国主义一样是“纸老虎”。气得预审员大骂他反动透顶，判了个无期徒刑。在毛泽东极权专制年代，这是了不得的“谋反罪”，不杀已经是宽大，在今天也会抓进监狱。不信你试试？
吴显成所在的三分队一小组，是一窝“历史反革命”，全是人精，想“立功减刑”想得发疯，他便成了大嘶咬的对像。“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的吴显成，在任何地方都是一尊炮，成天只管“咚咚咚”地发射，从不管是否集中目标与后果。每晚政治思想改造的学习会上，他总是第一个抢先发言，惟恐落后了表现不出自已的能耐。他总是一吐为快，竹筒倒豆子倾其所有，是个嘴巴指挥脑袋的人。说到高兴处一脸红光，全身肌肉颤动。
平心而论，他的发言全说的真话实话，没点造假。但他每次一发言下来，就有数十张检举材料飞到中队部，自然成了狱吏关注的重点对像。我远远听着为他捏把汗。一次借没人注意，暗地向他递话：吴显成，嘴巴上加把锁为好。他起昂头，咕着双发红的牛眼睛，不知好歹地回一句：加什么锁？吓得我不敢再言。
今晚王慕仁叫我整理他吹嘘“美帝国主义”的材料，我犯难，真下不了手。吴显成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美帝国主义出兵北部湾，我看越南凶多吉少。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军事强国，武装到了牙齿。当年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日本已打到独山，要不是它的两颗原子弹，日本绝不会无条件投降。”
他的发言应该说没有点错，错在和毛泽东不同调。毛说：日本无条件投降是苏联出兵东北，消灭了日本的关东军才投降的。还说“原子弹有什么了不起？依我看和美帝国主义一样，都是吓人的纸老虎”。上报的材料要把他的发言斩头去尾，拼凑成一篇“恶毒攻击共产党”，为“美帝国主义”叫好的上纲东西。别以为这个“东西”不重要，不定哪一天就成了杀头的“钢鞭”。果不其然到了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吴显成就被杀掉了。
“一窝反革命”的由来
王慕仁称一组是“一窝反革命”，好像自已不在此列。正如年尾祭祖宰鸡，一旁看热闹的鸭子很是幸灾乐祸，以为没有宰到自已，待后来作为菜肴摆在餐席上才有所悟：鸡能上桌当供果，自己只能上餐席填肚。王慕仁就是不能上桌的鸭子，只能在餐席上供人品味的鸡，同是牺牲品。
国民党川南党部总干事张声容
值星员张声容，一个五十多畏畏缩缩的老头，短头秃顶，窿胸佝背，成天无事好像闭着眼睛养神，其实在记录观察别人一言一行。他可风光过，原是国民党川南党部总干事，解放时没去台湾，奉令留下潜伏。解放军一攻下泸州，主动起义投诚，交出潜伏人员全部名单，把共事多年的同伴一个一个送上断头台。他虽有垒垒血债，因立大功免除一死。十几年活得窝囊，不但规规矩矩认罪守法，说句话都得想三遍，成日检查交待“反动思想”，只要有可能就把自巳臭骂一顿，祖宗三代都不倖免。他似乎对生活没有失去信心，总想为中共做点事，可狱吏把他看成一条没脊梁的狗，呼去咋来使唤。他最希望是坐上王慕仁那个位置，总想把对方搞倒。于是表面上和王亲亲热热，内心里恨王恨得要死，可是无论写了多少张检举揭发材料，别人任是“大总管”。他多次拉拢我说：你出身好，当个干部和记者，12年有期徒刑，这个位置你不坐谁坐？我笑笑道：没劲，只想吃饱睡，睡醒吃。他无可奈何地叹口气：你太让得人了。不让能行吗？
国民党的军法官林佛
学习纪录林佛，山东临水人，大个头高长子，看去像只灯杆，直直地高人一头。不知是长期饥饿的原因还是爹妈铸就的体形，脸上没四两肉，身上没半斤膘，可精神特好。他着装讲究，头上戴顶自制的苏加诺黑呢槽帽，身上穿着经自已改制的劳改衣服，挺胸扬头有点杀气。
他原是国民党的军法官，审讯过不少“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好在没有血债。1949年国民党溃败时，他提着皮箱没目的地瞎跑，又惊又饿只好主动投案解脱，获得判处无期徒刑的“宽大处理”。为感谢共产党不杀之恩，他处处争取表现，常常在学习会上声泪俱下痛哭流涕：我有罪！我有罪！对不起党和人民，感谢人民政府不杀之恩，决心走“改恶从善，重做新人”的道路。怎么“重做新人”？就是疯狂地告密，疯狂地厮咬，只要一有休息时间就展纸提笔，不是向政府写坦白交心，就是向狱吏写检举揭发。反正一天写到晚，一晚写到亮，干劲十足毫不疲倦。这也是人生一种寄托，或叫另一款追求境界
真资格的老特务胡然。
年迈花甲的胡然。又是另种类型。他是江苏南京人，一个国民党训练有素的职业特务，熟于跟踪，精于监视，挺有绝招。仅凭对方嘴巴的蠕动，就知道你在说什么？看下你的手和眼睛，就能判断出对方的职业。他善于看人说话，贯于落井下石，是个难对付的咬人狗。任你怎样骂他、辱他，他绝不计较或争胜好上，软得来浑身没点骨架。他的揭发检举材常常是百发百中，杀伤力特强。不知为什么狱吏不喜欢他，背地里骂他是老特务。
我和他交过一次锋，那是1967年“文革夺权”最乱的年代，同组好友“现反”郭兆南不慎卷入周英杰的“暴动越狱案”，戴上脚镣关进小监，引发狱吏猜疑，处境危急。可他杀了出来，咬住我与郭兆南有关系，不是同伙也是知情者。好在中队几个狱吏知我是个明哲保身的人，绝不会卷入此案。后来被我知道是他出的手，决定晓以厉害报这一箭之仇。说也巧，当年“双十节”那天，他突然精神焕发穿一身新衣，我灵机一动立即当着众人面前，向中队长余继发大声告发：报告余中队长，昨晚胡然说梦话喊国民党万岁！说明天是他们的节日要穿新衣服庆祝！
这个训练有术的老特务一时不知所措，连声不选地辩解：我没有呀！我没有呀！是他冤枉我的。余中队长既不支持我的公举，也不默认他的叫屈，不冷不热问一句：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穿这一身新衣服干啥？他一下泄气了，有口难辩。不过狱吏未追究，自此不再和我挑衅，背着向人说：黄泽荣这个家伙厉害，惹不得。要惹得，我早没命了。
刘湘的干儿子莫湘
除此，还有几个是旧军人。一是莫湘，军阀刘湘的干儿子，官至少将师长。他是个矮胖子短身身，光脑袋大嘴巴，坐了十几年大牢还满面红光，据说有养身秘密。不喑政治斗争，更不长于勾心斗角，只知吃喝玩乐嫖女人，是个不求有功只求无过的自保典型。一天除劳动、学习外，不是补衣服就是睡觉，不与人发生纵和横的交往。在政治学习会上带耳朵不带嘴巴，万不得已说几句毛腔毛调的话：历史未来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就要逆历史潮流而动。我在党和政府教育下好不容易认清了历史潮流，一定下决心跟共产党走，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狱吏听得耳朵生茧，打起灯笼火把难找出一句越轨言行。可他也有话多的时候，天天讲那个重复了百多遍的老故事，总是不慌不忙慢悠悠地说：重庆那阵子三天两头跑警报，也不分白天黑天，只要警报一拉响就没命地跑，高一脚低一脚，见防空洞就钻。那时我在城防司令部当团长，负责上清寺一带老百姓疏散，这可是个苦差事捞不到半点油水。不久，我和上清寺一个开馆子的老板娘绞上了，先是眉来眼去，再后是摸一把，捏一下。一个乌蒙蒙的飘雨天，我想日本飞机不会来空袭了，便跑到馆子去借吃饭想过沾花惹草的瘾。老板不在，我便往屋里窜，正好那婆娘在换衣服，白白的一身肉惹得我心发荒，憋不住了，一步上前把她抱上床。她一见是我也不叫喊，任我怎样摆弄。妈屁，正干在兴头上，空袭警报拉响了，一街人乱成一锅粥，没命的四处跑。弟兄们不见指挥官，就一街叫：莫团长！莫团长！我不理塔，干完事提着裤子走出来，火冲地正着神问：吼个球哟？一个弟兄说：我们还以为你被日本鬼子炸弹炸死了哩！我道：是死了，安逸死了。他说完，一阵哈哈笑。就说这挡事，谁也没法写成检举。一次被狱吏听见，顶多骂一句：花里俏枝，也不脸红。
国民党杂牌军团长郭修武
郭修武，一个国民党杂牌军上校团长。他是郭汝槐部下，贴心巴肝，因起义“反水”获罪。他从不承认“起义反水”，但又从未挑明。他是富顺人，家住富顺那个号称小西湖的水边上。那是个十里翠堤，千亩荷花的好地方，景色优美，一眼碧波。书香门弟，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装有一肚墨水，常常击壁呕歌，却无人知其所唱。他性格怪怪，成天不说话不看报，打发日子的办法是抄报上文章。一提起上司郭汝槐就脾暴火气，骂个不停：那妈的不是个好东西，打着老蒋旗号把我们拉出来，说是杂牌变成中央军，共产党打来了又叫我们起义当解放军，弄去弄来又成了反共救国军，到底唱的什么戏，直到今天也不清楚。我们蹲班房他是大官，输嬴都吃钱。去他妈的，还是当大脑壳（即大官意思）好。后来和我同一小组，也是天天抄报纸上文章。一天我问他你抄来干啥？他望着我笑笑说：什么也不干，混混时间，安全保险不出问题，还能练字。我猛的有所悟：一堵防风墙，一堵很好的防风墙！
武棒棒上校邓越
邓越，中央军团长，典型的武棒棒，台儿庄大战的勇士，三年内战的中层指挥官。他身上既留有日本鬼子的子弹，也有准海战役的枪伤，说话发言音粗声大，距三间房远也能听得见。挂在嘴巴的口头蝉是：老子是当兵的，玩枪玩炮，踩着死尸冲出来的。不偷、不抢、不跟国民党，怕个球？那个惹毛老子，老子就和他拼！自保的办法是从破衣上抽丝，然后搓成一根一根的棉线送给大家补衣服。如谁不接受馈赠，便骂谁不是东西。狱吏对他谦让三分，同改中无人敢欺负，爱画猫猫的找不到可写材料，纵是胡然也远远地躲着，怕他毛了揍人。有一次张声容在归纳他发言时，把他反对赫鲁晓夫“三和一少”弄成同意，他发现后二话不说“叭”地一个耳光。打得张回不过神，摸着被打红的脸颊问：你为什么打人？你为什么打人？他板着张铁青脸，气咻咻地说：老子打你用笔杆杀人。最后闹到中队部去，不了了之。胡然不吃眼前亏，见着他总一脸是笑说：郭大爷，你好，你好。他不吃这套，横着眼道：老子不是你大爷，是你太爷！胡然低眉下气，连声说：是，太爷！太爷！
国民党专员的黄道勋
他们中最使我敬佩的有两人，一人是当过国民党专员的黄道勋，一个就是国民党《挺进报》总编高照。
黄道勋浙江绍兴人，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大学，博学多闻，自幼是个才子，被判处无期徒刑，无血债也无劣行。用他的话说是“吃错药，当错官”。1950年被逮捕后即和家里终断关系，自今不知妻儿死活，可他不伤心，仍很乐观，总是说：人生命天注定，贫穷富贵循环来，不然不公平。他与世无争，对谁无仇无恨，成天不是闭目养神就是默诵佛经，重修来世。他曾给我讲了一个很有哲理的故事：有个人在荒郊野外走，突然遇上一只猛虎，吓得没命的瞎跑。他在前面跑，虎在后面追，眼看就要追上了，前面出现一口古井，一根藤蔓横在古井上。他立即攀藤而下藏身古井中，可攀到井中一半，突然看见井底有条蟒蛇，张着血盆大口等着他的到来。他两手紧抓藤蔓，双脚蹬着井石，既不敢上也不敢下。上，猛虎爬在井口；下，蟒蛇张着血盆。在这生命万分垂危之际，突然发现藤蔓上端有个蜂窝，蜂窝里浸满蜜糖，那甜蜜蜜的蜜糖正一点一点往下滴。他立即张着嘴巴，把下滴的蜜糖一点点地吮下喉管……
他讲完这个故事，问我寓意什么？我想了会儿道：为了求活。他点点头说：不只求活求生，还求解脱，这就是人的本性。监狱的囚犯不也这样，随时随刻处危险中，还喜于争斗砍杀，这就是人的本性。
《挺进报》总编高照
高照，一个有典型军人气质的书生，处乱不惊，面危不惧，冷静自若，我行我素。他从不向狱吏告密，更不与张声容、林弗等同流合污，不卑不亢，一副士大夫本色。学习会上也积极发言，但思路慎密无懈可击，字字推敲，句句有据，纵是推事出身的王慕仁，老特工的张声容、胡然，军法官林佛等，也摇头叹惜：这人老练，有水平。他们惧三分，我敬他一丈。从他身上我似乎看到国民党军政人员有过的光点，虽是凤毛麟角却是不泯的风范。如果国民党人有他一半的品质，何致溃守台湾！
吏治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旺，也决定着一个政党的灭亡，千百年来莫不如是。历史重复，人世重复，谁又去吸取教训呢？
除这“一窝历史反革命”外，为管理方便或利于监控，狱吏也插进几个“现反”。除以写过的吴显成外，还有王勇、余定友、黄剑几人。这几人也各具特色，风景那般。
“抗美援朝”的转业军官王勇
王勇，“抗美援朝”的转业军官，也是古蔺县人，曾是一个公社武装部的部长，官虽不大却也是个美差。此人读书不多，却爱民。1961年人为造成的大灾难，千家万户吃不饱穿不暖，丛山叠叠的古蔺县方圆几百里也是饿殍盈道，鸡犬禁声，人相食惨不忍睹。作为公社武装部长的他，不但能吃饱穿暖，还能好酒好肉地过日子。可他不忍心子民活活饿死，不但不制止社员去田边地角偷吃集体的瓜瓜菜菜，还不准各大队民兵去追查制止。他说：男怕背盗，女怕背娼，不饿，谁愿意去偷？公社书记批评他思想右倾，他回顶道：右不右看碗头，饿你十天半月孔夫子都要成强盗。
一天，成百上千饿急的农民，结队到镇里粮库抢粮，他拒绝弹压。事后县里为推卸抢粮责任，定他为肇事者的“黑后台”。他不服，和县委书记争执，在激愤中打了县委书记一耳括子。这还了得，“黑后台”加了三个字“反革命”。那个年代县委书记就是县里“皇帝”，自然作为“现反”抓捕，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不像吴显成伸着脖子让人宰，他是有来必回，绝不放过检举揭发他的人，常常挠腿晃脑骂一帮“历反”说：敲碎骨头也找不到老子反共的东西，可你们是天生的反共坏蛋。扬言：谁个写我一张检举，老子就写他十张。到镇住了些人，对他不敢轻举妄动。
地地道道皮鞋匠黄剑
黄剑，另个类型，粗中有细人物。他自幼是皮鞋匠，抗日战争结束内战爆发，拉去当壮丁送到准海战役前线，很快被共军围困，随部队起义投诚。用他话说，他端过国共两家饭碗，什么都懂得起。1955年转业回到家乡自贡，安排在一家汽车厂当修理工。工资低，活儿重，成天牢骚满腹，从车间主任骂到厂长。为养家活口，在困难年间公开在街上摆起修皮鞋地摊。61年全国开展“社教运动”，他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弄出来批判斗争游街示众。他不服，大骂工作组，定为“坏分子”，被判处三年管制。于是怀恨在心决定和共产党干到底，便纠结厂里几个工人成立“工人抗争党”。这个党一无纲领，二无计划，三无目标，是酒桌上的即兴之作。第二天东窗事发，揭举他的是他的拜把兄弟。他伤心透底，大骂人没良心。来监狱后不认罪，说他的“反革命组织”是子虚乌有，是小娃娃伴“姑姑宴”。他对什么都不相信，对什么人都恨，一句挂在嘴上的口头蝉是：人有良心，鸡儿都长骨头。
国营厂的技术员余定友
余定友一个大长个子，大学文化，某国营厂的技术员，酷爱史学热衷政治，对什么事都喜欢发表评论，十分坚持已见，不轻易服输。他有个最好也是最坏的习惯，就是长年累月地“写日记”。他的日记不是写的姜葱蒜苗，花花草草，全是评论时政。记得最多的是对毛伟人“总路线”、“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的批评，说“总路线”是劳民伤财，和苏联30年新经济一个调调，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大跃进”是大作梦，“超英赶美”异想天开；“大炼钢铁”是大胡闹，瞎折腾，没有几代人的付出根本不能实现；“人民公社”是历史的后退，是封建制回到农奴制。这日记是锁在家里柜子里，告密的人竟是他老婆。他来到这里后虽不再写日记，嘴巴却仍说个不停，一天几只眼睛几支笔跟着他，好在不再评论时政，多是些历史观点，诸如满清为何入关？戌戍变法为什么失败？孙中山为什么辞去临时大总统？检举人很难下笔，狱吏更是看不懂。
这个组人才济济，都是狱中“重量级人物”，每晚学习最为热闹，是管教股抓的重点，不是刘管教来坐镇，就是龚股长来旁听。他们观点新颖，互相争论不休，可忙坏了张声容、胡然，常常开夜车写检举揭发，就像那畏虎惧蟒攀着藤蔓吮蜜的人，在危急中仍不失去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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