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中国“恶梦”？(图)

中国广州，一位女士从一个乞丐前面漠然走过。（美国之音图片）

【williamhill官网 2014年09月19日讯】据总部设在新加坡的国家财富研究组织Wealth X 和瑞士银行（UBS）周三发布的2014年度“全球亿万富翁普查”报告，全世界亿万富翁（身家超过10亿美元资产）以美国最多—571位，中国其次达到190位，然后是英国130位。印度100名，排第六。香港有82位，亚洲排名第三。然后是日本（33），新加坡（32），台湾（29），韩国（21）。中国文化报上周末（12日）报道，至去年底，中国资产上百亿者有三百，十亿富豪8300人，亿元富豪6.7万。

数字可能不一，但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和美国的亿万富豪之多，世界领先，笑傲群雄，尽管美中两国富豪实际人数仍然相差不少。

中国富人知多少，意识形态管不着

中国、中国人、还是中国富豪或豪富（如遍世界撒钱的陈光标们）的腰包鼓起来了？看重经济和民生的朱镕基和温家宝访美时都提到这个问题。他们都说：整体看来，中国的确腰包鼓了（GDP大幅度增加），但具体按人头分到13亿人身上，则少的可怜，如果不说微不足道的话。

有关富豪和豪富们调查，中国国家统计局不会去做，或者做了也不会（不敢不愿）公布，因为中国宪法上写着其还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各种意义来说，马列主义毛思想及其用之武装起来的共产党是同亿万富豪风马牛不相及格格不入的。邓小平力图把两者融合起来遭到毛左们强烈反对，以至于历时多年“不争论”后，江泽民才好不容易将资本家塞入党内。

中国亿万富豪（王健林、宗庆后、马云、马化腾、李彦宏、梁稳根们，姑且先不论香港的李嘉诚们），怕不怕有朝一日主政者左转翻脸回归马列毛原教旨，他们再度被变回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也许马云不害怕，因为他已经说了邓小平很多好话，毕竟中国拍板者终归还是红二代们。

中共18大上差点成为中委的梁稳根在17大上对美国之音说： “我刚下海时，有朋友就对我说，如果再来一次斗地主分田地，你怎么办？我当时的回答是这样的：既然中国都没有希望了，那还追求个人的希望干什么？如果中国真有这么一天（打土豪分田地），我认为中国就没有希望了。”

中国富豪多，冤民也不少

有维权人士说，中国富豪多，冤民到处走。在中国这个社会里，这两种人应是橄榄球两端，都是少数。国家统计局不会做富豪调查统计，同理，有关访民冤民的调查统计，国家信访局可能会做，但不会公布。

就在豪富们日益增加、陈光标满世界撒钱的同时，去年年底世界人权日前夕，13名湖北拆迁上访民众在北京集体喝农药自杀。在中国，到底有多少访民，有多少“越级上访”，有多少冤民，有多少自杀，这些数字都是秘而不宣的。

百度百科说：访民多数是中年人，女性，中专以下学历，90/%是上访一年以上的。上访四年甚至十年以上者占一半。70%上访者来自农村和小城镇，上访原因很多，突出的是拆迁案，大多要求经济赔偿。

现代化，姓资还是姓社

清华大学中文教授旷新年（18日）在新华思客上发表文章说，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离开土地和“消灭农民”的过程。他说：1990年代，中国加速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数亿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成为“农民工”。旷新年说，除了老弱病残，农村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自己的家乡。现代化、工业化人口和城市化的浪潮汹涌澎湃。中国的现代化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中国城市人口已迅速超过了农村人口。“在新世纪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拆迁”成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和景观。农村的空虚和衰败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 ”

如何现代化？白猫还是黑猫？通过社会主义草还是资本主义苗？

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在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和实践中，中国的贫富悬殊进一步拉大，毛派为之捶胸顿足，悲愤不已，自由派也和维权人士一道，为拆迁遭难和所有人权受压事件疾呼呐喊。

贫富悬殊导致维不稳？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的世界通用的贫富悬殊指数。这是一个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用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是国际上用来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分析指标。中国北大社科调查中心不久前推出《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其中说中国2012年基尼系数为0.73。而这个系数在1995年是0.45，2002年是0.55。按照国际标准，0.4是警戒线，超出警戒线就意味着有可能引起社会不稳。

中国经济学者蔡慎坤（9月15日）发表文章说，该报告说，顶端的1%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底端的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蔡慎坤说：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

文章说，中国基尼系数已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未来中国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造成社会动荡甚至政权稳定。而维稳经费被外界解读为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国外，而是国内，尖锐的社会矛盾并没有随着维稳经费飙高得到有效化解。”

2012年，外界有报道说，中国的维稳经费超过7000亿，超过了军费开支，而中国财政部说，财政拨出的7017.63亿为公共安全支出预算，不能算为维稳经费。中国有590个贫困县，许多县年财政收也就是十亿。被迫去国的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说，监控他的地方干部透露，光是用来对付他这个山东沂南“赤脚农民律师”的“维稳经费”就有数千万。

中国学者蔡慎坤说，从历史角度看，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必须慎重处理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不能任凭贫富悬殊无限扩大。他说：“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完全取决于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如果中国的发展只是让极少数人富起来，绝大多数人长期只能维持温饱亦或艰难度日，中国将会很快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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