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艺术载体，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巨大的传统文化传承作用。在纸帛、崖壁、碑刻上，甚至在铸造的中国古钱币里，都能一睹中国书法艺术的风采。
中国古代钱币上的文字，即币文，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汉字书体，不但篆、隶、行、楷、草俱全，还有多种书法变体，如悬针篆、九叠篆、瘦金书等。除汉字外，中国古币还保留有辽、西夏、满、蒙、回鹘、突厥、吐蕃、女真、苗等多数民族的文字。可以说，币文不但是中国各民族文字传承的历史记录载体，而且纵观其书法演变，堪称一部中国文字书法艺术的演变和发展史。
春秋战国时期，刀、布、圆钱和蚁鼻钱的币文为大篆。秦、汉至隋朝币文为小篆，也包括一些异体。唐朝以后盛行隶书。北宋时期则是篆、隶、楷、行、草各书俱全。南宋至明、清时期均以楷书为主，间或有篆、隶字体，还出现蒙、满、回等民族文字。而且，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币文上，不乏书法大家的墨宝或皇帝御书，弥足珍贵。
春秋战国时期的钱币上，文字少者一字，多者六字，所采用的方笔，表现了金文雄浑典丽、严谨端正的风韵。
秦统一货币后，取义于“天圆地方”的方孔圆币成为绵延数千年造币的规范模式。秦所铸钱币上的小篆“半两”二字，为宰相李斯所书。字体雄劲挺秀，稳健刚毅，开币文之先河。这些古币使用期长达700多年，对汉字的规范和发展起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至西汉，王莽几次铸造的钱币形态各异，币文多用“悬针篆”。如公元14年所铸的“货布”，字体狭长，笔画纤细工整，状若悬针，显得方润古雅而又奇特。
三国时期吴国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币为当时著名书法家皇象所书，皆为玉箸体篆书，气韵飞动，遒劲潇洒。
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的“孝建四铢”所用为“薤叶”书体。薤叶书体是在悬针篆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而成，字体瘦细婉转，流畅清逸，体势运用恰当，给人清新之感。北周通用的“布泉”“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钱，则均采用玉筋篆，笔画浑厚有力，古朴稳重，婉圆流畅，被称为“篆法绝工”、“六朝之冠”。
发展至唐，币文书法艺术百花齐放，行草隶篆，各领风骚。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铸造的“开元通宝”为盛唐大书法家欧阳询之手笔，书体介于汉隶与缪篆之间，笔力劲险严整，点画方雅，结构开朗爽健，俊秀飘逸。
五代十国时期的“唐国通宝”由南唐五代著名书法家徐铉分别用篆、楷两种书体书写而成。其篆书细长俏丽，浑重工整，笔意绝类；楷书简朴高古，瘦劲雄强，两相配对，布局严整，笔迹新颖佳妙，珠联璧合，胜似天地之作。
古币文字的书法创作最发达时期则是在两宋。北宋古币文上，真、草、隶、篆、行、瘦金等体无所不有。清代乾嘉年间的古钱学家翁树培在《古泉汇考》中说：“北宋钱字体不同，而模范特精，笔画飞动，飘逸如活，能肖其神，然也因其书法，实各臻其妙，是以作范者能传之。”
北宋时期，宋太宗赵光义铸“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御书中楷、行、草并用，世称“三体钱”，创中国最早的“御书钱”。其字大气磅礴，透出一代天子之气，为人称道。后有“景德元宝”“祥符元宝”楷书为宋真宗赵恒所书；“元丰通宝” 篆、行、隶三体，行书为宋神宗所书。而且，此后的各朝皇帝所铸“年号钱”，大都采用两种书体书写，世称“对书钱”，诸如“景佑元宝”、“嘉佑通宝”、“熙宁元宝”等，或楷篆并用，或隶篆并用，不一而足。
宋代币文书法艺术的繁荣，不光是字体的多样化，更表现在一些大书法家的笔墨参与。当时包括“宋四家”在内的各重要书法家，均有杰作出现，无论草书、行书、篆书、隶书、楷书及至瘦金各体，在古币上皆有展露，成为一时风尚。
北宋“元丰通宝”的隶书是书法史上“宋四家”之一的苏轼所书，字体丰润自如，飘逸豪放，气势贯通，可谓神品。北宋末年的“崇宁通宝”、“大观通宝”是宋徽宗赵诘的铁划银钩瘦金书。字体轻快利落，刚劲挺拔，出神入化，叹为观止，至今堪称历代帝王书法第一人。此时币文书法艺术可谓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令后来者难以逾越。
自南宋淳熙后，币文向单一化宋楷体发展，呈式微趋势。币文书法艺术开始进入百花“凋零”，“一枝”独放的状态，形成了币文艺术特征不多、钱面文正呆滞的局面。虽然后来也出现了如金代著名书法家党怀英以玉著篆体书写的 “泰和重宝”、元代著名书法家周伯琦的楷书“至正之宝”等币文，但是这种币文单一化的局面一直延续了有九百余年。至清代咸丰年间，币文稍有起色，大钱“咸丰元宝”系书法名家戴熙所书，但也只是昙花一现。
中国古币的币文无论从文字的种类，还是从内容上看，都十分丰富，在世界钱币界可谓独树一帜，被誉为“东方钱币”的代表。它的文字独一无二性和书法的艺术性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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