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妹:一代俊杰至死不明白的悲剧人生
三妹: ——忆我的大伯刘导生
【williamhill官网 2014年03月14日讯】我的大伯刘导生于二0一四年一月九日去世，享年一百零一岁。他是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也曾是在世的最后一位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学生领袖，他的去世预示着老一代共产党人的消亡。
导生大伯是我奶奶的大弟弟的长子，一九一三年生于江苏省丰县刘小营镇。一九二七年，导生十四岁时来到北平投奔我的奶奶，自此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从此跟随已是共产党人的我的奶奶、他的四姑走上共产革命之路。
导生一到北平，奶奶就托共产党员胡玉升(又名胡健)帮他补习功课。胡玉升曾是奶奶任教的香山慈幼院的毕业生，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读书，他在给导生补习功课的同时引导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奶奶也对导生灌输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还介绍他去读一本名为《三十三年落花梦》的书，书中主要描写孙中山在伦敦的患难经历，作者是研究孙中山的日本人宫琦寅藏，此书对导生这个乡村少年影响巨大。导生到北平一年后的一九二八年秋考上北京师大男附中，入学半年内就加入了共产党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并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参加“反帝大同盟”组织的游行示威。那天，六十多个激进的高中学生，一路高喊口号游行至南新华街，砸了国民党的区党部，与警察发生冲突，一行人全部被捕。为救导生出狱，奶奶辗转托人，先找到自己的老友国民党元老熊观民，熊观民又找到国民党元老邹鲁，经邹鲁介绍找到北平警备司令楚溪春，费尽周折才见到狱中的刘导生。
一九三三年夏，导生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导生刚入北京大学那两年，正是北平地下共产党频临灭亡之时。根据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代理书记朱理治回忆，当时，北平只有十余名共产党员了。一九三五年五月时，国民政府又发动了一次大逮捕，仅剩的几名共产党员全部藏匿起来，停止了活动。到秋天时，日本进犯华北迫在眉睫，国民政府为了备战抗日而无暇他顾，放松了对共产党的镇压，北平共产党又开始暗中蠢蠢欲动。导生就是在这共产党九死一生的关头参加了共产党，成为北大学潮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并与北平其他大学联合共同发起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这场学生运动使北平地下共产党死灰复燃。
那是一九三五年十月的一个下午，导生在学校遇到了数学系的同学俞启威(后改名黄敬，中共建政后任天津市第一任市长)，俩人相谈甚欢，一拍即合。俞启威是共产党员，他马上介绍刘导生加入了共产党，并与北大仅有的两名共产党员一起建立了秘密的北大党支部，导生任党支部书记。
当时导生手下只有两名共产党员和三名共青团员，他们这几个人在北大学生中宣传鼓动，与其它大、中学校频繁联络，并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联合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最后，经北平市地下共产党委员会决定，全北平的各大学联合起来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举行大游行。
一二·九学运发起后，共产党党中央决定把共青团改名为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刘导生担任民先队总秘书长。
一九三六年三月初，北平市共产党委员会决定由导生负责建立北平民先总队部秘密机关和印刷厂，完成此项任务的同时导生还和俞启威建立了民先队的共产党党组，由俞启威任党书记。半年内，民先队由初创的三百多人发展到了一千二百多人。
一九三六年四月，北平市地下共产党委员会决定由导生代表北平学联和华北民众各界救国会去上海参加两个代表大会：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代表大会。在全国学联代表大会上，导生被选为全国学联主席。
学联大会结束后，导生又得到共产党北方局的任务，要他前往保定、石家庄、太原、西安、开封、郑州六个城市去检查和推动民先队的工作。走前，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当时叫老魏，中共建政后任北京市共产党委员会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在一家公寓约会导生。彭真对他说：“河南形势很紧，不安全，你就不要去河南了。”可是，导生没有听从彭真的劝告而去了河南，果然在河南被捕，并被作为中共要犯准备押解南京。庆幸的是，在押解路上，他趁看守熟睡时跳窗逃走，连夜逃回北平。可是，这第二次被捕使得北平共产党组织失去对他的信任，停止了他的组织关系，取消了他的党籍。
导生是个很坚持的人。他并没有因此而另择它路，而是坚持自己的清白，并依仗着他在共产党组织中的人脉，坚持在共产党组织中做事情，同时坚持要求共产党组织恢复他的党籍。当时正当一九三七年日本大举侵犯中国华北的当头，在这战乱时期，已无人有心顾及导生的要求。他只好在一九四0年不情愿地重新入党，但是他仍然一有机会就向党组织提出恢复他一九三五年党籍的要求。
直到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共建政后，导生到北平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再当面向新任国家副主席的刘少奇提出要求，要中央恢复自己一九三五年的党籍，刘少奇答应交中央组织部办理。一九五0年七月十五日，中央组织部反复调查后决定恢复导生一九三五年的党员资格。经过整整十四年的坚持和周折，导生的党籍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可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一九五五年五月又有人对他的被捕提出疑问。
当时导生正担任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青年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调阅了刘导生的有关档案案卷，便亲自启程去开封反省院实地了解导生的被捕情况。胡耀邦可谓足够认真负责，可是他却搞错了一个关键之处，他误以为导生是从开封反省院逃脱的，而实际上导生是从河南省国民党党部的二楼逃脱的。
胡耀邦看到开封反省院铜墙铁壁，层层严密把守，犯人就是插翅也难逃。他开始对导生逃出虎口的说辞产生了怀疑，回到北京后他便决定对导生停职审查。
导生当时正作为团中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参加江苏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主持会议的上海市长柯庆施突然通知导生，中央组织部要他马上去一趟，有要事。导生立即前往中央组织部，一进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第一书记安子文的办公室，就见到安子文正和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交谈。安子文劈头就对导生严肃地说：“你写的历史材料态度不端正，要立即停职反省，重新认真交待。”这突然的指责使导生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从何说起。导生苦思冥想，最后觉得安子文所指的历史材料一定还是他交代的一九三七年被捕和逃脱的历史，看来党组织还是怀疑他。
导生回忆录写道：“胡耀邦同志主持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批判会，对我进行面对面的批评帮助。焦点是要我交待清楚：一九三七年被捕后，是如何逃跑出来的;认为我写的村料是胡编乱造。有同志说，你的历史材料像是写传奇故事，而且说得很周密，简直写成福尔摩斯的小说。有的说，国民党的监狱，像铜墙铁壁，你怎么可以逃得出来呢?还有人说，你不要自作聪明反被聪明误，应对党忠实，如此等等。”导生委屈地解释说，他是从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后楼的一间空房子里逃出的。胡耀邦这才意识到自己查看错了地方，当即又指派了一位干部再去开封实地查看，此人看了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旧址的现场后向胡耀邦和中央组织部做了汇报，证实导生交代的情况属实。
中央组织部专案组又花了一年的时间对导生的被捕和逃出作了调查。他们找到了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新旧交替的两任书记长，又找到了当时看守导生的两位武术学校学生，同时也找到导生逃出后借给导生衣服和车费的詹润生，这些人作证所写的情况与导生的交代完全吻合。专案组还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找到当时河南省国民党党部发往中央党部的两封电报：一封是刘导生被捕后河南党部邀功请赏的电报，说是已捕获中共要犯刘导生;另一封电报是在刘导生逃出之后，河南国民党党部就其失职向南京总部请求处分的电报。这两封电报的发现，使导生挣扎了十八年的疑案终于真相大白。
但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一来到，导生即遭厄运，这个被捕问题又成了他的众多罪名之一。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六月份，导生就被作为“黑帮”揪了出来。他几年前就已从团中央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任副部长。六月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峰与人合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了党报《人民日报》上，揭发刘导生在一九六四年去山东组织了一场孔子讨论会，给孔子三鞠躬，对孔子顶礼膜拜。除了这个“尊孔”罪名外，另一个罪名出自中共中央委员康生一年多前的一个批示，他在导生一九六四年十月写的“四清”总结报告上批示说导生是“贵族老爷态度”。导生看到批示后，第二天就找到康生，问他此话作何解释。康生轻描淡写地说：“我只是灯下随笔，你不要紧张。”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成为不可一世的人物，他的这个心血来潮的“灯下随笔”便成了导生致命的一大罪状。而导生十年前已澄清的第二次被捕的问题此时又成了问题。另外，他还有一个更吓人的罪名是“招降纳叛”，因为他曾在一九六一年批准接收了已被定为右派的历史学家沈元为学部研究员。这纯是我奶奶给他惹的祸。
沈元在大学时因为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劳改农场劳改两年，期满后在一九六一年回到了北京。沈元的母亲与我奶奶是朋友，她托奶奶给沈元找工作。奶奶看到沈元的历史论文实在是才华横溢，就把沈元介绍给正在社会科学部当权的导生，导生又把沈元介绍给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黎澍，黎澍看了沈元的历史论文拍案叫绝，马上决定把沈元破格调入学部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员。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一来，沈元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牵连着导生也背上“招降纳叛”的罪名。后来，沈元被批斗得走投无路，化了妆去马里驻华大使馆寻求庇护，结果被与中国友好的马里使馆拒绝，还把他押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并于一九七0年枪毙，死时才二十八岁。
刘导生性格本就严肃自律，在共产党这部绞肉机中做官，他变得更加僵化寡言。他属于他那一代典型的共产党员：虽仍有一定人性，但对党衷心不移，在人性和党性发生冲突时，他必会站在党性一边。他一生没有整过人，历次运动都是挨整的角色，但对共产党这部绞肉机没有丝毫认识。中共建政后，这类共产党官员早已远离人民，他们自身的那一点点人性对这个邪恶至极的极权制度不会有丝毫触动，挨整时连招架之力也没有，刘少奇也毫无例外。所以，那些迷信共产党内部会出什么改革派开明派的人们都是在那自欺欺人地瞎掰。一叶知秋，导生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
一九三九年时，导生亲历了共产党发动的“肃托”(整肃托洛斯基派分子)运动，亲眼看到许多共产党员被共产党打成叛徒、特务拉出去活埋的惨状，他痛心地把山东湖西地区和微山湖以西地区十五个县的“肃托”运动的残酷斗争细节都一一记录了下来。他的家乡丰、沛地区也深受“肃托”运动之苦，我奶奶的外甥、导生的表兄朱本立是沛县共产党的领导骨干，在“肃托”运动中竟被活埋。后来，导生又亲历了土改和“三查”、“三整”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他公开反对肉体上消灭地主和残酷整肃党内干部的荒唐行为。为此，他遭到滨海地委书记的批评，说他同情地主，有严重的立场问题，并调离他去五莲县的华东局党校学习。
导生是在一九四三年三十岁时结婚的，妻子是八路军一一五师战士剧社的台柱子演员高励。那年高励二十四岁，因扮演曹禺名著《雷雨》中的主角四凤而在当地非常出名。
一九四九年初，导生升任中共山东分局青年委员会书记，随后便到北平参加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对参会人员说：“我们有一个刘导生，还有一个刘道生，俩人只有一寸之差。”
导生一直做青年学生的组织工作，后来又在团中央工作，与胡耀邦关系非常密切。按说，做青年学生组织工作的他应该是个有青春朝气和思想活跃的人。但在我眼中，导生大伯却是个性格木纳僵化的人。我爸爸告诉我说：“导生大哥比我大八岁，我从小就怕他，因为他特别严肃。他考大学时，我娘问他，导生啊，你怎么只报北大一个名额啊，如果考不上北大怎么办呢?他说，四姑，我考不上北大谁还能考得上?他考上北大后，成为学运领袖，带领北大学生上街游行，激昂地走在队伍的前头，高高的个子，一头浓密的黑发，长眉亮眼，真不愧人称的北大美男子。当时正上中学的你的两个姑姑都暗恋他呢!可是进城(指中共建政)刚不久，他的魅力和色彩就全然消失，竟然消失得那么快!一九五二年我刚调进北京就去看他，十五年没见，我心中的大哥一直是那个走在队伍前头的朝气蓬勃的北大美男子。可那次见面我看到的竟是一个僵化的没有思想没有语言的官员，我太失望了!”
我感到，导生大伯虽欣赏我爸爸的学问和文笔，但对这个小弟的反叛性格和活跃思想也深感失望。一九七八年我爸向他提出想去中央党校工作，他立刻就给时任中央组织部长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胡耀邦打了个电话，说自己的弟弟刘珙很有学问和文采，想去党校工作。胡耀邦马上表示同意，并吩咐手下人去通知党校和爸爸的工作单位外文局，只一个星期就把我爸调到了中央党校。可是党校的文化氛围与外文局截然不同，那里教条僵化的党文化气氛令人窒息。爸爸只在党校工作了半年就又要求重回原单位外文局。
导生大伯已经习惯于共产党这部绞肉机中的为官之道，可我的反叛的爸爸却从始至终都对此不能习惯。一九八三年，爸爸以中国新闻代表团团长之职访美期间叛离中共。这件事情对导生大伯一定震动很大，他不与我家来往了。一九八六年，在我赴美之前，我妈妈特别告诫我：“你走前不许去导生家告别，他早就与我们划清界限了。再说，你这一走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不知中国以后是什么样子呢，所以你也不要去两个姑姑家告别了，我看她们也不愿沾咱们家的边儿了。”
从那时起我就深深地感到，这个制度残酷地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系。我知道导生大伯最看重我，因为在一九九八年我回国探亲时，八十五岁的他听说我回来了，不停地对他女儿说：“让晓东来!让晓东来!让晓东来看我!”
导生大伯的长寿与他严肃自律的性格、简单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而且他从来不会发怒也不会大声说话，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隐忍持重的男人。而他的演员出身的妻子高励虽苗条美丽却情绪化。奶奶一次笑着告诉我说：“高励不知为何生气了，一头撞向导生，把导生撞了个屁股墩儿，导生站起来静静地说：‘我走，去四姑家。’”我爸还告诉我说：“文革刚过不久，高励不知为何生了大哥的气，跑到胡耀邦家诉苦，罗罗嗦嗦地说了一大堆数叨导生的话，胡耀邦竟也有耐心听她那些女人家家的话!不过高励的最后一句文革语言让胡耀邦听不下去了，高励操着山东口音说：‘我看他(导生)就是个黑帮!’胡耀邦终于忍不住说：‘高励同志，国民党我们还要团结呢，更何况刘导生!’”
由于导生大伯隐忍持重的好性格，他的婚姻生活始终是幸福平静的。由于他们夫妻俩都是漂亮人，他和高励阿姨养育了四个美丽女儿，加上美丽的高励阿姨，导生大伯被五朵金花围绕着。
导生大伯去世后，我跟我大姑姑的二女儿、我的二表姐通了电话，二表姐曾在北京做了三十几年的媒体人。她告诉我，她写了一篇名为“悼念导生大舅”的文章。文章中有写到：看看今天的社会状况，这根本就不是导生大舅当年追求和向往的美好社会。当年他们热血追求的，是民主、平等、自由的社会。二表姐说，许多报刊不敢登她这篇文章，由于她认识北京晚报的主编，所以经过删减后北京晚报在第一版登出此文。二表姐还说，她又给新华社几个部门打电话，国内部说要请示上面，国际部说要考虑考虑。
放下电话，我陷入沉思。当年导生大伯那一代左倾激进的年轻人确实满怀共产主义“美妙”理想。但是他们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共产主义这一如此“美好的理想”会导致共产极权这一如此邪恶的制度?问题就出在共产主义“否定私有制”的核心价值上，它美妙外表所掩盖的这个邪恶核心是完全违背人性的，因此共产主义是不可实现的。要想强硬地实现共产主义就必然导致暴力屠杀和共产极权。马克思的这句话最能体现其激进态度，他说：“共产党人的道理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废除私有制。(“The theory of the Communists may be summed up in the single sentence: Aboli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导生大伯那一代人的盲目追求造成了中国几代人的灾难。如今，我们已经看到，共产极权制度毁我祖国之山河、断我中华之血脉，连子孙后代都不得安宁，导生大伯能安息否?!
三妹刘晓东于芝加哥
二0一四年一月三十日完稿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