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为何出大师？

大地主刘文彩的弟弟，也就是抗战前曾任川康省军政首脑的刘文辉，说过一句狠话：“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这话有个来历。1939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刘文辉为西康省主席。同年，影视教育大师孙明经到西康拍摄纪录片《西康》，他发现西康学校校舍大多坚固宽敞，政府机构则破烂不堪。孙明经就好奇地问一个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答：“刘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刘文辉这句话以及他的所作所为，凸现的是他对教育的重视，做到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政府楼堂馆所哪怕岌岌可危，也要保证孩子们在安全明亮的教室里上课，刘文辉的政绩观那是相当的“先进”。

孤立地看，这只是刘文辉的“个人之举”，其实不然。1935年，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要在10年期限内普及义务教育。重视教育不能光靠嘴说，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尤其是看得见的、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自抗战爆发后，由于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和沿海发达地区陷落，关税收入丧失，国民政府财政赤字极其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仍然不放弃对教育的投入。

随着日本侵略不断扩大，大批高校不得不被迫西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都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这些大学生逃到大后方后，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确保他们继续学业，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用贷款的办法支持学生上学。经盛鸿先生说，仅自1938年3月起至1939年止，教育部就津贴各高校贷金达10万至14万人左右。“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对于中等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部于1938年2月建立贷金制度，贷款给家庭陷入战区的中学生，1940年底教育部又颁发《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到后来国民政府实行公费制，为教育完全兜底。

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由于政府对教育真金白银的投入，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硬是为学生放下了一张安静的书桌，学生不减反增。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抗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后的2倍。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

现在有一种说法，民国出产大师，回头看，在即将亡国灭种之际，在长期抗战,国家财政濒临沽竭的时期，仍然“对教育的投入，战时要当平时看”（蒋）“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我想，是没有理由不产生几个大师的。相反，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行政手段和“整人运动”对教育的严重干扰，破坏，乱扣帽子，动则以“资本主义”帽子扣人；选拔“人材”，以“政治表现”和“家庭出身”来定选拔标准，对教育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开倒车。到了今天，虽然物质财富比以前丰富，但是如果紅朝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环境不变，也同样难以产生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