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哪里是最早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地方
【看中国2014年02月05日讯】2012年春节前夕，我来到苏格兰爱丁堡，又是春节前夕，我向这座古老的城市道别，回到乌云笼罩的北京。在灰色古堡、绿色草坪及奇幻天空下生活了两年，这次离开，不知道何时再回来。
记得到爱丁堡半年之后，我曾给《TIMEOUT》杂志写过一篇文章，讲述我对异国生活的感受，并把在北京时吃烤鸭用百度饮二锅头喝地沟油看中文网站被毙稿的生活，比作一根宽粉的生活，在北京这个大火锅中翻滚，膨胀，身不由己。而苏格兰的生活充满了梦幻：“爱丁堡的晴天不多，所以人们特别珍惜阳光，苏格兰人有句谚语：‘如果早上有阳光，你就不要再穿上衣服。’每到阳光灿烂的时候，我住所门前的大草坪上就躺满了人，有人正匆匆忙忙走着，突然停下看看天空，就在草坪躺下闭上了眼睛，一个下午就过去了。”“不打车，到哪里都步行，不骂人，路上见人就说sorry，不愤世嫉俗，喝咖啡，在阳光下读书，不抽烟，不翻墙，不谈收入，不谈住房，不骂政府，看社区合唱队演出，当各种志愿者。”
我承认自己对爱丁堡的生活加了太多溢美之词，但想必读者会理解一个人从阴霾中走出来时的心情。现在两年过去了，我对异域风情的生活还是同样的赞美吗？是的，我对空气清新的苏格兰依然热爱，但的确有了一点点的厌倦，也许是因为一成不变的日子，也许隔岸观火的闲适使我感到内疚。还有，我总觉得欠苏格兰人的，满街的艺术家、漂亮的大草坪、清新的空气、纯净的直饮水，文明的生活是苏格兰在贫瘠的小岛上创造出来的，他们不属于我。我喜欢游手好闲的日子，但讨厌不劳而获。
如今我要回去了，来的时候就知道要回去，我希望在自己身上，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对生活有新的认识，对被规定、被污染、被异化、被提速的生活方式的清醒认知。我知道自己有权利过一种文明的、充满自尊的生活，一种有较高底线的生活，我知道自己应该且有能力去实现，即使别人给我们的是单项选择题，我们也应该寻找更多答案。还是两年前说过的那句话：当你爱上仰望星空时，你身深处阴沟就不能甘之如饴，安之若素。
回顾爱丁堡的生活，既谈不上离群索居，也不能算交游广阔，在我有限的生活圈子里，交了一些值得怀念的朋友，我与之交往最深的，是下面这两位。
教堂里的音乐家
乔纳森（JONASON）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也是最好的朋友，美国人。他是个音乐家，教孩子们吹号弹吉他，也在教堂里做事，还是我的英文老师。在英国，教堂往往是最早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地方，留学生会通过教堂的帮助，度过他们在异国最初的难熬时光。这座叫巴克鲁自由教堂（BUCCLEUCHFREE CHURCH）的小教堂就在我家旁边，每个周四我会去教堂打乒乓球，其他时间也和乔纳森喝咖啡，一块谋划去看英超比赛，去中国美国旅游，讨论王立军谷开来的案情。当然也讨论信仰问题，如新教和天主教、犹太教的区别，他还要回答我的刁钻问题，如耶稣和上帝谁更可爱之类。
英国信教和不信教的人大约对开，教堂为了补充新鲜力量，会有意识地向留学生传教，但比较注意方式，以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有一天，两个游手好闲的人在教堂台阶上晒太阳，乔纳森问我：“潘，现在你早上祈祷吗？”“没有。”然后我跟他说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由于在学生时期被要求绝对信仰的经历，我对偶像崇拜和信仰一神论比较敏感，凡要求我放弃独立思想，把自己交给别人的，我都本能地视为洗脑行为。在这样的心态下，我对上帝也“未可全抛一片心”，当然也没办法把灵魂交给他。听我倾诉之后，乔纳森两眼泛红，对我的同情让他看上去极为痛苦。
很久以后，乔纳森告诉我，他每天早餐前祈祷时都会加上我，祝愿能够感受到上帝的慈爱，好朋友的深情厚谊，让我这个无神论者深为感动。
草坪上的首相
我家旁边有块大草坪，面积超过千亩，绿草茵茵，是当地人体育活动、烧烤、休闲的好地方。两年前刚来的时候，由于英语糟糕，我只能远看着人们踢球，不知道怎样加入他们。有一次我坐在椅子上发呆，面前有支球队在热身，有个老人向我频频招手，我跑过去，老人连说带比划，先问我的名字，然后自我介绍，说他叫布劳恩（BRIAN），是组织者，也是守门员，欢迎我加入他们。布劳恩还有个伙伴叫亚历山大（ALEX），一起组织踢球很多年了。
这支球队其实是一支松散的队伍，甚至算不上一支球队，没有队名，没有比赛，每次都是随机分成两拨开踢，也不计比分，踢得好的可以随便过人，踢得烂的也能自由挥霍机会，踢球的至少来自10个以上的国家，不管是谁，只要跟布劳恩自我介绍一下，就可以飞奔上场，布劳恩会吆喝一声：“嗨，谁谁谁来了，他加入哪一拨！”球场洋溢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气质。但是，它又挺像个球队，核心人员相当固定，爱丁堡大学的学生为主，每次都有比赛器材，简单的球门和球门线，也有组织者，布劳恩是这支队伍的灵魂人物。
一个中国小伙告诉我，最初，布劳恩是苏格兰人，为了戒烟戒酒，从格拉斯哥迁居到了爱丁堡，开始在大草坪上张罗踢球，他自备踢球设备，招呼草坪上踢球的流浪人口入伙，到今年已经17年了。两年前的一天，前锋制造了一个点球，布劳恩上来主罚，潇洒地一脚洞穿大门，这时球场上响起了歌声，踢球的人集体唱起了生日快乐歌，场边的几个喝酒的人更用起了“我的太阳”式的美声，把歌声献给布劳恩。原来，那一周是他60岁的生日，今年奔63了，依然能鱼跃扑球。
有次布劳恩问我他的中国名字叫什么，我说叫布莱尔，跟英国首相一个名字，他就是大草坪上的首相，照顾着流浪到大草坪上的各国留学生和青年们，帮他们消除身在异乡的孤独感，引他们找到在苏格兰的第一个小集体。我认为一位多年前在爱丁堡留过学的中国学生，至今还记得布劳恩，感激他对自己的帮助。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间歇，我到大草坪上和正踢球的布劳恩再次道别，这位肖恩康纳利式的硬汉落下了眼泪，说每年虽然都有人来来往往，但他总是不习惯说再见，而且有人比别人意味着更多。这使我有些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