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企现“围城”困境 高管跳槽逃避政治斗争
【williamhill官网 2014年02月03日讯】中国大陆国有企业长期垄断市场，不仅是很多求职者的首选，也一直是经济改革的障碍。有媒体称，不少中国国企高管人员近来跳槽到私营公司，有的是为了不愿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中国国企的这种“围城”现象引起舆论关注。
中国有很多人千方百计希望挤进待遇好、工作稳定的“国营企业”，也有人跳槽到民企，显现出有一种“围城”效应，中国媒体则惊叹中国国企出现人才流失问题。
日前出版的中国《企业观察报》的报道列举出一些相关案例，其中包括：2013年，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王建华跳槽“紫金矿业”出任总裁，使得这位昔日的国企掌门人，转身成为一名年薪超过500万元的职业商人；江淮汽车董事会元老赵厚柱去年8月辞职，业界传言他将加盟北汽福田；厦门国企海投房产原总经理王万生离职后，转入民企泉舜集团任副总裁；以至今年年初，中国联通副总经理李刚离职后，也传出了将出任华翔联信董事长的消息。
北京大学纵横管理咨询集团战略咨询中心的高级合伙人孙连才向中国媒体透露，据他所掌握的资料，近两年国企高管进入民营企业的人数估计已达500人以上。就全国情况而言，这一现象仍有扩大趋势。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解决国营企业效率低下、大锅混饭吃的问题，曾经是邓小平主导的经济改革重点。但经过三十多年“开放”，中国国营经济不但没有实现机制转型，反而因强大的政府行政权力支持，而得以继续享受得天独厚的行业垄断优势。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认为，中国国企高管人员频繁跳槽的现象，说明了目前国企管理机制再次发生了问题：
“在中国，国有企业实际上就是官场，它是政府的延伸。因此，在国有企业任职既有经济方面的考核，另一方面是更重要的政治准则。如果站错了队，很可能就受到连累。它与官场一样，每天都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甚至是勾心斗角。所以很多人的确可能觉得，在国有企业干身心疲惫，愿意到民营企业中去。也只有民营企业，才能发挥他们的才干。”
报道说，中国劳动学会的相关统计显示，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一些具备海外项目背景的高管或技术骨干跳槽情况较多。以行业划分，在高新技术、金融及房地产等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中国国有企业中，年轻的管理人员更易离职，另谋高就。
中国人民大学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教授刘昕认为，由于中国国有企业大多拥有垄断或半垄断权力，业务方面与政府联系密切。因此严格来说，中国国企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营主体。国企高管的工作相当一部分被耗费在搞关系、搞平衡上。同时也很容易成为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些都导致中国国企高管与民营企业高管的工作状态存在明显差异，而国企高管的薪酬也很难达到市场化的福利水平。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国际商务教授苏展则认为，中国国企高管能依靠个人能力开辟在民企的发展空间，不失为一种市场化的调控。他说：
“一方面，这反映出来尽管从2006、2007年以后大陆有‘国进民退’的趋势，但市场经济变得越来越诱人。待遇问题、怎么能摆脱约束、有更多个人发展空间等问题，这些因素就决定了少数国企高管更多被市场经济吸引了，我觉得这是好事。现在的问题是，这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有多大？人才方面肯定有一定影响，但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必然趋势。”
《企业观察报》的报道指出，尽管中国国企高管人员出走原因和理由众多，但他们并不是想跳就跳得动，还必须有适合的外部环境及契机，这其中就取决于政府是否对某些国企特权经营的行业会做出有限的开放。
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去年12月，向11家企业发放首批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批文为例，工信部对于申请虚拟运营牌照的企业审批条件，存在硬性要求：技术负责人需有8年以上信息通信行业工作经验。那些早前在“信息通信”这一国家专营行业就职的人士，自然成为新兴互联网和IT企业青睐的对象。公开资料显示，联通下属联通时科公司负责人翟一兵去年出任神州泰岳的CEO，年薪随即升高到300万元人民币。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的苏展教授认为，虽然近年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但以行政意志对企业的支配现状而言，经济改革能否成功仍将取决于政府如何决定国有经济的比重和地位：
“中国现在新的领导班子说了一些东西，但是并不清楚。中国GDP国有比重约为1/3，好像中国经济更多是民营企业实现的。但是命脉的，如工业部分所有的行业只要有‘利’，全部是国有企业垄断。创新的社会，绝不会是以权力为导向的社会。权力是鸦片，当然我政府能够呼风唤雨、能够支配企业，当官的都高兴。所以，如何让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这个结果很重要。”
苏展教授还指出，现行机制下，中国国有企业仍具有民营企业不具备的优势，包括：行业经营权力、隐形福利待遇，甚至得天独厚的贪污受贿条件等。因此，目前中国国企个别人员离职，并不能说明中国整体的国有经济垄断的现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