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英雄”们的真相
污染我们记忆的尘埃（十二之二）
【看中国2013年11月26日讯】34．狼牙山五壮士
《狼牙山五壮士》的作者邢野先生曾是我的老领导，他创作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曾观看过，他给我写的那幅“清泉石上流”的字至今还挂在我的客厅里。
1985年我曾随一个“上山下乡”工作组在狼牙山所在地的易县管头乡做过半年的农村状况调查工作，并在狼牙山西侧的甘河和五勇村走村串户呆了至少半个多月。期间我也与组里的几个同龄小伙子从狼牙山东侧的西北水花了近两个小时一口气跑上过狼牙山。在五勇村走访时我们也到过狼牙山西侧的龙王庄（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自然村，隶属五勇村），并有幸聆听了当年的老游击组长冉元同老先生对五壮士故事的另一种描述。
很显然，冉老先生是一个直爽、健谈的人。我们围坐在他家的小院里喝着水听他的讲述。我们注意到：他的老婆不断地用眼神瞪他，企图阻止他给我们讲当年的情形，但他却固执地讲了下去，并气愤地说“书上和电影上都是瞎编的”。这使我想起了我们在甘河时有许多人曾劝我们的话：“你们还是别去了（指龙王庄），去了就没有教育意义了。”
按冉先生的讲述：他当时也曾带领游击组阻击过那股日军，但因寡不敌众被打散，就躲在了狼牙山对面山上的树丛里，而那几个人（指五壮士）因不知道狼牙山是条绝路就跑了上去，再想往回跑时已无路可走，于是就短兵相接与鬼子拼起了刺刀，但因寡不敌众、拼不过敌人，边拼边退，加上只顾前不顾后，不小心摔了下去，并没有来得及喊什么口号。敌人退走之后他还上去查看了掉崖人的死活。
他特意指出两点：1、跑上绝崖是迷了路，而非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而故意把敌人引向绝壁；2、是拼不过敌人不小心倒退摔下了悬崖而非故意跳下。
当地村民们还传说：说这五人只不过是几个散兵游勇，来村里后要吃要喝，稍不如意就打人。由于几个人手上有枪，村民们也不敢对他们怎么样。后来有人想出了个办法，偷偷地把他们的行踪告诉了日本人，于是日本人就来围剿他们。
这几个人也不是故意把日本人往绝路上引，而是有村民故意告诉他们这条绝路是一条逃跑的好路径。结果几个人真的上当了。
5个人中有三个是当场被打死的，后来清理战场把尸体丢下了悬崖。另两个当场被活捉，只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从日本人手上逃了出来，从此就有了“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作者：大陆人）
35．白求恩：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1939年11月12日，毛泽东写下了《纪念白求恩》一文，把白求恩几乎神化成了一个完人，称颂他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到文革时，毛的这篇文章被中共定为“老三篇”中的一篇，大陆人必须天天诵读，使得白求恩的名字在中国从此家喻户晓、无人不知。
纵观白求恩的一生，他当然是一个有着献身精神的与众不同的人物，但也决非毛泽东笔下的完人。海外专家对白求恩的研究以及苏联60年解密档的公布，让人们看到了另一个真实的白求恩。
与妻子两度离婚
泰德‧阿兰与白求恩相知甚深，曾和白求恩一起体验过西班牙战争的痛苦。他在1952年出版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一书，是西方世界的第一本白求恩传记。
根据阿兰的记述，1890年3月4日，白求恩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祖籍英国苏格兰。他的祖父是医生，父亲是基督教牧师。生于富裕家庭的白求恩，多伦多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个胸外科医生。
1922年初，32岁的白求恩到英国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结识了21岁的漂亮英国姑娘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尽管两人相差11岁，具有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但白求恩对弗朗西丝一见钟情。考试一结束，两人就结伴赴西欧旅游。1923年8月13日，两人在英国伦敦举行了婚礼。
婚后，他们到欧洲各著名城市游览，度过了一生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
由于白求恩性格豪爽，不拘小节，喜欢冒险，而弗朗西丝个性恬静，内向而羞怯，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开始产生隔膜，使彼此间的敬爱受到了损伤。
结婚一年后，白求恩夫妇离开英国，到了美国底特律正式挂牌行医。白求恩一生没有孩子，他一天到晚忙于工作，而弗朗西丝则一人整天待在家里，十分孤独苦闷。
1926年夏天，白求恩被确诊为肺结核，那时得了肺结核就等于接到了死亡的判决书。一天他对妻子说：“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谈谈，我不知道医生对你说了些什么，不过我快要死了，而你才25岁，前面还有整整的一生。我要你跟我离婚，走你自己的路。”白求恩语气坚定。
“不！诺尔曼，我不离开你，尤其是现在。”弗朗西丝真挚地说：“不管我们中间发生什么，现在我惟一的愿望就是跟你在一起。”“这样没有什么意义。我决不再浪费你的生命。除非你同意跟我离婚，否则我决不到疗养院去治疗。”白求恩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于是两人离婚了。在特鲁多疗养院里，白求恩使用代气胸疗法，终于使自己的病情有了转机，一年后，病愈出院的白求恩被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乐麦吉尔大学聘去任教，他在火车站急切地给弗朗西丝发了一封电报：“病愈，今日离特鲁多，对你感情如旧。”弗朗西丝自离婚后，也没和别人谈过恋爱。她来信说：“亲爱的，既然我们都还相爱，为什么要分呢？”两人于是重婚，那年白求恩39岁，弗朗西丝28岁。
两人欢度了一段胜似新婚的甜蜜岁月后，感情再度出现危机。一天早晨上班时，弗朗西丝关照丈夫买些肉、菜，晚上要为丈夫烧几个好菜。下午，她兴致勃勃地回到家。进门见丈夫正坐在地板上专心致志地研究一副骷髅。她问：“肉、菜买了吗？”丈夫不假思索地说：“在冰箱里。”她打开冰箱，只见一段肠子。她皱起眉头捏起肠子说：“就买这段破肠子？”丈夫猛地跳起来喊：“别动，那是人的肠子！”弗朗西丝吓得“哎呀”大叫一声，慌忙扔下：“死人肠子怎么能和食物放在一块？”白求恩却头也不抬地说：“这有什么呀？你吃的牛、羊、猪肉还不都是动物死了的器官？”
这样的事出现了几次，弗朗西丝实在忍受不了。她感到白求恩的心根本不在这个家里，她相信白求恩想做的是一番大事，而她是他的障碍，于是两人友好协商后，于1933年3月，43岁的白求恩与弗朗西丝再次离婚。
坏脾气与酗酒
1936年9月，得到德国和意大利支持的西班牙弗朗哥军队开始对马德里发动进攻。为保卫西班牙政权，世界上54个国家的共产党人组成了“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共和军进行马德里保卫战，白求恩就是其中之一。
1936年11月3日，白求恩来到被法西斯军队包围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个月后建立了“流动输血队”。1937年初，阿兰也以战地记者身份到达西班牙，两人于当年２月在马德里相遇。
阿兰发现，白求恩虽然是一名出色的医生，但脾气暴躁的坏毛病令周围人难以忍受。“我有时讨厌那家伙，他昨晚又喝醉了，关门时震碎了玻璃。”这是阿兰1937年2月在西班牙的日记中的一句话。白求恩经常做噩梦，为此他有时半夜开车（甚至是救护车）出去不知去向，有一次甚至５天杳无音讯，这让“国际纵队”方面以及阿兰感到很尴尬。
据加拿大人迈克尔‧彼得罗在《MacLean’s》杂志上披露，1937年初，一位美艳惊人，自称卡莎的瑞典记者到输血队总部，要求采访白求恩。据白求恩的年轻助手特德‧阿伦回忆，两人见面不久就双双消失，在一间卧室中共度了两日。特德不小心曾撞见两位裸裎床笫；白求恩间或出门露一面，对人说该记者正对他进行深入访谈。
除卡莎外，白大夫曾向许多记者求欢，闹得声望日隆。加拿大人在国内报刊上读到他的业绩，为之陶醉，于是源源不断地捐款被送到了白求恩的流动输血队。然而，几个月后的1937年4月，在西班牙内战结束之前，白求恩突然离开了西班牙。
当时公开的档表示，1937年4月19日，白求恩给军队卫生部门的首脑写了一封辞职信，信上说，输血队在西班牙当局管理下工作正常，不再需要他了，所以他将离去。然而回国后，白求恩几次要求再次重返西班牙，都被国际纵队拒绝了。白求恩在给他前妻弗朗西丝的信中称：西班牙是“我心上的创伤”。
为什么白求恩会在战事仍在进行时离开西班牙呢？这个谜底直到60年后，苏维埃共产国际的秘密档案解密后，人们才发现，白求恩是被当时的西班牙政府强迫离去的，理由是他被指控为叛逆和间谍嫌疑。
一个名叫胡安‧艾尔琛塔勒的西班牙官员在其写给上级的报告中解释了为何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白求恩离开这个国家。他列举了白求恩的一些过错：“出于行为不端和其它原因，他经常酗酒，其身心状况一向都不适于领导像输血那样细致的工作。……他曾拿走一些首饰，藉口说是要交给某某，后来又说他要到巴黎去把它卖掉，好为本队筹资，其实至今谁也不知道他拿那些东西干了什么。”
“他洋洋得意大手大脚地花钱，从来不想想钱是加拿大无产阶级为了表示同西班牙的团结，常常是一分一分筹集来的。……我们一向注意到他对上前线有极大热情，无论何时，只要有战斗任务；但从来不是为了输血的正当目的。”
然后这位官员给出了对白求恩最严峻的指控：“根据一份已送交我党中央委员会和军事卫生部的报告，白求恩有重大间谍嫌疑。”“他经常接受一位原瑞典记者卡莎的采访，而卡莎被怀疑是法西斯分子。”
尽管事后证明，白求恩的这位瑞典情人不是法西斯间谍，但白求恩的酗酒、爱发脾气等性格作风，以及和卡莎的关系，最终注定了他离去的命运。
陶行知把白求恩请到中国
1936年9月，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为了发动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曾自费到海外呼吁帮助。1937年7月30日，陶行知应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友晚餐会，在那遇到了白求恩。身为国际反法西斯战士，当白求恩听说陶行知来自战火纷飞的中国时，立即紧紧握住他的手，并毫不犹豫地表示：“如果需要，我愿意到中国去！”
不久，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白求恩来到了中国，1938年春到了延安，并在晋察冀边区担任军区卫生顾问。当时的生活很艰苦，没有了牛奶、面包和香浓的咖啡，只有山村的粗食杂粮，但白求恩忍过来了。他拒绝了给他的特殊照顾，和其他人一样，吃住在一起。那时白求恩每天工作18小时以上，他曾在69小时内做了115例手术。
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
阿兰称白求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在对待女人和酒精方面存在缺点，脾气也很糟糕，经常和西班牙医生吵架，“但他对病人非常温柔和关心，似乎他的性格会突然转变似的。”
1939年，白求恩在五台山地区一次手术中遭到感染，得了败血症。当中共领导得知此事后，下令全力抢救。当中共上海地下党得到包括抗生素盘尼西林以及其它抢救药品的采购单时，傻眼了，一是这么大的需要量，别说是没钱了，就是有钱也无法在上海买到这么多的严禁私自采购的药品。
万般无奈下，他们硬着头皮找到上海滩的杜月笙帮忙，杜月笙看了这单子后也是半晌没说话。最后杜月笙缓缓地说道，这次药单的确有些难办，与以往我帮忙的小事儿不一样，不过人家一个外国人能不要命地来帮助我们中国人打小日本鬼子，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有什好说的呢。请明天晚上黄埔江口接货吧，所有费用就算我捐助了。
当这批急需的药品运到唐县黄石村的时候，白求恩已经奄奄一息了。这时，中共内部出现两种意见，一说这些药品太珍贵了，就是给白求恩用了也不见得管用，要是不管用就白瞎了。另一种意见是管不管用也要用。最后大家僵持不下，于是一致认为听听白求恩自己的意见。
于是大家就派了一名翻译与两位负责人前去问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弄明白了来人的意思后，缓缓地说道：“还是用吧，为了我们的事业，生命也是重要的。”可这话最后传回来的却变成了“还是算了吧，为了我们的事业，生命也是可以奉献的。”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终于闭上了眼睛，但一批珍贵的药品却节省了下来。
36．英雄刘胡兰
一个不满15周岁的女孩子，被一伙人用铡刀铡死，这是一出人间少有的悲剧。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教育始终都在用这样的案例来映衬国民政府的残忍和无情，煽动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对那个已经成为历史的政府的仇恨，刘胡兰的故事被写成书、编为话剧、电影、进入学生的课本，在中国广为流传，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们，是谁让一个无辜的少女被她的政府处死，她究竟做了什么罪恶滔天的坏事？另外，她当时能不能不死？她是一个英雄还是一个悲剧人物？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开始查阅许多关于刘胡兰的文字资料，对把她认定为英雄的说法越来越不敢苟同。
就刘胡兰的遭遇来看，她的罹难的过程是不是我们今天所听说的那样令人感动和振奋，有没有被人英雄化，这并不重要，也没有必要再去证伪。关键是我们如何理解英雄的意义。一个仅仅15岁的女孩子能坚强不屈、从容就死，确实是值得人敬佩的，可是一个人仅仅能够坚强不屈、从容就死，并不能说明她就是英雄。能够说明她是英雄的，是要看她为了什么才坚强不屈并从容就死的。
英雄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具有较为恒定的内涵和普适的价值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声名显赫的人物，可这些人物并不一定就是英雄，有些人当时是英雄，可是他所控制的那个时代一旦成为历史，他就不再是英雄，有可能是人类的罪人，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还有一些人，他一时被人们认为是英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逐渐证明他所代表的理念是有问题的，是一种错误的价值取向，甚至与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向违悖，所以，他也就会从英雄的神坛上滚落下来。
我之所以说刘胡兰不是英雄，并非想否定她在面临死亡威胁时的坚强不屈，即使她是被死亡吓得痛哭流涕而不是传说中的以大义凛然，已经都无关紧要。我是要说明，她的死，是两种她个人无法抵御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对她的利用、欺骗和无情的侵犯造成的。她并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她所坚信并为之献出生命的理念、事业，并没有她所看到或是听到那样伟大。
直接导致她死亡原因是她配合敌后武工队处死了本村村长石佩怀。据一些资料记载，这个村长为阎锡山的军队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所以就要杀死他。我们知道，那时阎锡山是国民政府山西省主席，也相当于现在的山西省长，只是当时他把持着山西的军政大权。1949年后的几十年中，村长或是村支书、乡长等，也都是要派公粮、派民工、派税的，这是地方政府的职责，特别是在大跃进和文革中，因为派公粮、派民工而大批逼死农民、逼迫农民背井离乡的村长、乡长，应该并不比1949年前少，也并不比1949年前更善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难道农民或是某个其他的党派就可以私下处死村长吗？
此外，刘胡兰死难时，已经不是抗日战争之时，而是内战之中，中国的内战，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从现在来看，都是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它不是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战争，比如国民政府与大清朝之间的战争，就是一场进步与落后之间不得不进行的战争，也不是抵御外辱的战争，而是一场纯粹是夺取权力的战争，战争之前的国民政府，是有非常多的必须要改变的缺点，但是并非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还具有基本的民主素质，至少它拥有在中国全部历史中，更彻底的选举制和宪法制度，中国人唯有在这个阶段拥有过言论、结社和游行的自由，共产党也是得益于这个自由制度下才得以产生的，共产党的报纸、电台等也就是在这个制度下才得以发行运转的，据一本《历史的先声》的书披露，在共产党1949年获得政权前，曾经许诺要在中国实现比中华民国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而广大民众之所有能够拥护并跟随中共浴血奋战而推翻中华民国，就是因为热切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权力，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更加进步的政府。
刘胡兰就是在这种思想下，她替共产党敌后武工队的武装力量出力，并最终走上了杀人之路。从这一点来说，她不仅不是英雄，还是一个有罪的人。作为政府，需要追究杀人者的罪过和有关人的责任，本来是天经地义的，刘胡兰等人参与了杀害村长的犯罪行为，自然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只是，我们看到的是，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想到用法律来解决问题，一个方面利用法律的保护，钻法律的空子，实行暴力推翻政府的行为，另外一个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不经过合法的审判，就大肆屠杀相关人员，甚至对一个少女也没有起码的同情和人道，虽然双方很难认定谁为因谁为果，可是这样的残酷现实是我们不愿意再看到的。
我们看到刘胡兰的可悲之处，失去了对自己生命的珍视，也视别人的生命如草芥，她的英勇和坚强，不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人类普适的目的，也不能体现人类本质的价值，而是为了自己一群人的私利的执著；她的从容就死，不是为了更加崇高的自由和社会的进步，所以，这个少女的死是可悲的，而不是英雄式的。
像刘胡兰这样的少女，应有她们的自由和充满爱，而不是充满仇恨的生活，让她们不必为了像她们那个年龄还不了解和无法认识的东西去献出生命！（本文原题《是悲剧而不是英雄!刘胡兰死亡真相》）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