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被整肃与中国的社会正义

【williamhill官网 2013年11月16日讯】记者11月初,从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获悉,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红兵兼任新快报社社长;由集团管委会委员、羊城晚报社社委孙璇兼任新快报社总编辑;集团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副总编辑李宜航不再兼任新快报社社长、总编辑;对新快报其他班子成员做出部分调整。

陈永洲收了钱是肯定的,中联重科有问题也是肯定的

陈永洲收了别人的钱,然后发一家上市公司的负面报道,这样的事情,在新闻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个事情唯一的新鲜之处是,这一次,得罪的大公司看来后台硬得可怕,可以跨省抓捕,而且很快叫陈永洲认罪,还上了央视。最后连所在媒体《新快报》也在劫难逃,领导换人了事。

陈永洲有没有罪,这是另外一回事,这一次整陈永洲的法律程序肯定是混乱的。只有法院才能认定谁有罪,而陈永洲还在看守所,就被迫承认有罪了。看来我们可以不需要法院了,只要警察抓人,关进看守所,央视一报道,就可以判刑了。

中国,不管做什么事,你都要有后台,你没有后台,什么事都做不了。高干子弟经商为什么容易成功?倒也不是说每一个高干子弟都靠违法乱纪赚钱,不过因为他们有后台,他们做起事来没人敢刁难他们,所以他们就成功了。如果你出身平民,每个官员都想来啃你一块唐僧肉,你这个企业就办不下去了。在中国的上市公司,几乎每一个都是有背景的,不是这样的背景,就是那样的背景,你没有后台,你就算摆个大排档,也会被城管掀掉,更不用说经营一家上市公司了。

中联重科是谁办的?网上许多好事者已经搜索出来了,都是省部级高官的子弟。中国媒体,八成以上都是靠敲诈吃饭的,陈永洲的失误之处,就是选错了对象。

先不管陈永洲收钱没收钱,我们看看中联重科有没有问题呢?我相信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没有问题,是不必怕别人造谣的。别人造谣了,你可以起诉他,也可以接受调查。现在别人说你有问题,你不敢接受调查,反而想办法去抓人,可见,这个企业是有问题的。而且根据我们对中国上市公司一贯的经验,在中国干净的上市公司几乎没有。西方国家因为司法独立,所以没有特权公司,不管是什么公司都必须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之下。这样他们的上市公司就非常规范,他们的上市公司就不敢造假。当然也不是说绝对没有造假的公司,只是他们的犯罪成本非常高,所以相对来说,他们的上市公司比我们要干净很多。但是在我们国家,公司上市就是为了圈钱,真正的好公司都不稀罕上市。只要能上市,各个公司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造不造假根本不是问题,能不能上市才是问题。你要严格说起来,中国就没有真正干净的公司。中国股市变成了一个赌场,甚至连赌场都不如,这与上市公司本身诚实度缺失是有很大一部分关系的。

中联重科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如果我们的司法是独立的,这样的公司可能根本就活不下去。

司法不能独立,认罪就永远可疑

陈永洲收了钱,也不等于他就应该被跨省抓捕。这一次抓陈永洲的程序肯定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也像美国一样严格地执行刑事诉讼程序,那么陈永洲是百分百可以获释的。这一次央视播出了陈永洲的画面,细心人发现,陈永洲脖子上有勒痕。且不说长沙警方开着中联重科的车子去广东抓人,就凭这条勒痕,我们也可以推定陈永洲在监狱里是受了虐待的。

中国司法不独立,所以中国看守所里发生了一些什么,没人能监督。我们只是听一些虎口脱险的人,出来之后谈自己在看守所里的遭遇。在这样的看守所里,犯罪嫌疑人认罪了,这是非常可疑的。太子奶的创始人被抓进看守所,受到折磨,并且不断抓他家里的人,最后没办法,只好屈服,放弃对太子奶的所有权。你被抓进去了,你不服输是不行的,他们总有办法对付你。布哈林是列宁最欣赏的革命家,和斯大林有矛盾。斯大林上台后,想要除掉布哈林,就把他抓进监狱。先是严刑拷打,布哈林不认罪。斯大林就对他说:如果你不认罪,就会枪毙你的老婆孩子。没办法,布哈林只好屈服了。

只要没有独立的司法,陈永洲认罪就没有什么意义。不管是谁,进去了都要认罪。因为你完全没有还手之力。我咸菜是没有进去,进去了,不管你叫我承认什么,我都会承认。被打得受不了,生不如死,一个人就会什么都承认。佘林祥就是一个例子。佘林祥老婆不见了,别人说是他杀的。他不承认,可是不行,被打得受不了,只好承认了。又过了好多年,他老婆忽然又活着回来了。这才揭发出一个大冤案。不过好在佘林祥没有被毙。内蒙有个叫呼格吉勒图的小伙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发现女厕所有个女尸,就报了警,结果警察把他抓了起来。严刑之下,他只好承认是自己杀了人,结果被毙了。但是过了好几年,忽然又有一个强奸杀人犯主动供述是自己杀了那个女青年,但是那个冤死的呼格吉勒图始终没法子平反。与此类似的还有聂树斌案,赵作海案等。

这些是揭露出来的案子,我相信还有许多没有揭露出来了冤案,严刑之下,何求不得?我父亲在世时,跟我说过一句话:“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搞过民主,只有专制,司法不独立,黑暗无法揭露,所以就造成了我们的冤案发生率特别高。我见过几个上访的老访民,有些人确实是精神不正常,有妄想症,老以为自己是被人迫害了。但确实也有一些人真是受了冤屈。

不管是什么机关,都不能搞得太神秘,搞得太神秘,没有人监督,它最后都会成为一个罪恶的发源地。我们为什么要支持搞司法独立,就是为了让中国人也能享受到现代法律制度的优越性。1840年以后,西方国家侵略中国,搞治外法权。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西方人的法庭比我们自己的法庭公正得多,最后小百姓们都愿意往租界里跑,租界里人满为患。小百姓是不管你什么爱国不爱国的,我在西方人的统治下能安安心心地生活,而在我们本国领导的统治下却被欺负得受不了,那我自然就要投靠外国的租界,你骂我不爱国,那你们这些老爷为什么不能少制造些人间悲剧呢?人性的本质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的,西方人并不是天生就比我们中国人公正,只是他们有一套制度可以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这套制度其实也很简单,而且目前风行世界,但我们有些人就是要拒绝,这是为什么?我想答案其实并不复杂。

当然我说陈永洲是不是认罪没什么意义,并不是说陈永洲真的没有收别人的钱。陈永洲多半是收了别人的钱,但是我们的司法程序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并不能认定陈永洲就有罪。美国有个著名的辛普森案,全国人民都知道肯定是那个狗东西犯了案,但是因为警察在取证时程序有瑕疵,结果让辛普森逃脱了法网。美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案子?并不是他们想要包庇罪人,而是因为要树立一套规范,有了这样的规范才能避免好人受到冤屈。

媒体敲诈企业,其实是一个权力角力的过程

中国媒体大部分都是靠敲诈生活的,这是一个没有什么疑问的事情。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府给媒体的钱不够多,许多报社连养活这么多人都困难,不搞些额外收入就没法子在社会上生存。我说的这些媒体包括中国所有的媒体,包括那些顶级的。二是中国社会法制不健全,做好事,没人支持你,做坏事,也很少受到惩罚。当然,要选择好敲诈的对象,有些公司是可以敲诈的,就是那些没有什么官方背景的公司,我们甚至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整死他们。而有些公司是不能敲诈的,因为他们有官方背景,你事先要想好,能不能通过官方力量的对决,压倒对方。其实每一次媒体对企业的敲诈,都是一个双方动用各种官方力量互相角力的过程,看谁能动员更多更有力量的官方势力。至于谁对谁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哪一方有实力。

咸菜也在媒体里面混,我清楚知道一些敲诈事件的幕后情况。在我的感觉里面,媒体对企业的敲诈,这是一个刀口舔血的事儿。要有一颗喜欢冒险的心,还要有一帮子关系,这才能把这个戏演好。这种敲诈的工作,总体上来说对实体经济是有伤害的,因为被选定为敲诈对象的企业一般都是没有官方背景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一般来说都是靠努力勤奋来发展自己的,这样的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撑力量。而一些损害中国社会利益的大型垄断企业,是不怕别人敲诈的,记者们一般也不会去招惹这些企业。

有官方背景的企业,靠坑害人民来生活。而大部分媒体为了多捞点外快,就靠坑害那些没有后台的企业来生活。在中国,没有官方后台,不管你做什么都做不好。外国企业为什么能做得非常大?就是因为他们有一整套的法律制度来保证企业不受权力的侵犯,而在我们国家,是没有这一套制度的。我们的企业常常不是靠自己的实力来发展的,我们的企业是靠和官方维持一个好的关系来发展自己的。和官方关系最好的企业,肯定不是对社会最有益的企业。中国的企业没有诚信度,我们的人民不相信他们。中国人宁可忍受屈辱到香港去抢购奶粉,也不愿意买国产的奶粉,就是因为中国企业多半都是靠官方的扶持而生存发展的。如果官方的诚信度不高,就会连累到企业的信誉。

媒体收钱算不上受贿,世上没有空洞的正义

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我觉得媒体靠敲诈生存,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官方势力不是太大的话,媒体的敲诈对于规范中国公司的行为会有一些好处。媒体收钱,这其实算不上受贿。如果一定要规定媒体不能收受任何集团的钱财,那我们国家所有的媒体都可以关门了。因为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靠政府给经费的。政府通过养活这些媒体,得到媒体的赞颂,这是我们国家舆论的一个特点。你如果不允许媒体收受别人的赞助,那么你们政府为什么要给媒体钱财?媒体,是社会公器,本来就应该是以多种方式生存的,收受社会的赞助,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有人可能会说:收了坏人的钱,帮坏人说话怎么办?这个不用担心,因为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一个媒体睁眼说瞎话,民众就会抛弃它。媒体它不是行政机关,它并不能主宰国家的政策,也没有行政权力,所以也不可能对社会大众构成实质性伤害。媒体能不能发展,是一个社会选择的过程,不需要政府操太多的心。现在政府插手干涉媒体收钱的事,那只能说是想要垄断话语权。就像是有人包了小三,就不准小三收别人的钱,那并不是为了小三好,而只是想垄断小三的使用权。

也有人说,媒体,你是代表大众说话的,你如果也要钱了,那这个社会岂不是没有正义可言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寻求正义,从来就不是空洞的。空洞的正义也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正义,听起来很好,但是如果正义不能给人带来利益,那它就只能是少数人意淫的产物。当年红军在江西搞革命,贴出来的标语并不是什么关于正义的空话,而是关于利益的许诺,它是这样写的:“农友们快来参加红军吧!可以分田分粮食!”没有田没有粮食,鬼跟你搞革命!1946年,国共内战迫在眉睫,毛泽东说:“要给农民以看得见的利益,这样农民才会跟我们走。”没有利益,就不会有革命,也不会有正义。正义本身就是对不合理的利益分配进行的再分配。

今天,中国社会物欲横流,权力不受制约,人民生活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媒体对社会的监督。但是如何才能调动媒体监督权力的积极性呢?那就是物质利益。有利益,他们就会乐于监督权力,有利益,他们就会乐于承担风险。拿陈永洲来说,他拿了别人的钱,这是不错的,但是只要他反映的问题是属实的,他拿钱也是应该的,是社会对他勇敢揭露黑暗的一种奖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钱,才会有记者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去揭露权力的腐败。没有钱,还要冒风险,只有一个正义的空名,那是不可能调动广大记者的积极性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抓捕陈永洲,整肃《新快报》,对于中国的社会进步并没有好处。陈永洲收了钱,不等于他揭发的事情是错的。如果我们把媒体监督最终变成了权力在幕后的博弈,那么权力将更加猖狂,而人民的生活将更加痛苦。

[结语]收钱不是问题,有没有为人民说话,才是根本的问题。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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